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组织者和宣传者：中共河南省委的报刊建设实践（1927一1932年）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6-0031-07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从一开始就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不是有闻必录的记载者，而是党的政治主张的积极提倡者；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起到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组织者和宣传者的功能在党报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了党报党刊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革命工具定位，强调“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2]。

在报刊发行网络的实际运作层面，中共通过构建层级化组织体系加速实现这种功能，强调“运用整个党的组织成为一个发行机器”[3]。在河南等地区，中共创建省委机构，形成了“全国性、正式而稳定的组织网络”[4]，使中央决策能够有效转化为地方行动。

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省委着力发挥党报党刊的组织与宣传功能：一方面，省委通过收取、翻印中央发行的刊物，将中央意志传递至市委、特委、中心县委及其下属各层级党组织。另一方面，省委作为领导革命的重要单元，本身也具备开展宣传的职责，在组织本级机关报刊出版发行以及指导、支持下级机关报刊出版发行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党报党刊的组织功能与宣传功能。党报党刊被塑造成组织者和宣传者的历史过程，本质上是通过维持“上情下达”的报刊网络的有效运转，进而实现党的政治意志向基层有效延伸的过程。

在各省之中，1927—1932年开展的报刊建设实践，在宣传的过程中体现组织的功能，在组织运转之中进一步强化宣传的实践，能够很好地体现这种塑造过程。中共在河南地区报刊建设实践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1925年至1926年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开展的报刊建设，如胡志国、韩嘉俊对机关报《中州评论》的研究；[以及1932年中共鄂豫皖省委及其后开展的报刊建设，如冯兵、尚爽对鄂豫皖根据地宣传动员工作的研究。[2但学界对1927年至1932年期间的报刊建设实践问题的讨论付之阙如，仅《河南省志》的新闻报刊志以及《河南新闻事业简史》有简略的叙述。研究薄弱有其客观原因：白色恐怖引发的组织断层以及组织体系的频繁调整，使得河南省委报刊建设的发展脉络复杂难辨，加之相关历史文献较为匮乏，增加了研究难度。

但正是层层困境中的实践，凸显出报刊建设的特殊价值：当党在白区的工作基础极端薄弱、必须严守秘密原则之际，草创之初的既要以宣传为武器突破困境，又需在有限空间内控制“声量”、保守组织秘密。如此形势使的报刊在组织与宣传双重功能中转换，既不同于大革命时期相对公开的宣传模式，也有别于鄂豫皖苏区局部执政时期的宣传形态，从而具有特殊的历史研究价值。

一、报刊建设

面临的困境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决定秘密出版新的中央机关《布尔塞维克》刊物。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党的领导方式上要实行“集体的指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3]。中央机关发行报刊后，党中央要求各省委出版发行机关报。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要求每个省委要筹备一种鼓动性的机关报，省委以下的各级党委也应尽己所能筹备这种鼓动性的机关报。[4在这一指示下，着手推动报刊建设。1927年10月28日，围绕中央的政策，根据该省的实际情况，提出“省委须出一种工人周刊，经常地供给政治工运的消息，指导工人的斗争”的要求，同时强调专职的宣传机构在斗争之中的作用，“在行动中的宣传工作尤为重要，每次斗争时须成立暂时性质的宣委，专门进行关于该项争斗之宣传、鼓动、训练的工作”。[5然而，这一时期开展报刊建设十分困难，特别是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通告中指出，“自从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宣传与鼓动更陷于停顿的状态，近来武汉政变，全国反动，全党的宣传和鼓动尤其减少，几乎等于零；到处只见反革命攻击和污蔑本党的宣传和鼓动的工作，而看不见党的答复，更谈不上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宣传和鼓动了”[6]。据1928年的《河南的组织状况》反馈，省委当时已出现“自己出版物建立不起来，中央刊物收不到”的情况。[主要是以下三重困境阻滞报刊建设。

