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宣传的方式方法及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5）03-0087-06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实现重大飞跃的时期。[这段时期群众宣传工作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思路、方式和效果都实现了新的跃升，呈现出群众性、多元化、生活化和教育化的特点，成功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大众话语的转化。“蓬勃的宣传运动及群众组织。到处都在开群众大会，演抗日戏剧，墙上出现着新写的标语口号，新组成的军队在操练着。”[2]中国共产党主张开门办报，用群众读得懂的语言改进文风，使党报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并利用标语和音乐戏剧等形式培育群众的阶级情感和共产主义理想，汇聚群众伟力服务革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宣传工作，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更是彰显出党的政治理念、动员能力和领导艺术。

近年来，学界研究多着眼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组织体系与机制建设。如认为党的宣传以动员抗战、推广政策和统一思想为核心目标，并主要通过报刊、标语、文艺演出等方式开展。[3党的宣传工作的经验在于实施“信息娱乐化”的宣传策略，形成团结群众的舆论导向并增强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4在此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下，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宣传工作的内在逻辑、实践成效与历史意义，关注宣传工作与群众动员的互动关系，以期从“宣传实践”的新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中国化”历程并为新时代做好党的宣传工作、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提供历史借鉴。

一“开门办报”

让党报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

群众宣传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开门办报”，其核心要义就是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一）“开门办报”增强党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整改报纸文风，开辟面向群众生活的专栏，逐步使党报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解放日报社的主要工作人员如社长博古、总编辑杨松，都有着留苏经历，因此，该报受共产国际影响较深，报纸风格也极力模仿苏联办刊风格，如国际新闻占大部分版面。1941年5月16日的《解放日报》即创刊第一期头版的标题为《国社党副领袖赫斯出奔英国》《苏援华坚定不变英美态度殊堪注意》《美加紧援英供给英国大量商船并代训航空员三千》[等国际新闻，但对国内新闻尤其是党的政策、领导人讲话报道较少。缺乏“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2]是当时《解放日报》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版面的编排和对新闻类型的选择均表明该报尚未履行好作为党报的职责使命。党性原则应当是贯穿党报工作的一条红线，而其党性的提高靠的是反映群众的呼声，凝聚群众的智慧，在思想上将群众组织起来。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为改造党报的通知》，直指党报存在的问题：“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3]群众不仅仅是被党报引领、组织和输出的对象，更应是党报体现党性的途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传递人民需要的信息。

（二）“开门办报”力求易懂。资料显示，陕甘宁边区群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全边区23个县将近200万人口拥有的小学校、初级学校、高级学校却只有120所，文盲占99% ，社会教育根本没有。”[4]此外，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也十分有限，日常如要面对晦涩难懂的语言，阅读兴趣自然不高。因此，在党报宣传中，文字要力求通俗简洁，要使一般党员干部和略有文化的群众都可以看懂，还要使识字不多仅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理解其意。由此，报纸信息不仅可以由群众自己“读”也可以通过“听”的方式获取，从而拓宽了报纸的受众群体。在革命年代，《解放日报》每日一期的发行频率和简洁明了的文风使其能够迅速传递党的政策，不仅是党与群众沟通交流的重要纽带，而且成为群众认识党、获取党的最新动态的有效渠道。

（三）“开门办报”宣传典型。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向边区两百万名农民发出号召：“在这春雨既下，各种困难已经解决的时候，抓紧时机，努力开荒，努力生产，向吴满有看齐！”[5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塑造吴满有“勤快，肯劳动庄稼经营得法”[的劳模形象，再次提出“向吴满有看齐”的春耕口号，并在社论的最后发出号召：“当此春耕运动快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农民们，努力学习吴满有，展开伟大的吴满有运动。”[7]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次日吴满有、申长林、黄立德等11位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的画像被刊登在《解放日报》头版，为群众树立模范榜样，进而激励农民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春耕运动中，成为宣传群众的生动案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8]，真正承担起“党的机关报”的职责使命，正确地宣传了党的方针和政策并且强化了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充分体现了兼具“党性和人民性”的党报应有的品质。“开门办报”，使党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交流的桥梁，使群众能够及时了解党的大政方针，也让党有效掌握群众的现实情况和诉求，更好地团结群众、引领群众和服务群众。

