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考察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5）03-0058-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重要论述概括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置于首要地位，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着力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抉择，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当前，学界主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内涵特征、价值意蕴、问题挑战与实践路径。[2但大部分研究没有将“中国共产党”单独选取出来，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前置条件进行研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其必然逻辑和内在要求。本研究从党“坚持理论创新”的角度，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试图对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互动逻辑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全面系统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及规律，这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规律、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创新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来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凝聚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不懈探索以及对理论创新的执着追求。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基本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存在商品市场关系的。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他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实践发展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尽管没有直接使用“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但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及其运行的体制机制研究包含着对市场或市场经济理论的共性研究。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剥削本质、根本性矛盾及其局限性进行了全面批判，从生产关系上来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建立和发展有其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从生产力上来看，商品“惊险跳跃”的过程在时间、空间上具有不确定性，导致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弊端，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针对“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言的，并不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的否定，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行的体制机制研究实际包含着对市场及市场关系理论的共性研究，如果抽取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就可以科学概括出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概括而言，马克思关于市场的范畴与结构、市场历史发展及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市场的基本规定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是党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历史根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融通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一致、形成互补的良好态势。例如，《礼记》中“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理念强调国家的作用，其精神内核也与党领导经济工作所强调的人民属性和追求整体利益价值导向具有高度契合性。如传统儒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变通制宜和革故鼎新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传统人本观和“仁爱”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以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观，警事而信、民无信不立和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观，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止于至善的竞争观等，都对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规避市场经济不良行为、推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党在领导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及其实践探索过程中，始终注重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元素，使之成为推动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比如，毛泽东认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的特点”和“民族形式”，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具体化。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提出一方面要遵循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基本原理，同时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借鉴《礼记·礼运》中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来诠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前景，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两个结合”理论，强调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文化底蕴为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最重要、最本源的滋养，也是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文化资源。习近平深刻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3的时代价值，这依次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相对应，对新时代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内在动因：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动力逻辑。从一般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卓越的理论创新能力、能够不断进行理论创造，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党的思想路线是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及其最终实现的根本保证。从党理论创新的发展史来看，党的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基本上都是以解放思想及确立思想路线为发端，两者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互动关联。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的主张。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一致认同解决指导思想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思想交锋。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或方法的思想，彻底突破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的狭隘认识。二是坚持人民至上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历史是由“现实的人”创造的，人民群众（主要指一切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不仅是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就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创新创造的主体地位、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就鲜明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等创造性实践，都是来源于“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3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4]，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方法并置于“六个必须坚持”之首，强调其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分配中的根本地位。[5三是坚持“两个结合”是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本质规定。相较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构想所预设的历史发生条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一定的偏差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其本人也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的改革的社会”[6]，这些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7]。同时，必须实现“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市场经济文明的必由之路。[8]

二、中国共产党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对实践要求的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实践与理论相互作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相互促进与良性互动中发展完善的，这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逻辑。

（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阶段性变化的内在要求的回应。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把未来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的理论设想，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表明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动态演变特征。具体到中国，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及内容的设计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变化相适应的，并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断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较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人口多、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使其获得充分发展，这也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必然要求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党从认识和理论上打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开启了引入市场机制的探索。一方面，农村自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催生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同时并存，进而推动农村市场经济体系迅速成长。另一方面，城市国有企业进行的放权让利改革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放松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经营限制，推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理论突破，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指导。1987年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特殊历史条件是促使我国最终选择以市场经济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因素。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廓清了长期束缚思想的理论迷雾，为改革开放注入强劲动力，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

其次，新发展实践呼唤经济理论创新，经济理论的创新适应并指导新发展实践。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取得了伟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增长奇迹，实现了比其他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持续经济增长速度，1979—2023年保持了年均 8.9% 的高速增长，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由2012年的11.4% 上升到2022年的 18.5% 和2023年的 16.9% 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甚至达到24.8% 。[但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后，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多重深层次问题和挑战：经济增速换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创新驱动力不足、全要素生产率有待提升等问题亟待破解。在此背景下，推进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主动适应发展阶段新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从单纯追求经济规模扩张与高速增长，转向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这要求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构建契合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

（二）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新要求的回应。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具体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条件和社会主要矛盾开展经济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后，党就重点研究和分析了社会主要矛盾问题。1956年党早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为有效解决这一矛盾，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制度支撑，推动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次凸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体现人民群众需求是动态提升的，从物质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两方面来看，既表现为数量上的增加，也表现为质量的同步提升。基于此，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这一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目标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当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及其衍生的系列问题成为主要制约因素。为解决这一矛盾，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启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党通过创新制度设计并实施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系统完整的、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安排，在政策践行与创新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等，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理论根基。

（三）对实现共同富裕正确路径选择的回应。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关系问题并非一个新议题。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那么，新时代背景下正确理解和认识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共同富裕与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就在于党在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通过渐进式经济体制变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并不断发展完善。党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历程中，既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显著增强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选择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经济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允许并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极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日益成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力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活力，也是高效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前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充分调动和激发各类社会市场主体的活力、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快速增加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经济运行体制和制度安排具有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巨大制度优越性，这也是我国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党在探索社会主义本质和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并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得到进一步体现，从而不断深化对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认识。具体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多维度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党集中统一领导与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效率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能够提高各类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优势；注重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统一，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更好地调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方面的生产积极性，并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效率，形成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多元竞争的共同发展格局；注重按劳分配制度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制度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此外，还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开放发展的有机结合、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统一。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和创新回归到社会主义本质上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或价值理念来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党勇于自我革命、以刀刃向内的勇气，领导政府坚定不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调整深层次的利益关系，使市场真正回归到决定资源配置的本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和正确路径选择。

