国共合作初期的中共跨党党员研究（1922一1924年）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5)03-0019-12

跨党党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形成的特殊群体。究其原因，建党初期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屡遭挫折，党外合作的设想又无法被孙中山接纳，必须另寻出路。对于国民党而言，组织松散、成分杂糅的缺点迫切要求其吸收“新鲜血液”，巩固组织基础。目前，学界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问题已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一是以西湖会议、中共三大为对象研究党内合作政策的形成过程；二是从制度实践角度探讨党内合作的运行机制；三是从政党独立性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国民党右派的抵制下争取话语权，强化共产党员的身份认同感。[过往研究多从中共高层领导人视角出发，在宏观层面上梳理国共合作的展开过程，但对于跨党党员群体的流动情形鲜有论及。

本文主要聚焦三个问题，一是中共是如何一步步推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经历哪几个阶段，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党员有着怎样的心态转换；二是跨党党员在国民党内具体担负何种工作职责；三是跨党党员在推动革命过程中遇到怎样的发展困境，又对中共的发展策略造成什么影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析，进而展现党内合作政策的初步实施成效及限度，以期推动对国共合作形成史的认识。

一、西湖会议后共产党员

加入国民党的实施过程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为推动国共合作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商讨相关事宜。最终在马林的积极推动以及李大钊的耐心说服下，会议决定“在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独立性的前提下”[2实行党内合作。中共很快尝试采取部分党员自愿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一方面两党联合，一方面设法个人加入国民党”。会议结束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在孙中山主盟下正式加入国民党。[2他们成为首批加入国民党的跨党党员，并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国共两党已经开启合作，但在西湖会议后，关于党内合作的决策并未在中共党内得到强制执行，加之党内仍有反对意见，因此会后“只有很少几个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3]，其余多数党员仍处于观望状态。后经李大钊及广州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一再解释，其反对的观点才慢慢地消减。据中共早期党员于树德回忆，国共正式合作前两党内部均有一部分党员不同意合作，不懂得统一战线政策的好处。直到中共三大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才被正式确立下来。会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以议决案的形式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作出要求。[4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案的通过，一方面以正式文件将国共合作构建成型，另一方面成为了此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行动依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行动也步入规模化阶段。

上海作为“酝酿国共合作的策源地”，率先执行全面党内合作政策。三大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该机构除领导上海本埠外，并兼江苏、浙江两省发展党员及组织、指导工人运动等事务。[51923年7月9日，上海地委兼区委召开会议讨论国民运动相关的问题，“限最短期间内全体加入国民党”[6]。但由于“上海同志来去无定”，小组调整频繁，又加之开会时经常出现委员缺席的状况，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工作竟陷入停滞状态。[据徐梅坤回忆，尽管规定了全体党员加入，“但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有的公开，有的秘密”[8]。广东有些地方青年团则出现了团员自请退团的现象，如“团员苏鹗元，以不满意国民运动决议案，及不满意团员尽量加入国民党，来函坚决自请出团”，广东区执委终以“反对本团政策”为由将其除名。[9安徽安庆地方青年团执行党内合作政策的情况亦不容乐观，其22位团员中加入国民党的团员仅有2人。[10]各地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全体加入国民党的目标一时未能实现。

中共中央很快注意到各地工作出现的问题，故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分析指出，“大会决议案，尚未能充分执行者，一，因同志中对于决议案有多少疑虑；二，因国民党本部办事不敏决；三，因同志们和国民党党员间的猜疑及政治观念不同；四，因本党经济困难”[]。为了敦促各地的党员尽快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制定《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提出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有国民党组织的地区加紧推动加入国民党的工作，并发出《中央通告十二号》，要求各区及未成区之地方或组，须“常寄报告至中央”，以便中央及时了解地方情况。[在中共中央的敦促下，各地对于加入国民党问题又作出进一步部署。中共上海地委要求各组组长清查本组加入国民党的情况，对于未加入者“应于两日内报告”并设法找人加入，且要求这一项工作须在三日内完成。[2团上海地委紧跟中共上海地委部署，对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时限问题也作出明确规定，同样要求“限三日内尽量地加入国民党”[3]。11月，团广东区委开始加紧核查各区域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实际人数，并表示“尚未加入者，仍饬广州委员会促其从速加入”[4。至于新成立的团香港地委中“港地同志之加入民党的，已过半数，其不加入的将来也可望其加入”[5]。