二、红色标语：

在贴近群众生活的地方宣传鼓动

标语是时代的标示之笔，是意识形态的体现，折射出特定时期的精神追求，它“富于刺激，具有情感的煽动作用”，是一种简洁、通俗、有力的宣传工具。延安时期的红色标语具有宣传性强、通俗易懂和与时俱进等特点。

（一）形式多样，宣传性强。墙头标语是延安时期常见的宣传类标语，书写位置一般在“在靠近道路的两侧旁及高处醒目的地方”[2]。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直接在墙上书写并在下方标注拼音，如“收复东北失地（showcuidungbeishdi）”“免除苛捐杂税（mia chu ko gyan za shui）”[3]。二是将墙面部分涂白，在白色部分中书写。如1937年6月延安城门城墙上的标语“和平统一团结御辱”和城内的标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准备反攻”“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红军是第一次大革命光荣传统的继承者”“拥护国共合作”。三是图文并茂型，一般是在空白的墙面上绘制巨幅漫画并配有标语来解释画的内容。如画有体态健壮、身穿土布衣裳的农民和头戴礼拜帽人（可能是回民），手中拿着土枪和石头站在城墙上，愤怒地指着城下的侵略者，漫画上方配有“用全城的力量来保卫全城”的标语。再如号召劳动的漫画，在框定的绘画范围内的最上方绘写“男耕女织人人劳动丰衣足食”的巨大标语，其下绘有装满的米囤窠和耕地、打麦、纺织、挑水、饲养家禽的劳作人群。除此之外，延安城内还曾悬挂起用英文书写的标语，如“Down with Japaneseimperialism”“Welcome our AmericanFriends！”[4]中国共产党人依靠群众智慧，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标语表现形式，每到一处就通过宣传队写下标语，将信息方针政策传达给民众。

（二）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标语口号主要的作用是引导教育群众，言简意赅才有助于群众的理解，达到宣教的目的。延安时期的红色标语不仅做到了短小精悍，还通过配图来辅助群众阅读，方便群众的记忆和传播。张贴型标语使用的材料主要为标语布和纸张。标语布与今天的横幅相类似，但通常以白色为底色，用黑色墨水在标语布上面书写，完成后再将其张贴或者悬挂，其内容往往更加生动形象。如“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强盗！！！”[5]的标语之上还配有工、农、商、学、兵代表人物的头像。再如标语“拥护二十九路军抵抗日本强盗！”，其一旁的配图是3位中国军人扛着“二十九路军旗”从华北往东北进军，而身穿日本和服举着日本旗帜的日本人正拿着枪蹂瞄中国东北同胞。即使是未接受过教育的群众也可以通过配图准确掌握标语传递的意思，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深入人心。

（三）紧扣战争要求，与时俱进。标语是一种兼具时效性和政治性的宣传方式，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政治色彩。在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共产党利用“不许敌人拿去一粒谷子”[的标语在农村地区对农民进行宣传，把保卫粮食与抗战相关联，用农民生活中最稀松平常的事件培育农民的抗战意识。再如标语“提高文化水平才能了解抗日救国的道理！”[7]又把普及教育和抗日救国相联系，号召青年自觉提高文化水平。标语“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呼呼群众行动起来，为抗战事业贡献出一份力。

在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标语阐明政治主张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如“要粉碎汪逆傀儡组织！”“军民合作，抗战到底”[。在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方针政策进一步凝练形成“坚持抗战，积聚力量，准备反攻”[2并根据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动八路军和新四军局部反攻作战。解放战争打响后，“打倒（到）西安去！”“实行减租减息！”“坚决消灭蒋介石统治”[3的标语写满墙。

红色标语在最贴近群众生活的地方宣传群众，有效保证宣传内容的实效性、宣传方式的可行性和宣传对象的针对性，是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宣传武器。

