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务编辑到中共早期党员

[摘  要]董亦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本文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还原董亦湘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历程，对他在党的创建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传播者、上海印刷工会参与筹建者、“消费合作社”运动带头人的革命实践进行历史考察，并对1921—1925年他在党、团的联络和创建中担任的重要角色和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评述。董亦湘的早期革命经历，充分反映了他“以身许党，志在四方”的共产党员光辉形象。

[关键词]董亦湘；商务印书馆；建党；工人运动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2-0065-09

董亦湘（1896—1939），1921年4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关于他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关系的史迹，以往介绍不多，由于近年来共产国际部分档案文献的公开，以及国内文献的发现，结合相关口述材料，互为印证补充，可以逐渐还原出董亦湘在党的早期的革命经历。本文试从董亦湘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确立政治信仰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参加筹建上海印刷工会、创办同孚消费合作社、建立和发展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 党团组织等社会实践活动，勾画出1921年前后董亦湘从“编辑室”生活，转向兼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革命经历，以反映他“以身许党，志在四方”的早期共产党员光辉形象。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一）商务“编辑室”的生活与工作。董亦湘，族名彦标，又名椿畴，字叔桐，曾用名董蘅，笔名轶湘、亦湘、杜钧等，1896年10月23日生于江苏阳湖（今常州市武进区），1918年冬，经同乡吴稚晖和塾师殷彦洵等推荐，进入商务编译所。在此之前，董亦湘在家乡接受过旧学私塾与新学（堂）的教育，幼即天资聪明，勤奋好学，19岁时自任塾师。他曾在自己案头的笔筒上，刻上“大丈夫以身许国，好男儿志在四方" 的誓言作为座右铭，砥励意志，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爱国青年。

董亦湘在进入商务编译所之前，1918年春，经吴稚晖斡旋，改名董蘅，进上海大同学院文科学习。大同学院创办人胡敦复与吴稚晖公谊私交甚笃。这次学习进修，显然为董亦湘同年冬进入商务积累了学养。

董亦湘进入商务国文字典委员会后，师从陆尔奎，主要参加编纂《中国人名大字典》，在陆尔奎等指导下，很快从校对、助编升至编辑，月薪从12（银）元、18元升至50元，此外还有报刊投稿笔润。这些收入，除食居开销和贴补家乡亲人外，大都用于购买书报和书籍。董亦湘在“过去常读的书报和杂志”栏中，填有《新青年》《民国日报》《申报》《时事新报》，这是概填，实际上还有更多，包括较早停刊的《星期评论》等，他从中捕捉一切新思想、新思潮。此外，他还加入商务馆内的职工团体“青年励志会”，参加该会所设的夜校学习英文，以提高外文知识和阅读能力，借助词典，浏览马克思主义英文经典，阅读英译本俄国政治著作。

1921年6月，商务《中国人名大字典》出版发行，入所不到3年，“董蘅”（董亦湘）就和张元济、陆尔奎、高梦旦等侪列于初版版权之页。可见他勤奋刻苦，工作与学习双臻齐进，由此他奠定了在馆内的业务地位，同时也具备了参加政治活动的社会身份——“商务编辑”。

（二）精读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董亦湘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到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个过程，时间当在1919年至1921年间。这个时期，他在学习上有得天独厚的精进环境：商务顺应新文化潮流，在出版宣传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译著方面，走在同时代业内前列，因而被学者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驿站。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也都被商务先后聘为在职或兼职编辑。商务早期出版的马克思经典或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至少有《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溥贤译，1920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还有介绍“新俄国”的著作，如《俄国人民与苏维埃政府》等达数十种（篇）。商务有个惯例，凡馆内出版的书刊，都在图书馆保存。编译所楼上就是著名的藏书楼——“涵芬楼”，是向馆内编译人员开放的参考图书馆（后迁入1924年竣工的东方图书馆）。这里除古籍和馆内出版的书刊杂志外，还收置五四运动后流行的全国报刊书籍，其品类之全、数量之多，几乎应有尽有。因此，身处国文字典委员会的董亦湘，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在其中追寻新文化、新思潮、新主义，可以说很是方便。