（一）多次遭到破坏，正常的报刊建设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在成立以前，管辖河南地区的中共豫陕执委曾公开发行《中州评论》等刊物，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政治主张。“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在河南开始“清党”，中共报刊转入“地下”。此间，的组织多次遭到破坏。1928年2月至4月，机关接连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周以栗和秘书长雷晋笙等干部先后被捕。11月，机关和通讯处、接头处再次遭到破坏。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各类审查、查禁法规，让省委出版报刊困难重重。1928年3月，冯玉祥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报中提到，河南将继续“严加防范，尤其对于印寄刊物，认真检查，以杜阴谋而遏乱源”。1929年起，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先后制定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团体及其出版物一律打入“非法”地位，一经发现，立即查禁；1931年1月，国民党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连续发出密令，指示各县市党部严格查禁中共报刊。[21931年底，国民党设立驻豫绥靖主任公署新闻检查所，对出版物进行专门的审查。[3]至此，的报刊出版发行工作日益举步维艰。1932年，发行部“建立没有几天又遭到了破坏，人与机关都遭到了损失。下级的发行部发行员，发行交通站等都未能建立”[4]。交通线路被破坏更是严重影响报刊投递，极大制约了报刊的发行。

（二）党组织经费不足，使得报刊发行量受限。中共中央拨给河南省委的经费非常有限，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央本身资金紧张，常常捉襟见肘；另一方面资金从上海捎到河南，路途远，有风险，特定时期还要经过北方局下发，北方局有时挪用资金，引发河南省委不满。1930年11月26日，河南省委专门致信中央批评北方局不给经费，导致河南省委欠薪，请求中央捎去300多元。[51931年5月28日河南省委汇报重建省委的情况时，向中央提出“700元经费决（绝）不够用，至少约需洋千元”[6]，1927—1932年，中央财政困难，要求各地党组织自筹资金。1931年12月2日，河南党、团省委作出经济自决的决议，提到“中央自十月起停止了省委津贴”，“各地党部必遭未有的经济的困难”，各地党团应“坚决地走上经济自决的道路”。[]虽然目前尚未寻得当时河南省委印刷一份宣传品的大致价格，但可根据《申报》同期的发行价进行推算。《申报》一份价格是3分至4分，约为同期工人每月最低收入的1%，[8]即印100份报纸需要的费用抵得上当时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加之技术落后成本增加，报刊印刷发行费成为一笔不小的支出。

（三）党员素质不高，导致报刊出版工作面临困难。1928年8月14日，就组织工作问题发布通告，“全省党员 80% 农民，工人不足 10% ，有的地方党员全是农民，仅有正阳工人达到五成，县市以下难有3个以上支部，不能按期开会和缴纳党费，每个县很难精确知道有多少同志，成分如何，支部也无法准确知道，因此河南党员无法精确统计”[9]。在这一背景之下，“无论是负责同志或是下级同志，……[无]不是缺乏训练，勉强能担负工作的，又多是对工作不负责”[10]。河南省委分析了不同来源党员的特点，指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不能担任相应的工作，整体上说“是缺乏政治训练，革命理论的训练，实际工作的训练，秘密工作的训练，以致理论的饥荒，政治头脑的缺乏，对党的政策不明了，工作方法和秘密工作常识的不足应用，对党不认识，对工作不负责，脱离党的组织自由行动，滥用职权等，竟成了极普遍的现象”]。如此情形，一方面意味着党员素质较低，难以满足报刊出版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出受众群体的文化水平与政治觉悟相对较低，客观上亟需借助报刊媒介进行思想启蒙与政策普及，以弥合组织动员与受众之间的认知落差。

上述因素共同导致河南省委报刊出版陷入窘境。在这一时期，刊物大致的出版发行情况是“一般只能采用油印，发行数量很少，刊期也难以固定，而且寿命大多十分短暂，有的只出了几期，有的甚至未及发行即被破获”[2]。