三、中国共产党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互动机制

党的理论创新是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证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是理论创新的主要源头。党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需要，也是理论自身需要发展成熟完善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党立足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人民至上根本立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推进理论创新的互动机制，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能够与时俱进的强大动力和坚实保障。

（一）中国共产党善于营造理论创新的良好氛围。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在党内营造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生态，构建起契合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文化氛围。一方面，通过完善学术研究保障机制，鼓励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破除思想桎梏，大胆探索，充分激发其理论创新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升和创新能力培育为核心，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理论扎实、锐意创新的高素质理论人才队伍。这一系列举措，为党的理论创新持续注入强劲动能，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力量源泉。具体来看，在延安时期，党中央恢复中央党校并先后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等学校，以系统化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点，使得有计划、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步入正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给理论工作者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提出“三个方针”的要求。[同时，为了培养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7年组建。1982年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提出要重视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进入21世纪，江泽民继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要活跃学术空气、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生动活泼的局面。[2]胡锦涛在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基础上，提倡求真务实、生动活泼的理论创新氛围。2004年党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就如何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宏大的人才队伍作出明确部署和制度设计。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加注重营造理论创新的良好氛围，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作的重要讲话，强化了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深刻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长远发展方向和重要意义，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并强调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提出要“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这五路大军；旗帜鲜明地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新时代全面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更好地推动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并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提升经济理论创新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都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善于与经济理论工作者互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理论创新的主要组织者、发动者和倡导者，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经过集体充分讨论，以领导人讲话或著作、党的报告或决议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作为理论创新的主体之一，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不断与领导人的理论创新形成良性有机互动，使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更加体系化、学理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是党日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研究和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理论工作者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研讨和争鸣，形成了具有突破性创新的经济理论成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78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大解放，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随着束缚理论研究“左”的指导思想的枷锁被逐步解除，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积极性空前高涨、异常活跃，并围绕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方面等进行深入研究，产生了大量有创见的理论成果。1979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理论研讨会以“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为主题，对市场机制、价值规律、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价格体系改革等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基础上展开了激烈讨论，成为党启动全面改革的先导。1987年10月—1988年6月，由国家体改委委托8个课题组就中期改革规划纲要(1988—1995)分别调研和报告，多次召开研讨会并直接向国务院汇报，其中提出的“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稳中求进”的改革发展思路等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建议，为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和理论支撑。[11991年10月至12月，江泽民在北京召开十一次大部分由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座读会，酝酿和建议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法。[2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随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的传统理论束缚，社会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讨论很快便达到高潮。理论界主要研究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市场经济的属性以及两者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特点、基本框架和内在规律；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决定后，理论界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和特征等内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转向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怎样结合、结合的具体途径及优越性等问题的研究。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学界的理论探讨与党中央决策层深入互动、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理论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新思路和新对策被党和国家采纳，经过实践的检验最终融入党的理论创新体系，成为指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另一方面，经济理论工作者善于将党在实践创新中提炼和总结出的规律性成果加以系统化梳理和理论化建构，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作出了积极贡献。值得强调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尤为注重“主动同专家学者打交道、交朋友”[3]、经常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战略决策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注重汲取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并在党与专家学者的理论互动中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系统阐释其历史逻辑、核心要义与重大原则、关键任务、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在探索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善于学习并领导形成上下贯通的学习机制。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和加强理论学习、并结合国情不断推动锻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习型政党。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可以说，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是党之所以能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创造的有力保证。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逐渐建立完善常态化、制度化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据统计，十六届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分别进行了44和33次集体学习。2012年11月到2025年4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十八届、十九届和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先后进行了104次集体学习，专门以经济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主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乡村振兴、金融安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等新概念。

具体来看，2014年5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着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重大的理论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18年1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从7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内容、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2023年6月，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强调以“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2总之，制度化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式，党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认识，如进一步深化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理论创新的认识，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

（四）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重要会议、重要讲话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中共中央全会的重大决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构建起系统完备的科学创新机制，并持续推进其制度化建设，是党之所以能够持续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因。[3]

一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机制、以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为载体。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重要的历史节点不仅要总结前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基于实践创新的新鲜经验提炼概括出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还要部署未来5年的发展战略甚至规划更长远的发展蓝图。可以说，党的历史上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都来自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和十九大分别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同时，每年召开的中央全会专门就经济、政治、文化或党的建设等重大领域问题进行讨论和顶层设计。事实上，党的每一次《决定》都不断在理论上形成新的突破、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等通过的党的重大决议中，从创立、发展到完善、成熟，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出发，提出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

二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度机制转化理论认知。党中央每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总结当年经济工作的成绩和不足，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面临的风险挑战，并对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作出具体部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体现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逻辑。如在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概念并将其科学地总结归纳为“七个坚持”的基本内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指引和实践指南。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五个必须统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等，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通过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发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彰显党对经济治理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三是中央领导人发表重大讲话为理论创新的依托。近年来，在每一次中央全会召开后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发表重要讲话。2021年1月，习近平在关于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讨班上提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三新”思想，并深刻阐释了三者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这是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同年5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了总书记题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文章，学界很快掀起了理论研究和学术讨论的高潮，并进一步将总书记提出的“三新”思想系统化和学理化。2024年10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阐述了“坚持守正创新”的深刻内涵，并用“四对关系”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科学指导，即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此外，党的领导人在重大庆祝和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也包含着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和100周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以及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周年座谈会等重大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围绕特定纪念对象、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了与时代重大问题高度契合的新认识和新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推陈出新、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为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创造性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方式，实现了从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到经济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和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1984年10月，邓小平在评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创新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写作”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初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系统化构建的过程。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中不断设计和部署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变化相适应的目标内容和战略举措，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知水平，这也正是党推进理论创新、最终确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逻辑所在。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责任编辑：赵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