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铁路建设的研究现状、史料开发和反思深化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5）03-0075-06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全国兴起以基础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为重点的三线建设高潮。这对中国交通体系，尤其是中西部交通网络的承载力提出空前要求。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优先建设三线铁路网以展开三线布局的重大决策，先后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枝柳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及关联支线和专用线，构建起较为完善且与全国铁路网紧密相连的新铁路网，并由此成为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支撑。新时代以来，国际环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显著上升，“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在此背景下，细致梳理三线铁路建设的研究成果，既有利于从“交通设施先行”的国防经济建设规律出发，理顺新发展阶段国家战略腹地的建设脉络，又有助于从区域交通发展视角拓展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以深化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三线铁路建设的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三线铁路建设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主题遍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基本涵盖了大三线和小三线。具体而言：

（一）三线铁路网建设与区域现代化。彤新春提出，三线铁路建设凸显了全国铁路建设区域布局的均衡化和全覆盖发展趋向。[2周明长认为，三线铁路网的形成，促使中国构建起以南北向铁路城市带为主轴的复杂线型全新国家城市体系；[3特别是川黔、贵昆、湘黔等3条铁路汇聚贵阳，使其成为国家级铁路枢纽和西南最大的铁路运输编组站。[4李晗、崔一楠认为，三线铁路将西南链入全国城市网络，为沿线工业市镇兴起创造了条件。[5严格提出，湘黔、枝柳铁路走向决定了湘西工业呈现以雪峰山为中心的倒U型布局。[而罗康智认为，湘黔铁路建设中的无序垦伐，给黔东南造成不可逆的森林生态破坏。[2]

（二）三线铁路建设中的技术管理与应用。黄华平提出，三线铁路建设单位立足桥隧施工实际，坚持技术革新和外部引进相结合，推动我国铁路桥隧技术迈向新台阶。[3李恒考察了动水压力下的阻尼器运行功效，认为其对三线铁路的连续刚构桥梁结构具有减震效果。[4姚志国认为，三线铁路的固定墩刚度不符抗震要求，建议加装速度锁定装置，以缩减主墩尺寸和解决主墩位移过大问题。陈振林认为，三线铁路的隧道施工存在浅埋、偏压缺陷，主张采用地表锚岩、新奥法的支护结构和施工办法，以优化隧道结构。[6]

（三）三线铁路建设单位和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黄华平概括了三线铁路建设的“大会战”模式：即央地共组专职领导机构并赋予全权，铁道兵、铁路技工和民兵协同施工，重视现场勘测设计和工程技术革新。[并认为，地方政府在三线铁路建设中虽从属于中央，但仍在民工动员、物资筹措、协调工农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8基于此，黄华平、邢蕾分析了地方政府的民工运作策略，即参照解放军编制队伍、提供生活保障、开展政治教育。[9岳小川、宋银桂探讨了铁路建设单位的改田造田、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等支农举措，认为其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国家工业对农业的反哺。[10]

（四）三线铁路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田永秀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的铁路建设管理制度，为包括三线铁路建设在内的当代铁路事业发展，奠定制度基础。[1]宋银桂、岳小川认为，铁路建设中以技术革新、修旧利废、打击贪腐为核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利于减轻后勤供给压力，是三线铁路建设后勤管理体制的重要补充。[2田蕊菡、冯明提出，铁路建设的民兵队伍形成了以生产保障优先、生活保障为支持和后勤保障为配套的后勤保障体系。[13田蕊菡还总结了民兵队伍以生产生活、政治生活、后勤生活为核心，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原则的特殊工地生活形式，但认为其难以常态化且不可持续。[14]

（五）三线铁路建设的人格塑造和认知更新。李德英等认为，三线铁路建设中的学兵，具有亦兵亦学亦工的复杂身份，铁路建设塑造了他们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军人品格”。[15]岳小川认为，三线铁路建设中的工农互助，在新中国工农关系认识脉络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16]并提出，筑路单位围绕工农互助开展的教育宣传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突破工农关系认识局限，作了思想铺垫。[1]严鹏程认为，成昆铁路建设为攀西人民深化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注入了动力。

此外，尚有多部综合性著作对三线铁路建设成就作概括性叙述。如《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三线建设研究》《三线建设纵横谈》等。