另外，对于“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国民党员，并成立国民党基层党组织。“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6]。也正因为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各级组织基本由中共党组织帮助成立，因此不要求共产党员强制加入国民党，团员则“自由加入，团外由二人以上之介绍”[7]。这些地区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过渡到国民党员身份较为顺利。以天津等地为例，由于之前国民党并没有在此建立组织，团天津地委协助国民党在此创设国民党支部后，团员便全部加入国民党，党员、团员因而也在国民党部占据了多数委员席位。这固然达成了中共中央所要求的既定目标，但对于同样是新近成立的天津地方青年团而言，重要干部的工作重心几乎全在国民党方面，导致大部分团员在组织国民党上花费了“半年工夫”，反而使得其自身建设出现停滞不前的窘境。[8]对于团天津地委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如何使新生力量加入青年团，甚至迫切期望团与国民党互相独立。又如河北唐山等地，国民党基础薄弱，为迅速组织力量，中共要求全体党员加入其中，同时重新召回老国民党员进行登记。团唐山地委王书林认为，唐山是发展劳动运动的区域，倘若国民党县部掌握在“一班反劳动运动的手中”，势必会造成分裂，更何况“现在的国民党，亦非是三十年的国民党可比，那些退步，因袭宗法，不暗新思潮的，可以说不配入党”，因此对于这些老党员应当严厉审查。[9]客观而言，这样的策略调整不仅有助于国民党在地方上的发展，也使共产党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除指令性的明文要求，有特殊身份的跨党党员也是架构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一道桥梁。正如在西湖会议后提倡的，让部分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再推动其他党员加入，这些率先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都起到了带头作用。例如林伯渠，不仅是“国民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时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一职。在林伯渠率先垂范下，不少共产党员逐渐放下了对加入国民党的抵触情绪。当国民党中央参议覃振询问林伯渠，有无办法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林伯渠随即找到当时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商议此事，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回湘进行组织。毛泽东在给林伯渠、彭素民二人的信中也提到了具体实施步骤：“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3这充分说明林伯渠、毛泽东等在协助国民党改组与推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至1924年5月中央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时，上海、北京、山东等地的党员基本已加入国民党，湖南地方的党员则“已完全加入国民党”，团员加入者也有“十分之八”[4。总之，中共推动党员、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不少地方党、团组织都是全体加入。

二、跨党党员的工作职责及其主要活动

随着中共三大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不断得到贯彻落实，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参与到国民党的事务中。为了防止两党在工作中发生冲突，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就对全党如何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如何在国民党内开展改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决议案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完成改组后应该“更加以努力扶持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以往的缺点”，而心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且“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5]

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会代表的产生方式多样，既有孙中山直接指派，国共两党提名推举，也有各省党员自行推选。与会的165名大会代表中，共有23名共产党员，其中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李永声、沈定一、谢晋由第一种方式产生，林伯渠、毛泽东、李维汉、夏曦、袁达时、张国焘、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于方舟、王尽美、刘伯垂、李立三、陈镜湖则由各省市选出。[大会成立中央党部，下辖秘书处及组织、宣传、工人等1处9部，并选举产生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4位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组成主席团，并由5人轮流担任主席。[大会通过了实行三大政策的宣言和党章，选举了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韩麟符、沈定一、林伯渠、于方舟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参加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8在会后组建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里，组织部长一职由谭平山出任，农民部长则由林伯渠担任。其他诸如工人部、妇女部等，大多数实际工作由共产党员承担。[9]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不少中共党员跨党进入国民党决策层，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第十三号通告明确提出要进行“努力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后，多数中共党员都投身加入国民党地方组织的筹建当中。[10]各处党组织向中共中央汇报地方情况时反映，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地方执行部的工农部、宣传部、组织部、青年妇女部等部门均“有我们的同志在内办事”，而且“有任要职者”。[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各省的国民党党部“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是“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也几乎从“不开代表大会”。周恩来也曾说过：当时各省的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由是观之“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2]

