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四大对党的组织化建设的探索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5）03-0081-06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切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深入推进党风廉政，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新时代党的组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回溯党的早期组织发展历程可知，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便通过强化自身建设来推进其组织化进程。中共四大作为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探索，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自身建设与革命发展的新局面，为此后党领导普罗大众掀起革命高潮作出了思想和理论准备，是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印证，其成绩值得肯定。然而中共四大对组织化建设有关问题的探索尚存在分析和探讨的必要。

一、党的早期组织化建设的特点及不足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峻局面，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创建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围绕反帝反封建的总体革命目标，推进组织化建设的历程。中共四大召开前，结合当时党的组织发展情况来看，这一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组织规模不足，无法有效推进革命。党员人数的多寡直接关系着党的组织化建设的规模和程度。中共一大召开前，全国共有党员50多人[2]。中共二大召开前，党员人数上升至195人[3]。一年后，虽然中共三大的召开明确了国共合作的各项方针，加快了合作进程，然而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已逐渐迟滞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推进。中共三大时，党员人数仅上升至420人4。截止至中共四大召开前，党员人数仍不足千人[5]。

党员人数总体增幅有限，而各地党组织的党员发展情况亦不乐观。北京党组织在“一大”召开前，已有党员十几名，中共二大召开前，仅有20名党员[。天津党组织于1924年1月正式成立时，党员数仅5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党员人数也不足20人[4]。上海地方党组织在中共一大召开时共有党员十余人，中共二大召开前发展至50人，但此后党员人数始终徘徊在31人至55人之间[。截止至1924年4月上海地委改组后，党员人数仅有47人[。早期党员人数的稀少限制了党的组织力量的提升，迟滞了党的组织化进程。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组织发展规模的有限迟滞着党的组织化进程，也意味着党的组织力量受限，在革命活动中难有更大作为。如邓中夏就曾指出，除了帝国主义和军阀联合镇压外，组织力量的不足也是罢工运动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据统计，京汉铁路大罢工时，该铁路组织中的党员人数还不到10人[8。这使得党无力应对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最终导致了罢工的失败。对此，邓中夏不无遗憾地指出，党组织力量的弱小会使党指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能力受到限制[9]。

（二）知识分子为主的组织发展路线，无法有效融入群众。能否融入群众，也是党的组织化建设的衡量标准之一。从党的早期组织建设来看，在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中，能确认身份的总共40多人，这40多人中知识分子占了绝大多数[°]。从中共二大到中共三大，工人党员人数仅从21人上升至164人[1，知识分子仍占主要部分。同时，建党之初党的组织机构不健全，活动能力受限。中共三大虽然成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妇女部等部门，并就组织建设作了一些规定，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不仅交纳党费的党员“不足1/10”，而且多数党员同在职的工人、职员及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2]。此外，从中共二大指出党是为群众奋斗的政党[13]，再到中共三大要明确确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14]，表明当时党已经逐步树立了“群众党”的发展目标，也表明党充分认识到自己离成为群众性政党尚有距离。由此可见，不管是人数上还是发展规模上，知识分子在党早期的组织发展过程中始终占重要地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精英型政党，正是由于这种客观现实，使党一时间难以有效地融入工农群众中。

其一，对于工农阶级而言，眼前利益往往比长远利益更为实在。身处国内外反动势力统治下的工农阶级，较为重视眼前利益。一段时间以来，在他们眼中，党及其领导的工会的存在，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刘少奇曾经在1923年8月总结安源工运经验时提及，一旦解决了经济问题，工人们便会把其他的事情一概置诸脑后[15]。而对于不少农民来说，所谓的“共产”就是分钱，若要提倡“共产”，则应当先拿出家财，否则总归是骗人的话。[因此，对于工农群众而言，如果要其牺牲眼前利益去追逐长远利益，他们的态度便可想而知。其二，党在宣传文字上的晦涩和深奥阻碍了工农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宣传受众尽管逐步指向工农群众，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深奥与复杂，即便在党内看来一些简单易懂的革命性语句，在工农群众看来却仍然难以理解。以《向导》为例，该刊在创办过程中虽秉持通俗与简单的办刊风格，但事实上，其文字与内容仍旧颇为艰深难懂。当时，工人阶级大多为文盲，“10人中能看报的仅1人”[2]。相比工人，广大农民受教育程度更低。如在广东省海丰县，“能写出自己名字的农民不超过20%”[3]