概言之，三线铁路建设作为一个独立学术对象，获得了学界高度关注。研究成果虽略为分散，但宏观总结和微观探讨相互印证，已初步实现了三线铁路建设的多维度透视。

二、三线铁路建设的多元史料开发

充足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近年来，三线铁路建设研究成果迭出，正是得益于史料开发所取得的实质进展，初步搭建起以官方史料、地方史料和民间史料为重点的多元化史料体系框架。

（一）官方资料出版或内部发行。时下可供查阅利用的三线铁路建设官方史料，包含国家文献、地方志和专题资料等三大部分。

首先是国家层面的文献出版。陈夕、陈东林等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公布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三线建设档案，一些提及三线铁路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推进原则。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是三线建设时期全国铁路新线建设和旧线改造的史料汇编，集中反映出各大、中型铁路会战的基本情况。另有《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新中国西南铁路历史文献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等，都保存有部分关联史料，或可提供研究线索。

其次是具有地方志性质的编纂资料。大部分省域地方志的“铁路志”，均涉及本省（区）的三线铁路建设情况，如《陕西省志铁路志》《贵州省志 铁道志》《湖南省志 第十卷交通志铁路》等。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党史系统以“三线建设在四川”为主题编纂的20余卷丛书，其中部分卷本记叙了地（市）三线铁路建设的勘测定线、民兵组织、铁路施工等情况。十堰市档案馆编《十堰三线档案选编》则刊有部分襄渝铁路建设后勤档案。另有政协系统编纂的《文史资料》，如《安宁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永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等，也可提供参考。

再次是铁路系统和铁路会战资料的专题汇编。铁路工程局和铁道兵在三线铁路建设中发挥了技术核心作用。铁路建设结束后，铁路工程单位将定测数据、技术图谱、施工计划、总结汇报等各类资料统一编印留存，特别是《铁道兵·综述·大事记表册》《成昆铁路北段施工技术总结》《成昆铁路》等，都是三线铁路建设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各铁路局编纂的局志，如《郑州铁路局1893—1991》《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志》等，都对管理路段的三线建设情况有所提及，可作为补充史料。

政治机关、职能单位主持编纂的系列官方资料，明确了三线铁路建设研究及其学术表达的基本界限、思考方向、政策性质等问题，是必不可少的支撑史料。

（二）半官方性质的地方文献整理解读。近年来，各地方档案馆的三线铁路建设史料开放力度不断扩大，政府、事业单位联合专家学者，在整理相关档案和编印铁路建设当事人的文集、回忆录上，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搜集归并未刊档案。学界将1964年至1980年新中国境内新建、改造的所有铁路线，均称之为三线铁路，从概念上打通大三线和小三线的地理界限，扩大了三线铁路建设史的研究范围。从这一层面讲，所有产生于该时期的铁路建设档案，都可称之为三线铁路建设档案。目前搜集、使用较多的有：宜昌市档案馆和宜都市档案馆藏的焦枝铁路会战档案；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档案馆藏的皖赣铁路建设档案；湖南省档案馆藏的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档案；乐山市档案馆藏的西南铁路大会战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西安市档案馆和安康市档案馆藏的襄渝铁路会战档案；南充市档案馆和达州市档案馆藏的襄渝铁路西段会战档案等。在学界共同努力下，这些未刊档案相互印证，为从整体与部分两个维度归纳三线铁路建设的特点、共性等问题，提供了史料支持。未刊档案也是当下三线铁路建设研究使用最多的史料。

第二，编纂刊印文集、回忆史料。三线铁路建设参与人数多，职业分布广泛，涉及党政军干部、国家勘测设计员、铁道兵、知青、民兵等人物群体。其中，多有领导干部记叙其对三线铁路建设的认识与思考。如王春才著《中国圣火》和《三线建设铸丰碑》、李本深著《忆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刘建章著《我的九十年1910—2000年》，以及《吕正操回忆录》《彭敏的路桥情缘》等。此外，相当一部分三线铁路建设参与者，在多方力量推动下，贡献了大量关于铁路建设的回忆或自述文字。使用较多的有《回忆录·湖南三线建设专辑》《铁道兵回忆史料》《襄渝铁路大会战南江民兵团纪实》等。

地方文献属于半官方性质的史料，多由原参与党和国家事务管理的干部，或由现行地方党政部门组织、亲历者执笔编订而成，其内容丰富了三线铁路建设的历史书写，对官方史料构建的宏大历史叙事具有纠偏补缺意义。