三、红色音乐戏剧：

用艺术形式传播革命理念

红色音乐戏剧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宣传工作的重要方式，它不仅具有较强的艺术性，还具有号召力、凝聚力和鼓动性。为传播革命理念、普及革命话语，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戏剧进行指导和改造，发展出了红色音乐戏剧。[4红色音乐戏剧通俗易懂，多是在陕北民歌的曲调之上进行再创作，融入并汲取了陕北民歌的元素，如唱腔和方言便于老百姓识别、欣赏和传唱。这一时期，专业剧社和农村剧团蓬勃发展，具有传播范围广，受众人数多等特点。从1938年到1945年，民众剧团共到23个县、190个村庄演出了1475场戏，平均2天一场，观众超260万人次。[5]

（一）构建军民团结抗日的氛围。延安时期的戏剧作品地方特色浓郁、故事性强，塑造了八路军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和团结群众的英雄形象。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延安文艺晚会上演了中国新歌剧史上的重要作品《农村曲》。该剧以抗日女英雄王凤姑的事迹为核心展开叙事，多次出现“鬼子来了全受害”“一起打日本”“报仇去，中国人”[等抗日口号。1943年丁里创作的话剧《子弟兵与老百姓》，反映了八路军与百姓在抗战时期互帮互助、军民共同抗战的故事。剧中百姓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但仍主动缴纳公粮支援部队，军队战士则响应上级号召走出军营积极参与群众的劳作。戏剧演员通过唱歌的方式强调军民一家与抗战必胜的理念，“子弟兵和老百姓，咱们都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来哟，才能打得赢哪”[]。秧歌剧《曹老板》以解放战争时期军民关系为背景，通过“恐惧一觉醒一行动”的三幕式结构开展政治动员，使群众认识到“解放军早去一天，他们就少受一天痛苦。咱们大家都团结起来，支援前线，只有把蒋胡匪军最后消灭了，咱人民才能过太平日子”[8]。党领导下的戏剧作品歌颂群众力量，作家陈涌在观看众多宣传剧作后说，“我们的文艺如果不反映农民土地改革的斗争，便不能真正深刻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9]戏剧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传播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极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抗战热情以及投身生产战斗的激情。

（二）灌输共产主义色彩的革命话语。1938年毛泽东对戏剧等艺术类型创作提出新的要求：“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的内容。”[10]“阶级”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革命话语。但群众最初因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贫穷是由于受剥削者的压迫所致，从而消极陷入听天由命的境地，难以理解其含义，认为“苦是人的命”[]。在延安上演的革命戏剧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和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揭露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唤起群众的革命意识和对自身命运的再审视。《阶级仇》通过艺术手法揭露了以唐氏家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租佃农户实施的剥削，“劳动人到头来什么都没有！”[2]正是制度性压迫导致农民陷入“丰年难饱腹，灾年卖儿鬻女”的生活绝境。戏剧反映了地主阶级的恶行，揭露出国民党贪污腐败的罪恶：“修的房子归保长，生的儿子归老蒋”[3]，“国民党入川，老百姓喊天”[4]。革命戏剧利用“阶级压迫和反抗压迫”的叙事框架，赋予其强烈的政治色彩，把民间故事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向群众灌输了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为农民勾勒出“穷人都翻身”[5]“民主所变更了的他们的新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如诗人艾青所说：“在我们的每个剧里，贯穿着人民的觉醒、抬头、斗争以及胜利。”[7]

（三）传递崇尚劳动的价值理念。秧歌本是一种农村歌舞艺术，延安文艺工作者将它改造成“集体化了的新的农民的艺术”[8]，向群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劳动光荣、劳动崇高的价值观念。安塞宣传队表演的《新状元杨朝臣》讲述了杨朝臣勤恳劳作、模范带头的故事。二流子陆喜娃看完演出便对生产队负责人说：“咱今年决心学好，一定要把光景闹美！”[9]《懒黄转变》讲述了“好吃懒做怕动弹，一天到晚胡毬窜”[10]的懒汉向劳动英雄学习的故事，他发誓要做出个样子让村里的人看看，并仅用一天光景就砍了三捆柴。秧歌剧以其曲调简单、载歌载舞的艺术表现形式，再结合时代背景，家长里短之味即可化为生产劳作之歌。对于秧歌的改造，群众认为：“你们的秧歌比从前的好旧秧歌中看不中用。”{新秧歌剧呈现出“中国过去的戏剧中所没有过的一种愉快、活泼、健康、新生的气氛”[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