随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的精英型发展现状并未改变。伴随国共合作的深入发展，党以自身几乎全部的力量投入到了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中，其宣传基调也由“阶级斗争”等激进用语逐渐过渡至“民族革命”等中性词句，在其他的事务中亦避免打出“共产党”的旗号而借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是毕竟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行事，中共在推动国民党获得重要发展的同时，自身的政治影响并未得到明显提升。马林指出，此时的党只是秘密工作，并未取得显著效果[4。可见，党的这种知识分子为主的发展特征使其一时难以摆脱“宣传性质的小组”的头衔。由于组织声望和影响力的提升多遇挫折，组织化建设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二、中共四大对组织化建设的探索

从早期建设情况来看，党的组织化建设成效有限。基于国内外复杂形势，中共四大就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化建设进行了探索，从理论到方针政策上给出了答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

（一）确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强化组织化建设意识。中共四大首次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并且在议决案中有着明确的阐释和落实措施。一方面，明确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中心和领导地位。中共四大总结了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尽管较为幼稚，但在民族运动中是“最前进的”、最有觉悟的。在考察和阐明中国各阶级社会力量和革命表现的基础上，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5]可以看出，这是中共四大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的重要理论阐述和论断。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作了初步尝试。中共四大认为，若想要工人阶级达到领导者地位并督促其他阶级前进，工人阶级自身必须有稳固的组织和工作保障，并且不断参加革命活动，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升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同时，党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农民从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斗争，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6]

（二）建立工农联盟以强化联合战线，增强了组织化发展规模。能否构建起广泛的联合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建设能否取得成效的又一重要考量。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便以领导工人运动为己任。在党的领导下，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全国工人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在长时间的革命实践中，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展示了农民阶级作为革命主力军和无产阶级同盟军的磅礴之力。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构建起更为广泛的革命阵线，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四大”指出，在中国尤其是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农民问题特别重要。“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因为后者忽视那‘睡觉’的农人阶级以为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要素。”可以看出，中共四大遵循这一原则，对于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与无产阶级之间亲密关系的认识无疑较以往更进一步。同时，该议案还指出，在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需要工农阶级的共同努力，而若想斗争取得胜利，则更需要工农阶级，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也就是说，工农联盟若不稳固，党的组织化规模则难以有大的发展。

（三）增强党的自身建设，组织化建设成效得以巩固。中共四大会议的召开，表明党进一步认识到了组织化建设的重要性。中共四大相关议决案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2]立足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四大就推进组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自我革命性质的举措，表明了党对组织化发展程度的清晰认识和对革命规律的准确把握。

其一，设立支部，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了巩固党的基础，便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共四大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小组”改为“支部”。紧接着，中共还就支部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面予以阐释。一方面，明确支部的设置标准与形式。就设置标准而言，中共四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3]就设置形式而言，中共四大明确指出：“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事会指定之。如各支部所在地尚无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4支部的设置标准和形式使得支部的发展更具灵活性，同时为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全方位覆盖，为党的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重要保障。另一方面，明确支部的设置原则。中共四大指出，党的基层组织的设立应以机关和地域的双重标准进行，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同基层的广大群众建立紧密联系，保持亲密关系，从而团结人民群众，保证党的各项主张和任务的完成。

其二，强化中央机关建设，明确中央权威，树立核心意识。为了强化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切实加强党中央的领导，中共四大修改党章，改“委员长”为“总书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将“总书记”确立为中央委员会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并明确其职责。此外，为强化对地方党组织的指导，中共四大还设立了中央组织部，以便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指导作用。