（三）民间史料挖掘利用。许多三线铁路建设亲历者，对三线铁路建设研究高度关注，他们的口述访谈和留存的图像等，都是深化三线铁路建设研究的瑰宝。

一是三线建设学人整理出版的三线铁路建设亲历者回忆史料。学界参考较多的有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十卷本和吕建昌、莫兴伟编订《激情岁月的记忆聚焦三线建设亲历者》，文中记录了吴志义等一批三线铁路建设亲历者的回忆著述。殷建资主编《百万枝柳铁路建设者大会战纪实》，集中反映出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中的管理者、民兵和技术工人，在铁路建设中的个人命运与真实体感。另有《苗乡郎中战“三线”》《“红色夫妇”的信仰人生》《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的回忆》《“三线学兵”的故事》等文，可为口述访谈提供信息线索，其本身也有一定史料价值。

二是三线铁路建设亲历者的口述史料。田野调查是三线铁路建设研究较为常见的方法，口述史料增量趋势日渐明显。较为突出的有周海燕、吴晓萍主编《战备时期的工业建设：三线建设口述实录(1964—1980)》，公布了杨丽燕、廖文彬等一批贵州三线铁路建设亲历者的访谈记录。另有从事该研究的学者，虽未公开访谈结果，但在出版论文中均有所说明、引用，如黄华平团队致力于皖赣铁路、李德英团队着力于襄渝铁路、冯明团队专注于焦枝铁路、岳小川团队聚焦于湘黔铁路与枝柳铁路等，他们都在口述访谈上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三是三线铁路建设的图像史料。此类史料多包含于三线建设的整体叙事之中，专题呈现的数量有限。其中，《大三线》《秘筑铁路》《军工记忆·三线风云》《三线学兵》《成昆铁路》纪录片和《图说铁道兵》《枝柳铁建长沙分指知青图文集》书画集等，均可作为研究参考。

民间史料是独属于当代史研究的增量史料，对三线铁路建设研究有着补充、说明作用。将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地方史料对比参照使用，方能最大限度揭示历史真实，真正理解三线铁路建设的复杂面貌。

三、三线铁路建设研究的评价与反思

三线铁路工程不仅从构建国家战略通道层面保障了三线建设顺利落地，成为新中国调整经济布局、拓展战略纵深的基础工程，而且为中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充分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优化地域经济结构和促进民族地区开发，创造了必要交通前提。但是，时下相关研究的不均衡特征极为明显，尚待学界在开发新史料与创新研究方法上持续发力，推动三线铁路建设研究取得新突破。

（一）研究不均衡的现实表现。三线铁路建设研究的不均衡，主要是考察对象和地域分布的不均衡，制约了三线铁路建设研究的深化进程。

首先，考察对象不均衡影响三线铁路建设叙事的个体差异解读准确度。三线铁路主干线十分明确，支线和专用线数量众多，建设条件、过程、考量因素等，虽具有时代共性，但同中有异，绝不能以偏概全。然而，时下研究多关注成昆、湘黔等主干线，支线、专用线研究成果数量有限；或聚焦不同三线铁路建设的共同点，如政府行为、会战模式等，对各铁路线建设的差异着墨较少。因此，当前以某一铁路会战为例探讨的观点，是否具备三线铁路建设共性尚且存疑，以此剖析其他铁路线的建设情况，恐影响其结论准确性。

其次，地域分布不均衡影响三线铁路建设叙事完善度。三线铁路的主干线广泛布局于大三线的10余省份，一线、二线地区在该时期也修建或改建了数量、长度不等的铁路线。时下学界多以西南铁路大会战等大三线地区的大会战为分析案例，对一线、二线地区的小会战关注有限。但显然，一线、二线与大三线的工业交通基础存在巨大差异，小会战的推进、意义、作用等，必然独具特点。所以，根据现行研究，很难将三线铁路建设视作一个学术整体给出直接评价，更遑论将其与水路、公路交通建设做对比分析。

整体看，三线铁路建设研究的不均衡性，使得研究结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难免受到质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以铁路为重点的三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经验的科学性。

（二）研究不均衡的多维因由。三线铁路建设研究发展不均衡的原因是多维的，史料发掘、学术力量和研究方法是核心要素。

其一，可利用档案收集受限。铁路属于国家战略资产，涉及技术应用、地形地质、水文地貌等具有高度战备性质的勘测数据，[加之受特殊历史时期影响，部分史料“左”的色彩浓厚，因而诸多档案保管部门未能对外公开三线铁路建设档案。如湘黔、枝柳铁路大会战和西南铁路大会战的档案开发便受到很多限制，等等。该情况是限制三线铁路建设研究范围的客观因素。