二、

整合资源以强化宣传阵地

在艰难困苦的形势下，通过报刊传达上级党组织对河南省工作的要求，并根据自身情况组织本级与下级党组织自办刊物。

（一）收取、翻印中共中央刊物。河南省委收取、翻印的中央刊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声音，还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宣传党的革命理论以及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主张与实践。1927—1932年，主要收取、翻印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中央通讯》《斗争》等等。一则收取、翻印《布尔塞维克》。《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一号》指出：“《布尔塞维克》报并且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应当做工农群众革命的先锋。”1927年11月19日，《河南省委通告第十五号》转录了这一决定。[此后，便一直收取并翻印中央发行的《布尔塞维克》，直至1932年7月终刊。二则与《斗争》有文字交往。《斗争》是1932年1月21日中共临时中央于上海创办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其前身为《红旗周报附刊》。1935年7月5日《斗争》终刊前，多次与该刊物有文字交往。例如，1932年7月12日，《关于组织、宣传、工运、妇运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指出：“豫省通讯员这次带去3篇文字，请查收转《斗争》。”[4]

（二）自办各种刊物。不仅仅是“传达机关”，更是能动地组织、发行刊物的机关。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省委“得指导与监督省委机关报”。[5]与收取、转印中央刊物不同，此类刊物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尝试，能够反映出自身的意志。

最初采用省委通讯与报刊并行的方式表达主张、指挥革命。1927年11月19日，《河南省委通告第十六号一关于宣传工作的决定》提道：“省委的宣传刊物如《猛攻》《工农周刊》，每一支部的每个同志都应看到，并推送到民众中去，增大宣传效率。《省委通讯》《长江通讯》《中央通讯》和通告，每一支部均应提出讨论批评，使每个同志都明了党的政策。”[6]此处可以看出，除黎琴南、岳易云、汪厚之和雷晋笙主办的《猛攻》以外，《省委通讯》等仍是省委表达主张、指挥革命较为主要的方式。1928年河南省委迭遭破坏，雷晋笙等负责同志被捕，省委传信受影响。

报刊在表达主张、开展工作方面也具有较大的作用。1931年初，中共中央要求下级“变过去发表极长的分析政治的通告的方式全体同志应根据党报的分析与指导来讨论工作，且必须纠正过去依赖和等待通告的指导之习惯”。 ^[1]5 月，重建以后，省委书记吉国桢与杨斯萍等人创办《中州时事》《党的建设》《群众周刊》《党的生活》等报刊，发行渠道得以快速恢复。1931年8月开始，的宣传工作由曾 x×^[2] 代理，此间“出版方面出了2期号外、3期《中州时事》”，内容主要包括“社论、军阀混战、红军、地方通讯”4种。其性质是两重性，一方面“代一种指示”，这是报刊逐渐取代先前频繁发布的省委通讯的体现；另一方面则“又是一种群众性的”。由此省委“决定出一种群众周刊，内容政治消息，兼代群众指示性的”，党内则“出1种《党的建设》，反对实际工作中一切机会主义”[3]。1931年11月1日，回顾过往的报刊建设实践，认为“过去省委以至各地的组织宣传印刷发行工作都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提出“今后必须在万难中，准备建立各部的独立工作，以适应目前的斗争环境和急需。省委的党报必须继续出版，每月2期，《党的生活》必须要每月出1期”。[4]

1932年，办有机关报《中州新闻》与《我们的生活》，以及刊物《火力》。当时的报刊分为对内与对外两重形式，“（党报）对外的是《中州新闻》，对内的是《我们的生活》”；其中《中州新闻》“出了7期”，“每期的数量至多只是100份，经常是五六十份左右”，而《我们的生活》“只出了1期，每期约出三四十份左右”。[51932年7月12日，河南省委曾提到，“关于文字及宣传工作，除推动建立粉笔队、宣传队外，在文字方面已出2期《火力》”[6]。然而，同月团省委书记李寿正叛变，由开封迁至郑州的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不久省委书记吉国桢及杨斯萍等11人被捕遇害[]，报刊出版发行也随之停顿下来。

（三）指导下属市委、特委、中心县委报刊建设。除省委自办刊物以外，还在指导下属市委、特委、中心县委报刊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各地编印的报刊主要有：郑州《郑州新闻》《郑州红旗》《火车头》《斗争周刊》、信阳《京汉铁路红旗》、开封杞县《农民之路》、卫辉《普罗旬刊》，等等。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地方党组织处于频繁变动的状态，省委与下属市委、特委、中心县委之间的联络时有中断情况发生，省委不仅肩负着指导下级党组织的重任，和依靠地方发行《我们的生活》等省委机关报，还要向市委、特委、中心县委所办报刊提供指导意见，切实履行其职责。