1921年前后，董亦湘至少已精读过“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哲学的贫困》《经济学批评》（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引者注）”，“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家族财产，国家之起源》（疑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者注）” ，“考茨基《阶级斗争》” ，“李（列） 宁《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董亦湘广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寻求救国道理。当时社会传播着种种思潮，善于思考的知识青年和学者都在其中摸索，这也体现在董亦湘商务编译所的人脉中：沈雁冰的俄国革命，杨贤江的少年中国，胡愈之的世界语，何公敢的国家主义，郑太朴的无政府主义……，纷纭庞杂。他有过迷惘，也有过追随、信仰，但后来逐渐认识和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认准了自己真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

（三）抛弃无政府主义。董亦湘回忆自己思想演变过程时，曾不讳言一度追随吴稚晖，信仰无政府主义，时间在1918—1920年。他的思想演进是这样的：小学时期是“英雄思想”，崇拜文才武功的英雄；中学时期是圣贤思想，研究儒家学说；到走上社会开始工作时期，“研究庄老哲学和柏拉图、克鲁包金巴枯宁著作”，在先生吴稚晖影响下，“加入国民党”，信仰无政府主义（1918年前后）；到了1920年参加了“革命运动时期，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及劳动运动的书籍”，便“无形退出（无政府主义）”。这段记述说明董亦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书斋式的，而是联系思想改造和社会实践，与思考社会问题相结合。这就使董亦湘和同时代先进青年一样，转变思想觉悟，从怀疑到抛弃无政府主义，渐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董亦湘觉悟的结果，就是开始走进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组织。

董亦湘曾这样回忆自己入团、入党的经过：“1919年夏天，中国所有大城市都爆发了反帝运动革命浪潮，我参与了此次革命运动，并参与了罢工和民主运动。随后，我和许多同志合力组织了工人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1920年初（冬——引者注），上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之初，我和大多数其他优秀组员未经介绍参加了该组织，因为组员之间彼此非常了解，1921年，我在上海城市中共青团从事组织技术工作”，并“在上海城市党组织全体大会上接纳我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员”。他在一份学员登记表的“入党经过”一栏里写道：“1920年曾经先入团，负过团的各种工作，即由团介绍入党。”

据共产国际档案，1921年3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在上海曾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宗旨之一是清除组织内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董亦湘能在这次会议之后的4月即入党，说明他已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当然，作为革命者，政治信仰还必须在社会革命实践中巩固。

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董亦湘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工会（团体），并借此发展组织活动。由此，他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陈独秀、邵力之、俞秀松、李启汉、沈雁冰等关系密切。

就在董亦湘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时，他也成为党内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新青年》影响下，他至晚于1920年7月以笔名“轶湘”开始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关心青年文化学习、就业的文章，在此前后与主编邵力子结识，建立联系。1920年7月10日，《民国日报·觉悟》刊出了“轶湘”的评论《改造社会究竟从那里做起？》，文章批评周作人和胡适之关于改造社会的片面性言论；同月21日，邵力子发表《青年投身工场应有的资格》一文，董亦湘读后，深有所感，当夜撰文《青年投身工场与求学问题》，翌日即寄邵力子。文中首先表达：“你（指“邵力子”——引者注）的感触和我正同”，然后补充指出，家里有钱的青年，“先求学而后作工”是没问题的，但如何“使得一般寒微青年，于积极求学上，得一个千妥万当的方便法门”才应更要关注，在此信结尾，他特地附了一句：“现在各地工读互助团的消息怎样，也请因便相告。”这既反映董亦湘关注“寒微青年求学”的立场，也说明他们之间关系密切、能平等讨论社会问题；而“工读互助团”又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热点。不久，邵力子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对于工读互助团二次失败的感想》，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组织是否真能存在于现社会的问题”。北京“工读互助团”解散后，施存统、俞秀松、周伯棣等回到上海，参加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成立过两个互助团。一个是陈独秀等人赞助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另一个是旅沪湖南学生罗亦农等发起的沪滨工读互助团，时间都不长。沪滨工读互助团勉强维持数月后解散，部分成员进入外国语社学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董亦湘关注和感知工读互助团，显然也在思考组团（体）结社，谋社会改造和青年出路问题。