1923年10月广州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孙中山计划着手对上海国民党本部进行改组重建。11月29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赴沪筹备上海本部转向上海执行部的改组工作，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12月17日，他又致电上海国民党人，决定正式改组国民党上海本部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原因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已经在广州成立，原驻上海的国民党本部和组成人员理应“着即取销”，可以“另组驻沪执行部，以符新制”。「3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加紧筹备的步伐加快，1924年2月25日，上海执行部召开首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确定了各部门设置并推举通过了各部门负责人及成员，其中国民党员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3月2日，上海执行部正式对外办公4，直接管辖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五省市的党务，并监理上海特别市党部的职权。实际上，在上海执行部中汇聚相当一部分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由此不难看出国共两党对上海这一革命阵地的重视程度。

1924年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负责领导北京、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察哈尔、绥远、甘肃、奉天、热河、吉林、哈尔滨、黑龙江、新疆等15个省市的革命工作。执行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调查部、妇女部、秘书处8个部门，李大钊任组织部部长，于树德任青年部部长。[5随后李大钊依照《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指示精神，指派于方舟、于树德等共产党员前往各地帮助国民党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但由于当时北京执行部规模较大且经费困难，以及遭受北洋政府极端压迫，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后无奈被迫离开北京。“各部强半停止办公，惟秘书处常务委员，仍寻觅秘密地点，指挥各省市筹备员，秘密进行筹设各地党部”[6]，北京执行部被迫压缩规模。

1924年1月30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决定除保留上海、北京执行部外，另增设汉口执行部。[会议预备在汉口等5个城市建立地方执委会，以汉口执行部直辖湖北、湖南及陕西三省党务，并委派执行委员覃振、候补执行委员张知本前往主持。[由于张知本坚辞不就，覃振滞留上海，国民党中央只得改派时任中央农民部部长的林伯渠赴鄂建立汉口执行部，彼时湖北的国民党组织几近于无，且毫无公开活动的权利。1923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国民党组织的决定，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董必武、廖乾吾等负责帮助重建湖北省、市党部。1924年4月，国民党湖北省临时省党部筹建，董必武担任该部主要负责人，同时主持成立了国民党汉口市临时党部。5月，董必武又担任了中共汉口地委委员长。[9在中共党组织的协助下，林伯渠顺利建立起汉口执行部。其中组织部干事李立三、许白昊，宣传部干事项英、青年部干事林育南、妇女部干事夏之栩皆为共产党人。[10]汉口执行部的活动很快被军阀吴佩孚所察觉。5月初，据侦探特务的报告，吴佩孚密电北京政府，“通令严防”分赴各地领导罢工的“上海工党”。湖北军阀萧耀南亦因得到“京洛密电”[2]，1924年5月13日突然派出大批武装军警与便衣特务对汉口执行部进行搜查，逮捕了许白昊、吴玉山等8人。[3随后又颁布训令，要求“严密查防，以弥隐患”[4]。汉口执行部被查封，中共湖北党组织也遭受严重打击。由于林伯渠在武汉难以立足，被迫返粵，汉口执行部暂告结束。

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从事领导工农运动工作，这一运动在国民党一大后有了质的发展。邓中夏指出，当时的国民党人有意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有组织、接近群众的党，但国民党人无法胜任群众运动工作，“不得不依靠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分子”，所以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为数不少，特别是“工农两部大半为共产分子主持”。[5这些在国民党内担任干部的中共党员不得不以国民党的名义，积极发动群众运动。

国民党一大后，共产党员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共产党员彭湃与阮啸仙则任组织干事。林伯渠十分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主张“中国国民革命问题，实即为农民解放问题”[6]。也正是在林伯渠的倡议下，罗绮园、彭湃等共产党员也来到农民部工作。早在1922年，彭湃就领导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在海陆丰农民运动中，彭湃认识到了农民运动存在后备人才不足的隐患，在给朋友的信中反复提到：现在“最憾事，即是少同志”，该问题几乎让我“夜夜都梦去寻求同志”。[国民党一大后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战线，工农革命运动的形势较好。为了培育农运干部，1924年6月30日，彭湃提议“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养革命急需的“各地活动干员”，[8]经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议案，成立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被任命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给共产党员发动农民运动提供了便利。如彭湃、阮啸仙即以特派员的身份合法公开活动，他们深入到各地农村，协助当地农运干部，“筹备和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9]。在阮啸仙的协助下，花县等地率先建立起农民协会，促进了北江农民运动的发展，顺德的农民自卫军也基本建立。