其一，对下级党组织的报名刊名进行指导。报名刊名是机关报的意识形态表征。这一历史时期，河南省各地党组织的出版品多以“红旗”名之，如《河南红旗》《郑州红旗》《京汉铁路红旗》《红旗周刊》。这种异刊同名的现象容易使党员群众造成混淆，不利于刊物的发行和传播。因此，1931年11月，强调：“信阳、许昌的《红旗》可以改变名称，亦必须恢复起来。”[8省委通过规范下级党组织的刊物名称，使刊物更具辨识度，方便党员群众选读，从而提高了刊物的宣传效果。

其二，对下级党组织报刊的发行方式进行指导。发行是报刊建设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报刊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1931年6月4日，河南省委要求各特委、中心县委、市委当月即“依据当地群众的情形，印发各种宣传鼓动的宣传品，至少要印发2种，并须通知下级党部同样进行”。同日，对郑州市委进行针对指导，要求“在宣传方面，你们准备出3、4种刊物，如能办到，这当然是很对的”[2]。这些指示明确刊物的发行数量和种类，强调了各级党组织在发行工作中的责任，有助于扩大刊物的发行范围，使党的宣传工作能够覆盖更广泛的群众。

其三，对下级党组织报刊的内容进行指导。内容直接决定了刊物的价值和影响力。1927年11月14日，河南省委对开封杞县作出指示：“你们所出刊物《农民之路》，文字太深太长，分给农民仍然等于一张白纸，那是无效的，必须做得文语极浅，极简短，篇幅倒不限必很大，能每期有插画更妙，每次…你们须调查其成绩而纠正其缺点。”[3这表明省委对地方报刊的内容质量有着严格的要求。细致认真的指导使报刊能够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真正起到宣传和教育群众的作用。

同时，还清楚地认识到省内不同地区之间报刊建设发展的不平衡。当时郑州报刊的种类和出版期数都要比河南其他市县的报纸要多得多。1931年《郑州市委两个月工作计划》显示，《郑州红旗》《火车头》每周均能达到1000张的发行量。[41931年10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信阳的《京汉铁路红旗》、许昌的《红旗周刊》“都不能按期出版”[5]。至1932年11月，又指出：“其他各中心城市的地方党部只郑州出了一种《郑州新闻》，每期可出三四十份”[6]但由于条件受限，河南省委一时难以扭转这种不平衡现象。

（四）支持基层各支部出版小报。1930年，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应当运用整个党的组织形成一部发行机器，应当使党的支部成为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宣传品发行所，刊物的代卖处”[7]。当时省级党报由于发行范围有限，支部小报填补了“最后一公里”空白。1931年6月4日，特别强调支部应该重视宣传工作：“支部即使只有3个同志也要分工（书记、组织、宣传），如同志多，则应成立干事会（3人），领导支部工作，宣传干事担任编辑小报、传单，或兼分配宣传品，如同志多，则需另有1人担任发行干事，作分配宣传品，推销党的书报。”[8]同时要求：“郑州的纱厂，信阳、郾城的铁路支部，孝义的兵工厂，周家口、许昌、潢川、南阳等的中心农民支部，应限于半月内督促该支部同志编印工厂小报及农村小报。”[9]

在众多基层小报之中，南阳宛南公立中学的小报《青光》为这一时期的宣传实践留下了样本。1929年春，经河南省委批准，中共南阳特委支持宛南公立中学将文学社团青光社的杂志《青光》（半月刊）“办成‘红光’”，吸引进步学生发表文章。[10]《青光》先后刊登有《魏君上信阳去了》《反帝运动的真谛》等主题鲜明的众多文章，并随着影响力的扩大，由校内发行到社会上，由原来的100多份，增加到200多份，成为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的重要阵地。[]