其三，严肃组织纪律，加强党员教育。在波谪云诡的形势下，严明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中共四大会议指出：“各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指挥和检查。”[6]在中共四大会议指示的影响下，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旗帜鲜明反腐败的制度性文件，也是首个对贪污腐败分子明确进行惩处的文件，对于加强党务工作，严明组织纪律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员队伍的扩大对提升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挑战。如何提高党员的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对此，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开展党内教育，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进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政策的教育；第二，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第三，进行应当怎样工作的教育；第四，进行严守党的纪律的教育。[]

三、中共四大对推进组织化建设的启示

在复杂多变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若不努力加强组织化建设，就难以适应革命发展需要，甚至有可能被时代淘汰。今天看来，中共四大对组织化建设有关问题分析与阐释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对组织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一）促进全党形成正确认识，为新时代强化党的领导提供历史依据。正因为中共四大对组织化建设的推进作出了全面而清晰的阐释，才会使得党在之后持续变化的革命形势中不断形成正确的认识。在此后的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不断提升对革命经验的总结和认识。例如毛泽东根据革命的发展，总结出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些理论和政策，均与中共四大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联系。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2中共四大在组织化建设上的不懈探索，有助于凝聚起全党的共识，也为新时代强化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历史依据。

（二）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和发展，为新时代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思考。中共四大对组织化建设的推进反映出认识的深化：必须坚定依靠工农阶级，充分发动工农运动，中国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也表明了党对支持谁、依靠谁这一重要问题作出的明确解答。中共四大召开后，1925年4月，中共中央在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中指出：“在国民运动中，能够给敌人以最后致命的打击者，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3]信中还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工农联盟的磅礴力量才能够真正给予敌人致命一击。此外，中国共产党人也从不同的视角先后对工农联盟等基本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邓中夏先后发表了《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怎样实行工农联合》等文章，明确指出工人和农民的亲密关系，认为工人和农民是天然的同盟者，如果想要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进而使革命最终成功，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必须结成亲密的同盟关系。毛泽东在深入考察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著述，阐述工农联盟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工农联盟理论的深化，也启发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后续深入思考。

中共四大召开距今已有百年。对今天的中国而言，“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突出问题均极具挑战性。历史上中共四大出台的一系列议决案，如对农民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如何领导和发展工人、农民运动，乃至其后逐步形成的工农联盟理论，对于今天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深刻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促进各级党组织的完善，对新时代提升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具有重要借鉴。党组织是凝聚党的力量和发挥党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关键性载体。巩固和加强党的各级组织，推进组织建设是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任务。

中共四大在推进组织化建设的过程中，强调组织工作的重要性，采取的措施具有强化党组织的自觉性与实践性的作用。随着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拓展，在中共四大召开前，党员人数增长缓慢，这对立志成为群众性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不相配的。中共四大制定的措施，使得党员队伍的发展速度明显提升。中共四大召开后，三年内，党员由不足千人发展到近6万人，真正实现了快速发展，其影响力得到了不断提升。至中共五大召开时，党的组织几乎遍布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以外）[，组织发展程度不言而喻。

同时，在中共四大有关措施的作用下，党的领导力量得到了显著加强。中共四大后，工农运动发展迅速，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党强化组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组织队伍壮大，逐渐承担起领导群众运动责任的过程。如在上海工人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会议，决定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在发动群众的力度和深度上已远超前两次，加上指挥得当，工人群众英勇斗争，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不仅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更是党的组织力增强的有力证明。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3不论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还是党的政治领导力和社会号召力等，这些百余年来党成功的政治优势和宝贵经验，追根溯源，都与中共四大推进组织化建设历史实践具有一定关联性，同时也为新时代党的支部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对于全面增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列为主题之一，对新时代党的组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4概而言之，中共四大对组织化建设问题的探索实践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由表及里的渐进性过程，这种探索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阶段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共四大对于组织化建设的推进，是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和创新，更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不仅促进了党的自身发展，更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对此后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共四大对组织化建设的重视及举措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新形势，提出将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新任务和工作重点。[2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党的自我净化、自我

作者王佩军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原主任、二级巡视员；韦博系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徐雪琛系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

（责任编辑：彭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