与此同时，共产党员帮助国民党努力发展工人运动，将重心放在当时比较薄弱的上海、广州与武汉等处。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北京、汉口三个设立起来的地方执行部中均成立了工人部（或工农部）。如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由中共党员或国民党左派主持，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形较好。其中，广东是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工会组织可以合法存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人委员会书记冯菊坡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秘书，刘尔崧、施卜担任干事。工人部部长则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广东发展起工人运动。[0]为整合广州的工会力量，共产党人发起成立了统一的“广州工人代表会”，领导广州的工人运动。在此基础上，5月1日广州工人代表会正式成立，参加的工会组织有70余个。工代会成立后中共党员深入工人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改组旧的工会，加速工会产业联合，这些举措使得中共在广州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上海的情形则与广州大有不同，尽管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但自“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便陷于消沉。一方面上海处于各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的联合压迫下，工人运动实难发展；另一方面“上海的流氓比任何地方都多”，也成为工人运动的一大障碍。[中共中央因此充实了上海地委的领导力量，1924年5月10日—15日，党的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进行了组织调整，上海区委改称地委，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改称工农部，领导安源运动的李立三被调任上海地委任工农部书记，同邓中夏、王荷波、项英一同领导上海工人运动。[2]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发展地方党组织，审核登记老党员，发展吸收新党员，严密党的组织，积极领导发动工农运动，使得国民党大体上转变成为一个政治化、群众化的革命同盟。但是，自国共合作以来，国共两党内部反对声音不断，国共党员理念上的摩擦、新旧党员权力地位之争，使得反对跨党党员的暗流日益增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面临的工作困境，在影响国民党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造成阻碍。

三、跨党党员的工作困境

与党内合作政策的调适

在国民党一大前夕，国民党内部对于国共合作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是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代表，赞同国共合作，认为“合则两利”[3]，而在另一部分以邓泽如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党员看来，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不外乎两个理由，一方面是第三国际的强制性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借助国民党的力量以维持生存。这些国民党右派成员甚至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应当持“归顺”的态度，从而认定共产党日常开展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对国民党的不顺从，并认为共产党是想“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他们指责陈独秀欲借助苏俄的力量，迫使孙中山使国民党“隐为彼共产

所指挥”。[5]

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共与国民党右派的摩擦已经开始显现。1924年1月28日上午，按照议事日程，审查委员会对《中国国民党章程》进行报告，在对章程草案进行审议时，国民党元老方瑞麟表示“对章程审查报告要发言”，他指出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一时间竟有十余人附议。「李大钊当即予以驳斥。他指出共产党员堂堂正正加入国民党，是为“参加国民革命事业”。[7]叶楚伦、李永声、汪精卫等人也对方瑞麟的提议持反对态度，表示支持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推进国民革命。廖仲恺也发言表示：对于加入本党的人，“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此外“不必多问”。胡汉民针对这一情况，认为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不必在章程上明文规定。[8在随后的表决中，大多数国民党员都举手赞成这一观点。但就在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仍有一些国民党右派在报纸上发文抗议《国民党宣言》中新增的几个段落的言论，他们都认为是“鲍罗廷强迫孙中山把这些东西加进去的”[9]。

