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初期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5）03-0040-09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中国共产党从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党的工作》是中共中央初到陕北后创办的首个党内刊物，该刊面向党员干部，以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任务，以传达党的路线方针为主要方向，以指导党的实际工作为核心任务，为党指导统一战线工作提供有效阵地，“是每个干部必读的内部刊物。”，目前，学界对《党的工作》关注较少，仅有4篇专题研究[2]，尚存在挖掘空间。本研究聚焦延安初期《党的工作》，探讨该刊如何通过政策解读、答疑解惑与经验交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动员各阶层团结抗日，裨以对新时代的统战工作推进提供历史镜鉴。

一、为推进实现全民族抗战，

中共创刊《党的工作》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国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此时的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不久，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4中国共产党结合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的指示精神，在中日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和抗日救亡热潮高涨的政治形势下，于12月17日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分别开展针对国民党军、民团会党、少数民族、地主富农等不同群体的统一战线工作，以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中共强调：“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至1936年初，中共中央完成了大政方针的确立与组织架构的调整，确立了从国内阶级战争转向全民族抗战的战略目标，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历史新阶段作好政治准备。

然而在开展统一战线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满足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活动，以抽象的刻板的与机械的方法方式，去对付各个具体的问题”[2]，存在对政策领悟不到位、开展工作不够灵活、思想观念未及时转变等现象。“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3]

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1936年6月10日，中共创办党内刊物《党的工作》。该刊第一期明确指出：这是“中央出版的，关于指导党的实际工作的报纸”[4]，在其创刊一号通知中，《党的工作》强调：“凡遇工作中疑难问题，自己不能解答时，可用通讯的办法，要求本报解答。”[5作为中共推进工作进度、解决工作问题的有效阵地，《党的工作》具有内部性、非公开性特征，发行范围主要为党政军机关内的各级党员干部，“中央及省级机关由中央发行部直接寄送；地方组织发至区为止，由中央发行部寄交省委特委转发；红军前后方各部队（包含独立团）及机关，由总政治部分发；地方部队只发独立营及基干游击队，由各省军事部分发”[6]。至1937年12月1日停刊，共计出刊49期（含增刊1期）。

从稿源上看，《党的工作》的文章主要出自党内“各级党部、政府、红军及群众团体负指导责任的同志”[7]。落实统一战线总体工作的李维汉、贾拓夫，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李一氓、吴亮平等人，都是《党的工作》的主要撰稿者。他们以《党的工作》为载体，将党的策略揭示于各级党员干部。如果说中共中央机关报（刊）《斗争》是大政方针上的高屋建瓴，发挥政策指导与战略定位作用，那么《党的工作》则为中共指导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前沿阵地，发挥对策因应、指导交流的作用，表现出中共“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扎实工作作风。

二、在反“围剿”中化敌为友，破解政治矛盾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抗战全局出发，将争取国民党军作为在陕甘宁苏区开展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推动其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上，中共确立了争取国民党军的总体方针：“白军官长（不分官级）士兵，凡愿反日反卖国贼者，都有受苏维埃优待的权利即使同红军作战者，一经解除武装，不问官兵，一律优待。”[8]1935年12月至1936年6月，中共将争取对象重点聚焦于张学良、杨虎城、邓宝珊等国民党军中上层将领，但对国民党中下层群体的争取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针对争取国民党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党的工作》及时发文，通过纠正党内思想偏差、肃清错误观念，加强策略解读、及时答疑解惑，推进争取国民党军的工作有

效开展。

（一）纠正思想偏差。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前提。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持续对陕甘宁苏区发起“围剿”，引发国民党内严重分歧，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在国民党内的氛围愈渐浓厚。但是当时在中共内部，对于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还存在“左”倾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观念。针对部分党员干部认为对白军应该“硬打”而非“政治争取”的错误观念，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在《党的工作》第12期上撰文告诫这些党员干部：“如果我们把私人的感情的态度用到政治斗争上面来，那么我们就能成为旧社会的狭隘的报仇雪恨的侠客，而不能是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领导广大群众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政党。”[1936年11月《党的工作》第19期上，时任边区工会主任毛齐华针对党内干部对国民党“过于严苛”的思想，发表《共产党的清高是这样的吗？》，及时批评党内关门主义的表现，针对“共产党是清高的，不可与国民党接近，恐怕沾污了自己”的观念，他提醒广大党员要努力克服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争取每一个愿意。对于部分党员干部认为“争取白军就不能去打白军”[3的“过于宽宥”倾向，他又强调：“决不能失去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独立领导群众的作用！”[4]《党的工作》及时发现错误观念，帮助党员干部在争取国民党军过程中树立正确思想，成为衔接中央决策与地方落实的关键纽带。

（二）提供工作指导，对于争取国民党军的工作，《党的工作》指出，要树立“以白军工作的好坏为检查工作之尺度”[5]的准则，“用尽一切方法进行白军工作”。[6怎么样对待国民党军俘虏，《党的工作》第2期提出：“捉到的敌军下级官长和士兵都不要杀，要用政治的宣传争取他们。”[7]两广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对日政策之议日甚，抗日呼声逐渐高涨。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在《党的工作》上发表《把抗日救国的义旗插遍中国》，主张党员干部要以此为契机，“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对日作战”[8]。时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的马明方在《党的工作》上撰文：“白军长士兵一般的存在着抗日与同情我们的情绪。”[9]要抓住这一特点，加强对国民党军开展抗日宣传与情感动员。具体工作上，《党的工作》曾刊文介绍：中共成立“白军工作小组、侦探组、抗日救国会并且争取公开和半公开的可能”[10]，通过开展谈话、文艺互动、话剧参演、联欢大会等形式与国民党军进行对话，触发其国破家亡的离乡哀思，激发爱国抗日热情。这种方法很快便取得显著成效。在南线游击战中，清涧的白军士兵听到红军的抗日歌曲与停战口号后，部队内部引发强烈反响，一些官兵颇为愤怒地表示：“东北军应到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怎能在周秦汉唐的故地与红军自相残杀？”[]

