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发展处于艰难发展时期，宋庆龄以坚定的革命主张和果敢行动，大力支持、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她领导的系列革命斗争，也得到众多左翼文化人士的大力参与和帮助。宋庆龄与众多左翼文化人士密切配合、共同奋斗，为传播革命思想、促进民主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  宋庆龄；中国共产党；左翼文化运动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在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进程方面，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多方合力、共同奋斗的结果，特别是离不开极具威望和影响力的伟大爱国者宋庆龄的全力帮助和支持。同时，这一时期宋庆龄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也得到众多左翼文化人的积极参与和帮助。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散见于相关论述和年谱中，鲜有专门系统的探讨。对此进行深化研究，可从不同角度了解宋庆龄丰富的革命经历、思想主张和精神品格，也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经验启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政治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向何处去”是国内各派重要政治力量都在思考的首要问题。在此关键时期，宋庆龄坚定捍卫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特别是她发表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赴莫斯科前的声明》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声明，“说理雄辩，感情强烈，而且直截了当，切中问题要害”。她立场坚定，行动果断，给当时正处于艰难奋斗中的广大左翼文化人士（其中不少中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她“轰动海内外，使反革命敌人为之丧胆，大长革命人民志气的正义呼声”，使进步文化人士“获得更大的力量，对革命的前途充满更大的胜利信心，充满更大的斗争勇气”。为更好探寻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1927年8月宋庆龄远赴欧洲。旅欧期间，她潜心研究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参加国际反帝活动，与国际众多左翼文艺家交往，为她归国后推进中国左翼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1931年8月宋庆龄归国后定居上海，此时正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快速发展时期。面对白色恐怖宋庆龄无所畏惧，在广阔革命战线与左翼文化人士密切配合，并肩战斗，为推动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了解中国左翼文艺发展情形，积极推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

宋庆龄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文化修养高深，审美情趣高雅。“她年轻时最喜欢读文艺作品，也酷爱音乐。”1931年她旅欧归来定居上海后，订阅各种中外书刊，“博览群籍，故凡军政科学文艺等之新旧递嬗，兴起讲解，历历如数家珍，可见饱学之一斑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她之了解文化学术界的斗争，就如同了解前线的战局一样，是清楚而透彻的。”

宋庆龄热爱美术，倾心国画。她认为“中国的印刷术尚在原始阶段，因而我国古画的美和魅力还难以充分表现出来。”她热情支持鲁迅大力扶持栽培的中国新兴木刻艺术。1933年底，在宋庆龄帮助下，鲁迅受当时访问中国的法国《Vu》杂志女记者绮达·谭丽德的委托，搜集中国现代美术作品，筹办在法国举行的“革命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1934年3月14日，该展在法国巴黎开幕，展品包括鲁迅通过陈铁耕、李雾城等征集到南方58幅木刻作品，以及胡蛮等受委托在北方征集到的美术作品，共计78件画作。这次展出首次把中国左翼美术推向世界，增进中外文化思想交流。此外，青年画家胡蛮在赴苏学习中还得到宋庆龄的特别帮助。胡蛮擅长油画，1930年冬在北平艺术学院任教期间发起成立北平美联，曾任北平美联常委和北平“文总”执委，1935年6月他为躲避追捕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他与鲁迅来往频繁，经鲁迅委托，宋庆龄将他介绍给苏联驻上海的领事，使他9月下旬得以顺利赴苏联学习。1935年，胡蛮反映国统区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卖儿女》《探狱》以及反映红军长征序幕的《百万双草鞋运动》等3幅油画作品，经鲁迅、许广平、宋庆龄审阅后，陈列在苏联远东苏维埃。

德国革命版画家家珂勒惠支对中国左翼美术的影响很大，她与宋庆龄一起曾为共同营救牛兰夫妇奔波呼号。左联五烈士李伟森（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珂勒惠支与世界其他进步文艺家一同在抗议书上签名。鲁迅非常喜欢珂勒惠支的版画，通过史沫特莱等购买珂勒惠支的原作，并极力推介。经鲁迅亲自筹划设计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1936年5月出版，初版共印103部，选集前有史沫特莱作、茅盾翻译的序言。8月底，鲁迅托人将该版画选集转赠珂勒惠支本人。宋庆龄也有这本凝聚多方友谊和成果的珍贵画集，并在其上亲笔签名。1936年2月，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举办。展览会结束后，苏联方面通过史沫特莱赠送鲁迅7幅展品，同时赠送宋庆龄一幅著名美术家卡西安于1932年创作的《第聂泊河水电站建设图》麻胶版画。由于宋庆龄与中国新兴版画的渊源，1946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就曾聘请她为展览的赞助人之一。展览开幕前，解放区救济总会驻上海办事处业务主任林仲向她赠送一本共收集70幅木刻作品的《延安木刻集》，其中有不少是在左翼美术运动中历练成长的青年画家的作品。为致敬宋庆龄，陈烟桥等青年画家还陆续将一些版画赠送给她。晚年宋庆龄喜欢画画，无师自通，现存画作40余幅，充满自然真情。

宋庆龄喜欢看电影，对电影业很早就有想法。1917年2月19日，她在给日本电影业先驱梅屋庄吉的夫人德子的信中说：“如果我自己能有一笔钱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们合作经营电影业，因为电影是实施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手段，我们可以通过影片让人们看到上海及其美丽的郊区。”1933年，杨杏佛携儿子杨小佛一起请宋庆龄观看苏联电影《生路》，这是一部描述俄国革命后苏联政府如何收容教育大量流浪儿童并使他们成为有用新人的感人影片。宋庆龄观看电影后说：“中国将来也要这样做，使流浪者能改造成为新人。”后来她在中国福利会中兴建许多少年教育中心和后来为人称道的托儿所等，“也极可能是受了《生路》的影响”。宋庆龄观看的称为苏联电影里程碑的影片《夏伯阳》，以及《为基辅而战》《予打击者以打击》等苏联影片对当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都有较大影响。