总的来说，1927—1932年进行的报刊建设，既通过收取、翻印中共中央刊物，深入宣传党的政策、指导革命实践、统一思想认识；亦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自办的各种刊物，支持市委、特委、中心县委自办刊物以及各地支部的各种非正式刊物，让党报党刊在艰苦环境下成为领导斗争的重要载体。

三、以

报刊建设实践推动宣传工作的着力点

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主要采取如下举措以报刊建设实践推动宣传工作。

（一）系统化宣传：“有计划地出版党的刊物。”很早意识到“有计划出版”的重要性，因此提出宣传系统化的要求，并完善各级出版发行机关。一是在省委层面形成专门的报刊出版发行机构。1928年，即要求健全发行科，“编印各种问题的讨论小提纲，与各种内容丰富的小册子，充分的发给各级党部应用”]。二是以省委报刊出版发行机构为引领，在各特委、中心县委、市委形成专门的出版发行机构。1930年，规定“省委应定期出版机关报，以为党的喉舌，中心支部和县市委都应设立通讯员，使省委小报能够反映各地群众的实际情形和意志。中心县市委亦应创立定期小报，中心支[部]创立工厂小报”，“支部和县市委须有专人负责宣传工作，省委和中心县市委应有经常的宣传会议，规划宣传工作”。[21930年，要求各特委、中心县委、市委成立由宣传部长、通讯员、发行干事组成的“宣传委员会”。同时对各个成员的职责进行规定：“通讯员负采访通讯之责，宣传部长负编印当地党报和各种宣传品之责，发行干事应督率各同志群众把宣传品深入群众去。”[3]三是要求组织各方力量增强编辑出版力量。1930年4月，致信开封市委，要求“在陇海、贫民支部、中大、济会、C.Y.各找一人（能说不能写的都可以），参加市委的宣传委员组织通讯社，按期供给［省委]小报稿件”[4]。要求推进“宣传系统化，建立自上而下的宣传工作，工厂小报，地方党报及省委的河南《红旗》，须做到按期出版。宣传的内容应是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扩大苏维埃的总精神下，要抓紧工厂内及地方的实际材料”[5]。1931年，对自身职责进行梳理，主要包括发行党报、印发传单、编发宣传提纲以及“很迅速的把中央文件与宣传工作有关系的传达下去”“督促各级党部建立宣传工作”“印发各地宣传工作调查表”“与上下级宣委会建立密切的关系”[6]，等等。通过提前规划、集中力量、明确职责等路径，报刊建设组织化、系统化水平得到提升。

（二）群众化宣传：“紧密结合群众利益，向群众宣传。”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社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7]1927年11月19日，《河南省委通告第十六号——关于宣传工作的决定》中提出了宣传和鼓动的核心任务 —“调动党内群众，鼓动社会民众”[8]。在此期间，动员普通兵士、工人、学生、农民参加革命。一是注重传播党的科学理论、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1928年12月8日，强调要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反对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在对青年的政治引领上，1931年8月30日，要求共青团多多印发“关于青年方面的各种法令”，对于“党团的各种文件与宣传品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必须尽量的搜其集阅读”，“使之能以实际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上去，更借以坚定同志的革命行动”，“提高同志的政治水平”。[2]二是传播不同地区的革命经验。1927年12月，广州效仿巴黎公社举行广州起义，建立广州公社。之后要求宣传广州公社的经验与历史意义，在制定宣传大纲后“用文字（刊物、党报、传单、标语）来实现”[3]。三是驳斥改良主义、取消派等当时错误的理论观点。1930年2月，提出“目前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其中就包括“反对军阀战争，反对改良主义和取消派”。[4]