从1921年开始，董亦湘重点刻苦翻译英文版考茨基著作《伦理与唯物史观》，该文主要章节应在1922年上半年前译完，在他赴安徽芜湖开展建团活动之际，1922年9月7日开始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直到11月5日陆续刊完。《伦理与唯物史观》是当时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译文有关章节一经发表就引起社会注意，所以，董亦湘在尚未刊完的9月19日，和邵力子以通信形式刊发《“伦理与唯物史观”的价值》一文，谈到自己的翻译初衷：“我译这书的动机，就是觉得这是一部最好没有的劳动阶级可以奋斗的哲学……故当时觉得非译不可。译时三易其稿（并参照日文译本），自谓能尽其心了。此书本思想精深，加以文字破碎，颇不易译，然译时遇模糊处，必反复数次，或询诸友人，得其确意（虽不敢）而后已，虽现有不且满意之处，仍觉很多，但只能希望读者出来纠正了”，他还希望此书若汇成小册出版，“而合学术思想生活与社会于一炉，实不止一时的价值，——或许有永久的价值。”文中提到“或询诸友人”，透露这本书翻译与连载的信息：不是单纯的个人译著行为，而是他在陈独秀、邵力子等集体指导下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宣传。

董亦湘还专门为《伦理与唯物史观》撰写了《译者绪论》，强调“唯物的历史哲学，是今日或今后的无产阶级用以战斗的哲学，就是指导无产阶级必然地群赴阶级战斗的战线上去获得胜利的历史理法”，由此和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站在同一战线，加入了当时思想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对胡适之的反诘，自早在意中”。他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立场与党保持一致。这次论战，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久，《伦理与唯物史观》译文与绪论的完整著作，于1926年1月在新文化社出版单行本，1927年3月教育研究社再版。

除译著外，董亦湘的演讲能力也很杰出。上海“消费合作社运动会”活动颇频繁，董亦湘经常出现在演讲名单之中。较早有共产党员活动的沪西振泰纱厂成立工人俱乐部，董亦湘发表《社会进化与团体之关系》的演讲，“演词彻透，颇为动容”。1922年5月，董亦湘与沈雁冰共同策划发动了以商务职工为主体的五一节纪念集会并发表演讲。1924年7月，董亦湘在上海大学和上海学联联合发起组织的上海夏令讲学会议上演讲《唯物史观》。此外他还作过《唯物人生观》等长篇演讲，后又据多次演讲整理成《唯物人生观》一书由新文化书社出版。

董亦湘著述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从近年发现的《奚成日记》中可以得到反映。该日记记述了重庆南川县革命烈士韦奚成于1919—1933年期间，投身革命、在家乡建立党组织开展革命、秘密建设农民武装等亲身经历。在他1926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如饥似渴读进步书籍，其中两天就把董亦湘的《唯物的人生观》著述读完：“十一月十八日辛亥 木曜日 天气雨……本日阅《唯物的人生观》第一二两章”，“十一月十九日壬子 金曜日 天气阴午前间露日光，午后……阅董亦湘演讲之《唯物的人生观》至毕。”浙江镇海戴廷俊1926年“在农协里阅读《唯物的人生观》《新社会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在义兄中共镇海独支成员周六吉的影响下，1927年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见，董亦湘的译著与演讲，在社会上传播之快之广，并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