其二，学术研究力量薄弱。当前从事三线铁路建设研究的学者群体，拥有高级职称的较少，硕、博士研究生是一支重要力量，且尚未得见公开发表的三线铁路建设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而且，由于时下从事该研究的学者群体多致力于不同铁路会战的史实解读，各铁路线之间的内在关联尚不清晰，也未形成确之有效的学术共同体，专项交流、成果产出及高效合作机制亟待建立。换言之，三线铁路建设的研究力量总体上是较为年轻化、短期化、分散化的，研究持续性和学术资源获取难以保证，这是掣肘三线铁路建设研究规模的主体因素。

其三，研究叙事方法单一。三线铁路建设研究多采用“文献解读+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范式主要是立足未刊新档案，辅以口述访谈，以“叙述一个故事或一段少有人知的史实”[2]。但三线铁路建设并非单向度事件，而是历史经验、实践需求、理论认知等多项要素的综合互动过程。简单地研究叙述，无法科学解释如大会战模式缘何产生、怎样评价，群众技术革新的理论依据何在，三线铁路建设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如何协调和合作等发散性问题，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也会被动窄化，成为制约三线铁路建设研究深化的方法因素。

总之，研究史料受限、力量薄弱和方法单一，既限制了三线铁路建设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又影响成果产出，无形中削弱了三线铁路建设研究的学术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研究深化路径。三线铁路建设研究，目前亟须强化三线铁路建设的史料收集与交流协作，同时引入多学科交叉方法，不断解决新问题。

一是大力发掘民间史料以夯实研究基础。三线铁路建设涉及地域广、人员集中且数量众多，特别是施工民兵多是以地域为编组标准，可为口述访谈提供线索与便利。铁路建成通车后，民兵分批转战回乡，部分人员被提拔为社队基层领导骨干，成为扎根地方发展的推进力量。目前，他们多数尚在人世，且高度关切三线铁路建设研究和三线精神弘扬，其记忆回和保存的书信、工作笔记等都是重要资料。在官方档案开放不足情况下，将民间史料作为增量史料的突破口，不失为一项高效实用的科研办法。

二是强化学人交流以发挥有组织科研优势。目前上海大学等数所高校均成立有三线建设研究中心，从事三线铁路建设研究的学人可以之为科研依托平台，一则有计划地增强同政协、人大、档案馆、党委史志办、铁路局等单位的联系，争取在资料整理开发上深入合作；二则拓展同曾参与三线铁路建设的离退休干部、基层民兵和后方支援干部、群众的联系，广泛收集民间史料，逐步建立统一的三线铁路建设研究学术团体，并将项目申报、学术会议、人才培养、课程开发作为孵化载体，强化学术合作和成果产出。

三是引入学科交叉方法以拓宽学术视野。三线铁路建设过程中，筑路队伍不仅完成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而且实际承担了部分地方治理责任，特别是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技术推广、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因而有必要适当引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边疆学、科学技术史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将三线铁路建设实践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各项事业发展的脉络之中，进行逻辑建构和量化分析，以此总结三线铁路建设在地方开发、社会公平、生态保护、央地协调、群众健康、边疆防御体系构建、铁路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历史经验。

三线铁路建设还有诸多尚未开辟的新领域，这需要从事该研究的工作者、爱好者协同发力，培育“微观铁路史”和“专门铁路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极，[推动其向兼具共时性和历时性方向发展。

四、结语

三线铁路是三线建设的先导工程，三线铁路建设的学术研究也是方兴未艾。尽管多元史料体系有待充实，学术共同体亟待建立，基于学科交叉的创新研究理论仍待推演。然则整体观之，三线铁路建设的总体脉络已经初步勾勒完全，史料开发也已取得初步成效，更不乏针对某一特定选题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这都为深化三线铁路建设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期、新时代还是有一个大后方的概念”。[2三线铁路作为大后方的重要交通支点，必然要服务于新时代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需要。因此，有必要持续深入开展三线铁路建设研究，打通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一方面构建具有较强说服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叙事，另一方面启迪思考铁路“路权”与国家“陆权”的互构关系，[3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提供经验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小三线建设与长三角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1964—2022）”（24CZS110）、三线建设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项目“三线铁路建设中的群众技术革新—以湘黔、枝柳铁路会战为中心（SXLSWH2024YB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岳小川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宋银桂系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