1936年8月，抗日形势日益严峻，中共意识到“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12]，转从“反蒋抗日”过渡为“逼蒋抗日”，对蒋介石的称谓也从“卖国贼”调整为“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国共合作的积极呼呼。1936年10月15日，《党的工作》第16期向党员干部宣传：“推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大规模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主张采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作方法，指派先进党员干部在国民党军中建立秘密支部，保证争取工作有效进行。此项工作的开展使得联合抗日思潮很快便由下至上在国民党军队伍中蔓延，东北军、西北军部队内部开始出现联共抗日的呼声，伴随着全国范围内各党派呼吁联合抗日，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1936年12月，蒋介石来到西安督促东北军、西北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劝说联共抗日无果的情况下，发动西安事变。中共对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称谓开始转变为“友军”，呼呼党内干部要通过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等多种方式，开启合作抗日的谈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从“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国民党和一大部分地区的军队与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使他们特别是下层对红军的关系发生了基本的变化，共产党与苏维埃红军所提出的抗日主张，已深深的（地）感动他们。”[2]《党的工作》反映出，中共从思想路线与行动实践两个层面，推动党内干部开展化敌为友工作，加快国共合作进程。

三、调整优化土地政策，

协调农村阶级矛盾

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在政权性质上实现了从苏维埃工农政权转变为苏维埃人民政权的巨大转变。[3为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团结全民族抗战，中共明确指出：“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4改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土地或财产多少，来决定阶级”[5的思想，调整优化土地政策，协调农村阶级矛盾。面对土地政策与阶级策略的全面调整，《党的工作》努力发挥上传下达的主要职能，为党内干部联合农民提供实践指南。

（一）介绍最新土地政策与阶级政策，传达最新政治形势。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为团结全民抗战，及时转变对富农态度，完成在土地政策与阶级政策方面的初步调整。为争取富农加入到反日战线中来，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6日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着手纠正“左”倾错误。后在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针对富农的政策，放弃“打土豪，分田地”，不再向富农分坏田，取消没收财产，很快得到一部分富农群体的拥护与支持。1936年夏，为进一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动员农村各阶级加入抗日队伍，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兼顾各阶层利益的同时，在土地分配方面给予地主、富农原则性照顾。《党的工作》全文刊载该《指示》，辅之相关文章，详细向党内干部阐释解读相关内容，为中共开展地方土地工作提供遵循。指示规定：“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须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6富农方面，指示规定：“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7保障富农与贫农中农享有同等分配土地的权利。中农方面，《党的工作》在《中央组织部关于苏区群众组织的几个决定》一文中阐释：中农“在以往土地革命斗争中，表现了积极和坚决的作用”[8]，因此要加强与争取与其的革命联盟。随着土地政策的深入推行，《党的工作》陆续刊载《陕甘宁苏区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绥清边区工作的教训》《盐池八月争取群众的成绩》《赤定安争取群众的经验》等文章，向党内干部传递实际情况、总结工作经验。如在《盐池八月争取群众的成绩》中提到：中共通过召集群众会议的形式，对土地政策进行多方宣传解释，“纠正了打土豪不经当地群众路线及限定数目日期筹款的不对决定。对富农绝对不能限定数目筹款，务要深入政治宣传鼓动，取其自愿。”从《党的工作》刊载的文章来看，尽管延安初期中共仍没收地主土地，但给予地主生产必需的土地和工具，并更加注重中农利益与诉求，有利于缓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尖锐的农村阶级矛盾。1937年2月，为更好地促成国共合作，中共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表示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2]，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

（二）及时进行纠偏与经验交流，推动新土地政策落地。新土地政策的出台使得阶级利益发生相关调整。《党的工作》通俗地解释了这种调整：“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统治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这一改变不是部分的改变，而是整个的九十度的改变。”[3]因涉及人数众多、现实情况复杂，各地开展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差。1936年7月，中共在定边、盐池、靖边等三边地区开展工作时，存在误打地主富农的行为，《党的工作》直截了当地指出：“很多群众对这件事不满意，并引起群众的逃跑”[4]。针对这一行为，吴亮平在《党的工作》发表《旧的形式新的内容》：“对地主原则上不打土豪，只限于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同时也不能将汉奸帽子乱戴。”[5]1936年9月，红军在定盐地区开展工作过程中，又出现了拷打地主富农、恐吓商人、逼迫捐款等行为，李维汉深入调查后，在《党的工作》上发表《定盐城市工作的两个教训》，重申“小商人的土地不没收，而商人兼大地主只没收其地主部分”[6]，有效化解了恐吓商人的谣言，以资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除此之外，《党的工作》还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过“左”倾向，如“没收了富农的土地财产，并侵犯了中农的利益”[7]，要求停止对地主与富农土地财产的过度没收，切实保障中农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