随着国共合作的大幕徐徐拉开，各地的基层国共组织间的“摩擦”开始增多，其中尤以上海、广州“为最”。[0]根据《国民党总章》的要求，上海执行部开展党员重新登记工作，要求国民党的党员需要在填表时说明现在和将来愿意为党做什么事情、对于现在社会的态度和见解、对于本党的意见等等。党员登记和基层组织重建工作主要由当时担任组织部秘书职务的毛泽东负责。但此项工作遭到谢持等国民党右派的故意刁难，他们并不予以配合。谢持以自己在党内“革命几十年”资格老为理由，要求“免填”登记表，遭拒绝后竟然“将桌子一拍，就是不肯填表”，最后“一怒而去”。[]除此之外，国民党左、右派在争取选票上同样爆发了冲突。在党员重新填表登记后，国民党人员已趋基本稳定，于是决定召开四区国民党党部成立会。这时右派势力为在区党部争取多数席位，竟然企图纠集流氓制造武斗，以破坏选举。共产党方面了解情况后，决定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及同情我们的左派都要出席会议”，以“保证会议顺利进行”。[2为维持会场选举秩序，中共党员王荷波领导组织了纠察队，从主席台到会场门口都设立了岗哨。在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通力合作下，右派的阴谋被挫败。再如，北京地区也发生了争夺选票的激烈斗争，团北京地委向团中央报告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选举的冲突。1923年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要求国民党的各地组织要建立省党部、县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纵的体制，因此北京地方加快了推动成立市党部的步伐。但是北京的情况复杂，国民党内小团体众多，因此中共必须不断吸收同志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壮大力量。[3由于此前已有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右派刻意拉拢的迹象，中共故对右派势力已生警惕之心。但始料不及的是，本原定于一月后举行的市党部选举突然提前，“民校下各小团体乘我之危，在此时将成立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及三级选举忽然同时举行”，当时在外活动的党员只有何孟雄一人，“时机紧逼到了万分”，致使一时之间中共几乎没有准备的余地。[4至于广东的中共党员则与国民党员在未合作时“便时常发生纠纷”，同志们“很感觉痛苦”。[5国民党改组后尽管遵循“吃苦的工作”自己拿来做、“占便宜的事”让给国民党的原则，但仍受到国民党右派的处处排挤，这派国民党员中还“时有讨厌农工入党之烦言”。[中共、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的基层冲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必然会影响到国共合作的深化。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展合作后，自身党组织并未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实际上，从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的客观数据来看，中共三大时共产党员仅有420人，而到1924年底，党员人数也只有650人，这表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之后的第一年里，党员增加数量非常少，有的地区新党员竟“一时实不见增加”[，而与之相对比的是国民党得到迅速发展。国民党一大后，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而且发展了大量党员，如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8]。国共两党在地方上围绕发展新党员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在山东地区，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的同时，也注重吸收国民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入团，这样彼此都有了发展。1924年4、5月间，时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萧楚女受团中央委托，前往江苏各地检查团的工作。他在调查吴江县震泽丛业公学的状况时了解到有一陈姓国民党左派“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与中共党员张秋人相识，随即去信报告林育南，建议派张秋人与陈某联系，培养其加入青年团。中共党员邓恩铭赴青岛成立青年团组织，在调查青岛小学时，发觉有一校长“虽一‘民’员”，但是“颇有赤化倾向”，感觉若与之深入交流，或可将其转化为同志。[但此举遭到部分国民党人的抵触，认为许多国民党员都给共产党拉去了。亦有中共党员对跨党党员心存警惕，始终不认为跨党党员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蔡和森与郑超麟谈话时曾言，有些老国民党员即便现已加入中共也属国民党中派，但不是“真正的同志”。[2这使得本就存有矛盾的国共关系雪上加霜。

一向被共产党人重视的工运工作这一阶段亦陷入低潮。1924年5月10日—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执委会议，听取各地工人运动情况的报告。上海地委反省了关于工人运动中的不足，作为拥有四五十万工人的上海，工人运动此前一直停滞不前，除却若干手工业工人成立了行会外，“只有一大批的招牌工会”。上海的工人运动并未深入到工人中间去，甚至“做几次，失败几次”，直到开会时几乎“还是等于零”。[3究其原因，客观条件上北洋军阀在全国各地（广东除外）“统治严酷”，很多地区的工运工作处于“再发动、再组织阶段”，一时间“难以跨越消沉期”。[4]主观条件上，一方面中共本身将大部分人力投入到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一方面中共对待工运出现消极倾向，认为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内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主要“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已经不方便“鼓动阶级斗争”。[5为扭转党内存在的这种错误认识，会议对此作出反思，认为“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如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6中共进一步认识到，彼时对国民党最好的帮助，就是先组建“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在合适的时候，再指挥这些阶级工会赞助国民党从事的“国民革命运动”，没必要帮助国民党组织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中去，否则会使得工会“沉溺”于国民党而失去其阶级性。[7]

