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主动

[摘  要]  近代以来，依托资本主义精神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外扩张，在武力冲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同时也造成中国传统精神信仰的崩溃。在外来冲击下被动开启的近代中国现代化，总体缺乏主动精神，难以完成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无法达成现代化目标。中国共产党立足社会主要矛盾，把握历史主动，不断进行现代化探索，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建党精神是这一历程的精神主动体现。新时代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在把握伟大建党精神当代价值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特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引领。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写入大会主题，明确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风貌和精神力量。现代化，作为由传统向现代社会整体转型的历史过程，马克斯·韦伯认为就是理性世界代替神性世界的“除魅”过程，赫尔德更是直接认为“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与西方现代化不同，外敌入侵，西学东渐，在传统精神信仰危机下开启的近代中国现代化并非源自社会内部的原始积累，而是对外来冲击的被动反应。先进中国人在探索现代化进程中虽然试图重构信仰，但却始终未能凝聚起现代化建设的精神主动力量。中国共产党依托革命的方式开辟现代化的条件，并在谋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立足国情开始现代化探索，从而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孕育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不断推进现代化探索的精神体现。

一、精神信仰变迁下的中西方现代化历程

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得利于工业革命后带来的生产技术和社会关系变革，并从欧洲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透过这一深层次的社会变迁，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因素，无论是从新教伦理中延伸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中国传统的“天道”信仰崩溃后的精神信仰重构，无不彰显出从神性走向人性的过程中精神信仰在不同民族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作用。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了新的精神坐标、构成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探索的精神支撑。

（一）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方现代化。近代以来，脱胎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突破了绝对的宗教禁欲主义，催生新生资产阶级的进取意识，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迈向现代化，也为资产阶级的扩张和掠夺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和道义上的“合法性”。资料显示，1521—1544年仅西班牙平均每年从美洲掠夺黄金2910公斤、白银30700公斤；1581—1600年平均每年掠夺黄金增至4330公斤、白银374600公斤。通过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18世纪中叶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始工业革命，率先走向了现代化。到1848年，英国钢产量已超过世界所有国家总和，煤产量占世界2/3，棉布占世界1/2以上。1870年，英、法、美、德四国占世界工业的比重已达78%。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也由原始积累时期的殖民扩张，转向以开拓市场和掠夺原料为代表的工业资本殖民掠夺，将殖民地纳入到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到1900年，非洲面积的90.4%、亚洲的56.6%、美洲27.2%以及大洋洲相继沦为殖民地，从而在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中“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认识到“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并且评价它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相较于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及其行为的讴歌，马克思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财富积累、社会进步，而且对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实现现代化的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在殖民地“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就是这一殖民扩张的见证。毫无疑问，基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唤醒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意识，客观上推动人类迈向现代化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也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其残酷的掠夺行为打开东方的大门进行了有力的辩解。

（二）近代中国精神信仰的危机、重构与被动现代化。中国传统的精神信仰，以儒家三纲五常为基本规范，将君权神授与对“天”的朴素认识相结合，构建出一套以“天道”为基本支撑的精神信仰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石。西方武力入侵带来的社会变局、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在加速皇权统治危机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传统精神信仰的危机，“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的认识即是传统“天朝”观念式微的体现。

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经济上效仿西方工业发展路径，政治上模仿西方政治体制，既有回应外来冲击的被动性，又有维护皇权体制的主动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但这一现代化自救，非但没能挽救皇权体制，反而加速了王朝统治的衰弱。清王朝最终以自身的覆灭为代价，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逆转。

随着“天道”信仰失去政治合法性，孙中山试图以三民主义构建起新的精神信仰，视其“为中国唯一生路”。辛亥革命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理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恰是这种理想的宏伟蓝图。北洋政府时期延续发展工商的政策，1912—1916年陆续颁布《临时工商会议章程》《工业品奖励章程》等30多项奖励工商的政策法规。在兴办实业的热潮下，1913—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工厂41.3家，1916—1918年平均每年124.6家。然而，为实现皇帝梦，袁世凯将孔教定为“国教”，试图依托孔教重建精神支柱，但在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下，精神信仰的逆行与现代化目标的背离最终使尊孔复古成为闹剧。

南京国民政府意图通过党派主义建立精神信仰体系，以政府主导现代化建设，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裁撤“厘金”，税制改革，制定《工厂法》《银行法》等经济法规，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1926—1936年的十年间，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6%。但是，现代化的目标却始终无法消除不同信仰间的分歧，尤其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挑战。1933年《申报月刊》围绕“中国现代化问题”开展讨论，无论是赞成资本主义模式，或社会主义模式，亦或非资本主义模式，争论的背后透射出不同信仰对现代化的认知差异。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与精神重塑。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建设，虽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但也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现代工厂培养出了现代工人这一群体，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到1919年，这一群体已经达到200万人以上。思想层面的向外学习，使得诞生于西方工业文明并对此进行了无情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传入中国，并为先进中国人重塑信仰、寻求救国之路提供了理论依据。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基础。

诞生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在实现国家独立、民族振兴的过程中从“被动输入”到主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特点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科学内涵的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精神体现，以其精神力量和精神滋养，构成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精神基因。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与近代中国信仰重构形成了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受到先进分子的广泛关注，就在于这一理论契合了近代中国精神信仰重构的方向，即依托一种精神，明确未来道路的走向。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就曾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则是群众运动形成的“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成为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奋斗目标的精神凝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契合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近代中国在自强御侮中开启现代化，直接的目标在于民族独立和复兴。虽然实现民族独立和振兴是近代不同阶级、不同群体所持有的共同目标追求，但在价值立场上却不尽相同。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依靠力量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不同派别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不同命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斗争精神致力于“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境遇，在契合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同时，“为无产阶级奋斗”也形成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高尚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成为“受成于先圣先王数千年之陶熔渐渍者”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和精神追求。

二、伟大建党精神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探索

近代中国的国情和探索现代化的曲折性决定了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必然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激发精神上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秉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信仰和主张，展现出的伟大建党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探索的精神表征。

（一）以革命的斗争推动现代化模式由多元复归一元。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真理，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经过分析中国国情，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两大障碍，是钳制中华民族发展的“恶魔”，进而提出了“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虽然此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仍然是不自觉的，但却对社会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依靠力量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虽然并未参与30年代《申报月刊》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但从经济技术层面也认识到“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从而抓住了工业化这一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透射出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深刻思考，即在“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形态、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任务，现代化的目标，统一于武装斗争，以革命斗争为现代化开辟条件。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模式也喷薄欲出，在否定“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的同时，认识到不能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前途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根据地的建设实践，如政治建设方面的“三三制”，社会建设方面的“减租减息”，文化方面的“延安文艺运动”等等，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之路，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的过渡形态。

抗战胜利，推动着中国政治舞台的新一轮整合。抗战胜利之际不同党派力图在战后推行自己的现代化目标。中共七大召开之际，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提出了“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的现代目标，但是，政治专制、经济垄断、文化钳制的现代化方案已难以获得人民的支持。同年，中国民主同盟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构成了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现代化提案。中国的现代化该何去何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代化模式在革命语境下由多元走向一元。此时期孕育诞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开展革命斗争的精神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以奋斗的姿态破除对西方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不懈的追求，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种追求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没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就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本色依旧，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使命，带领人民向现代化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奋斗。

一是明确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是“民族民主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1953—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年平均18%；另一方面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现代化探索奠定制度和道路基础。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人民政治地位的提高，也进一步激发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初心使命。此时期孕育的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等，都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服务人民，为民族振兴奠基的精神体现。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并举，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