还在形式、内容和出版安排等方面进行调整，让报刊更贴近群众，一方面，遵循“注意普遍的政治宣传”，使笔头的政治宣传与口头的政治宣传相结合，“口号虽不要太高但绝不是不要政治口号”。[5]要求“印刷党内文件，各级党部切实讨论各地实际问题”，“口头的政治宣传，编辑革命的歌谣，每月每纪念日每一次变动，作一宣传大纲，在群众情绪低落严重压迫时期，不随便作标语宣言的宣传，每次会议作一宣传报告”。「另一方面，形成依靠人民群众的做法。1931年6月4日，就“小报”的建设提出详细的流程设想：“对于送来的稿件应尽量的登载，务使它成为每个工农…的喉舌，来热烈的拥护”；在形式上，若“能印成整张报纸最好，否则用人工书写纸条或竟写在墙壁上亦可”；在内容上，“文字尤要简短浅近通俗”，“以某个产业工厂或农村中资本家地主豪绅们剥削行动与工农群众自己斗争的宣传鼓动为主体，红军苏维埃的消息，刮民党的欺骗罪恶等亦应简要披露”；在出版的安排上，“出版时日应固定，不应随意更改停顿。”同时强调“各宣传队要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打破只限于几个同志的狭隘范围”[8]。负责省委宣传与交通工作的李诚甫曾利用开封印“贺年片”的风俗，在年三十晚上打着灯笼，将正面印有“中国共产党”标志、背面“印的全是标语口号”的年片，挨商号赠送，以扩大党在河南的影响。[9]

（三）多渠道宣传：形成覆盖全省的报刊发行网。拥有自己的出版交通网络非常重要。早期曾依靠白区的邮政分发网开展通信活动，但屡遭查禁、封锁。曾任中共中州大学第一届支部书记于秀民回忆：“中州大学传达室的大高个子老朱同志（我忘记他的名字了）担任党的通信工作，遇有党的秘密信件，他立即捡出送给党组织。这样工作维持了很久，后来他因嫌疑被开除。”[10]由此可以看出，难以长期依靠白区的邮政发行网展开报纸发行工作，而亟需建立自身的报刊发行网。

面对日益紧张的宣传形势，很早就要求建立自身的渠道，构建交通网络。1927年，已经形成以开封为中心的交通网：分为北路卫辉、西路郑州、南路驻马店、东路杞县。[11]1928年，提出健全全省交通网与通讯网的设想：“拟在郾[城]设交通局，管理南五处、豫南南阳、豫中太和等地交通。并于郾[城]设印刷分局，翻印宣传品及其他文件，传播于豫中、豫南一带。”[1931年，进一步要求“建立健全的发行网通讯网”，即通过“自省委以至支部的很严密的通讯网、发行网”，使得“省委和下级党部及群众能互通声气，可成一片”。[2虽然交通网多次被各种势力破坏，但是整体而言，构建了最为初步的报刊发行网，为报刊的发行提供渠道保障，让省委的消息能够及时传到基层第一线。

为落实中央对全体党员“读党报、发行党报和替党报做文章，通信，参加一切党报工作”[3的要求，积极探索其他路径，努力扩大报刊影响力，力求“党的宣传工作能以真正建立在广大群众基础之上”。1930年4月9日，要求“各地应以支部为中心，由群众建立起河南报的通讯社、发行所、读者会等组织，供给河南报的稿件，帮助其发行，使河南报成为全省群众的刊物”。[1931年，省委要求各党部“除文字宣传外，必须利用种种名义如研究会、读书班、俱乐部、阅报社等附属组织”去进行宣传。[由此形成系统的网络，实现了全党办报与群众读报的有机统一。 [6]

阵地，必须姓党。”[7]党报党刊不仅具有报刊的一般效用，同时也有其特殊功能。作为党的喉舌，党报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8]，有力地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群众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斗争，同时也能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1927—1932年，的报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作用，通过收取、翻印中共中央刊物，组织的各种自办刊物，支持市委、特委、中心县委自办刊物，同时支持基层支部出版各种工厂小报与农村小报，为留存党的革命火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由于193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机关，包括党的地下报刊机构基本被查禁破坏，复归沉寂。[9上文所述的大部分刊物原件几乎没能留存于世，但依旧在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留下深厚的历史沉淀，为后世所考。不可忽视的是，的实践为当地后续的机关报建设积累了历史经验。抗战期间创办的《小消息》报、《风雨》周刊，在解放战争时期创办的《河南日报》中，均能看到地方省委发挥报刊组织和宣传双重功能的历史赓续。

结语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国新闻人苏联新闻事业认知研究（1917—1949）”（2022BXW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彭兆龙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张珂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