针对如何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扩大会议认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一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而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地有规划地宣传“宣言”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8因此共产党必须重视国民党的宣传部门，而对于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机关的工作反而不应放在同等地位。工人运动方面，提出要引导中国北部及中部的产业工人，尤其是路工及矿工，赞助国民党左翼，并且反对国民党右派思想在工人里的影响。此次会议对纠正中共三大以来党在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会上也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但最终并没有作出退出国民党的决议，而是通过了“关于在巩固和加强党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同时继续留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决议”，短时间内克服了与国民党决裂的极端倾向。[9会议的决策标志着中共从稳健审慎的谨慎策略转向积极进取策略。尽管中共并未否认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支持其壮大的核心政策，但是中共开始反对继续无条件地将工人介绍到国民党里去的策略，反对将重心放在国民党的事务上，开始周旋于国民党左右派之间开展斗争，而这也使得国共两党之间的隔阂愈发加深。

除却工作上的掣肘，少数中共党员对自己的跨党党员身份也出现了认同困惑。早在西湖会议时，就已有中共党员不满加入国民党愤而退党。如在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中共党员李达看来，对于国民革命一事，他持“赞成”态度，但对于全体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则予以“反对”。他认为如果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欠缺”，不如“索性解散这个组织，专干国民革命”，[强调共产党应该“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所影响”[2]，并在“三大”后退出了中共。实际上，中共内部有不少党员对加入国民党持怀疑态度。这一点从中共三大召开时的争论即可窥见。甚至“三大”过后，长沙、汉口和北京等主要城市的党组织对三大决议仍有“表示怀疑和责难”[3]。甚至也有个别党员直接退出共产党转而加入国民党，竟还有党员发表言论，认为加入国民党是“力求官做”，最后因“破坏本校行动”被开除出党。[4]

马林革命经验丰富，他“从一开始就预料到，我们的人参加进去，国民党领导人将会抱着怀疑的态度迎接他们。还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可能性：即我们的人被收买过去，使他们成为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工具。当我们采取在这一类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的策略时，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的”[5]。如沈定一，作为中共发起组成员同时也是老国民党员，一开始就对党内合作十分不满，在与彭述之交谈时表露：“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共要“强迫”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后他便表示，“与其做一个跨党的国民党员，倒不如凭他的老资格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6]。诚然，个别党员的退党转党并不能代表大规模群体性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但这也引起了中共的重视。

为巩固自我身份的认同，中共强调在政治上保持自身独立性，坚持在国民党内秘密从事党团活动，而这一点也成为国民党右派攻击中共的理由。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将搜罗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小册子中几句“使国民党感到不快的话”作为重点材料以及其它搜集来的所谓证据，一并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同时抛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诬控共产党破坏。[8会上张继、谢持与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产生争执，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张继、谢持和孙科又去拜访鲍罗廷[9，就中共的党团问题向鲍罗廷提出质询，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实则“党中有党”，乃是“致死之道”。[107月3日他们又将弹劾案提交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会上张继强烈反对鲍罗廷继续担任国民党组织顾问，并坚持认为“国民党不可能与共产党人联合”[]。至此，国民党内左右之争已呈愈演愈烈之势。

“弹劾共产党案”发生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赋予其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要求该委员会“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消除两党误会。[12]对此举措，中共的反应较此前更为激烈，陈独秀认为，在目前的国民党中，“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而孙中山、廖仲恺等人只是“中派”而已。[］《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中亦明确指出：很多国民党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国民党内只有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但他们也“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2]但鲍罗廷仍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他计划组织左派运动，“尽快办报纸”，鼓励共产党员“更加积极地对待自己在国民党中担负的职责”，并且批评广州的中共党员“对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太多”。[3]