1936年，为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在上海成立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筹备委员会，宋庆龄任委员会主席。1937年2月10日，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音乐会在上海大戏院举行。负责筹备音乐会的是中苏友协上海分会，具体负责筹备音乐节目的，在苏联方面是乐队指挥如鲁茨基，在中国方面是左翼音乐家任光。任光联合同样在左翼音乐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安娥、冼星海、塞克等一起筹备商讨音乐节目。安娥为音乐会撰写了一首通俗的唱词，散发给参加音乐会的群众，当场由指挥者教唱，每唱两句，用锣鼓敲打一下，每句唱词则用钢琴伴奏，全场气氛热烈，效果很好。宋庆龄还助力左翼音乐运动的代表性成果——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的推广传播。1940年夏，曾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刘良模到美国后，教会被称为“世界歌王”的保罗·罗伯逊唱《义勇军进行曲》。后由罗伯逊独唱，刘良模指挥美国华裔人员组成的青年歌咏团合唱，灌制了汉语演唱名为《起来》的唱片。宋庆龄热情地在唱片的封套上用英文写下序言：“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歌咏活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我很高兴，保罗·罗伯逊唱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声音。他灌制的这套唱片，使美国人能够听到中国的爱国歌声。……愿这些融会东西方风格的古老民间旋律和新歌曲，成为又一条联系自由人民的纽带。”这也表达了她对在左翼音乐运动中蓬勃发展的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支持和期望。

宋庆龄还与鲁迅等左翼文化人士共同接待来华的著名作家。1933年2月，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英国戏剧家萧伯纳在环球游中，应宋庆龄邀请到上海作短暂访问，17日鲁迅赴宋庆龄寓所参与招待。当晚，鲁迅与避难在自己家中的瞿秋白商议，将报刊所载有关萧伯纳的报道资料收集起来，编辑出版《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该书很快就由野草书屋出版，是中国新闻媒介批评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的首部专著。美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争取黑人权利联盟”的主席、作家休士，1933年７月初到中国。13日，休士出席由左联促成，文学社、现代杂志社等团体出面举办的座谈会，与会者除了伊罗生外，还有姚克、黄源、楼适夷、傅东华等左翼文化人。其后休士在宋庆龄寓所与宋庆龄会面并共进晚餐。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鲁迅、茅盾等人的鼓励下，历时5年编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1936年由英国伦敦乔治·哈拉普公司出版。这是第一本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译选集，收有包括鲁迅、柔石、茅盾、丁玲、巴金、郭沫若、郁达夫、张天翼、萧军、杨刚、沙汀等左翼作家在内的15位中国作家的24篇作品。斯诺在扉页写道：“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精神，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从献辞中可看出他对宋庆龄的崇敬之情，同时也证明宋庆龄对左翼文学的认可。1936年斯诺经宋庆龄介绍，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写下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出版后，斯诺也题词赠给宋庆龄：“赠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对书中的不妥之处请见谅。”这也表明宋庆龄对该书的形成和出版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胡愈之等合力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译成中文，改名为《西行漫记》出版，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二、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支持中国左翼社会科学运动

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左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观点，开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宋庆龄对这些问题也很关注，她在居住德国期间，曾收集研究有关土地问题（特别是亚洲诸国的土地问题）的材料，与邓演达等深入讨论各国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陈翰笙，与宋庆龄在莫斯科就曾认识，回国后也一直来往密切。陈翰笙后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同时秘密从事共产国际和中共党组织的工作。为了弄清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他聘用一批热心社会科学研究的爱国青年组成农村社会调查团，从1928年至1934年的6年时间内，走遍大半个中国，脚踏实地获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力求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和现状。其间1932年11月至1934年5月组织对广东农村的调查，由于得到宋庆龄的帮助，得以顺利进行。在大量农村社会调查基础上，1933年陈翰笙同吴觉农、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中国农村》月刊创办，登载大量研究报告和文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以合法公开的活动方式，“有力地支持了我党的土地革命，对反对封建土地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位重要的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钱俊瑞，同样得到宋庆龄的充分信任和帮助。1934年钱俊瑞担任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宣传委员，由于他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联系密切，使其成为左翼社会科学的重要阵地。1936年9月世界反侵略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的宋庆龄被监视极严，不能出国参加。宋庆龄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联系，决定以她的名义，派当时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党团书记的钱俊瑞出国参加。会议期间，钱俊瑞为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大量工作。钱俊瑞回国的第二天，即向宋庆龄详细汇报欧洲之行。经宋庆龄提议，钱俊瑞在《现世界》杂志发表《我从国外归来》的文章，并到南京向冯玉祥、于右任、林森等报告此行意义，对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左翼教育运动方面，宋庆龄支持陶行知领导的工学团教育。陶行知秉承“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理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左翼教联有密切关系。1932年在陶行知领导下，左翼教育工作者在上海领导创办两所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山海工学团和晨更工学团，推行“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大众教育运动，成为左翼教联及其他左翼文化团体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宋庆龄对“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极为称赞，在其后来开展的儿童教育中，用“小先生制”“即知即传”的方法开展工作，相关工作人员“热烈地学会了这种办法，就像燎原之火一般地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