孙中山为缓和两党的冲突，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将国民党右派代表冯自由开除出党。[4]中共方面则开会批评了鲍罗廷和瞿秋白，将国际联络委员会定义为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并认为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帮助实际上是“扩大了右派的反对势力”[5]。1924年10月10日，陈独秀又给远东部去信，认为中共已对中派“作出的让步太多”，而“对自己的观点捍卫太差”，鲍罗廷对国民党仍抱有虚幻的期待，给广东党组织的工作带来阻碍，须将资助国民党省党部的资金转给在中共控制之下“并对国民运动的实际工作提供帮助的省党部”。[6]

尽管此前扩大会议在鲍罗廷的影响下有意缓和两党矛盾，弹劾案后，中共内部仍重新出现了对两党合作的否定看法。如中共旅莫支部的大部分党员，虽远在莫斯科，但与国内联系密切，亦不乏陆续回国参与革命事业的党员对于两党合作反对情绪强烈。彭述之作为支部主要负责人，与李大钊曾在共产国际五大召开期间进行过多次谈话，他认为不论是从中国寄来的信件中所写的，也不论是从上海、北京或广州到达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口头所说，都证明问题是非常突出了，我党同志几乎是压倒多数都被国民党吸收进去，而国民党却绝不可能在政治上、物质上加倍努力来建设中共，对于工人运动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达不到中共的要求。李大钊亦向彭述之言明，如今党的发展停滞不前，令他深感不安，同意了彭述之立即动身返回上海的请求。随后在彭述之的送别会上，旅莫支部展开了一次简短的讨论，同志们决定在最短期内全体一致地返回中国去，并且要在党内重新展开国共合作路线的讨论，拒绝继续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工作，必须将党的领导方针重新奠定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天津的部分党员则“不乐意”再称呼国民党为“大哥”，因为“有的人严格说起来，还不能称为弟兄，若叫民校为大哥，实在资格够不上，结果怕是最后‘一家人反不认识一家人了’”。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亦开始质疑国民党左派的可靠性，并对鲍罗廷及共产国际的策略持保留意见。尽管孙中山试图通过开除冯自由等右派分子来缓解两党冲突，但中共对国民党内部的妥协与分裂趋势表示担忧，并开始考虑调整对国民党的策略。

1924年底维经斯基来华参加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会上中共领导人解释说是由于鲍罗廷一味向孙中山妥协，“妨碍了中共积极进攻”，而维经斯基则直言：“问题的关键不在鲍罗廷，而在于中共中央自己…为什么我们共产党自己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呢？”[8这与中共的想法不谋而合。在维经斯基的影响下，在紧随其后的中共四大上，中共更加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出要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结语

1922年至1924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逐步确立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也为中共在革命实践中探索独立与合作之间的平衡以及后来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通过对这一时期党内合作的初步实施与发展困境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政策的实施过程充满了复杂与矛盾。

自中共建党以来，党内就对是否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合作存在不同观点。尽管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承认无产阶级应当联合和援助民主党派，但也明确“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在具体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仍出现了不少坚决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抵触行为。这些问题在中共严明的纪律要求下很快被克服，尽管部分党员内心对国民党并无好感，认为“国民党瞧不起共产党”[2]，但毕竟“加入国民党是已经讨论过的，决定了的政策”[3]，大多数党员最终都服从党的要求加入了国民党，不满情绪未致散播于党内。在中共党员转为跨党党员后，“越是同民族主义分子打交道”，就越是在思想上与这些分子“格格不入”，他们“完成对国民党的工作，像是履行必要的和很重要的义务”，但对这一义务的理解又是“很片面的”。[4究其原因，中共皆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革命运动，同时又忽视了对党内基层同志的思想教育，导致其对于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为什么中共要独立发展等问题尚未深入理解，最终导致自身的独立性在工作开展中大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亦有跨党党员意识到“‘国共合作与国共关系问题’是每个党、团员都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党控制了形势，便是我们革命的胜利。形势控制了我们，便有亡党亡头之患”。[5]因此在国民党右派攻击和党内发展停滞的双重困境下，中共开始重新审视并调适这一政策，提出了加强党性教育、明确党的独立性与领导权等关键性策略，这也为1925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以及后来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机制研究”（2023ZSS04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