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与党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探析

[摘  要]《共产党人》杂志发表过一定数量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文章，并提出很多宝贵经验，集中体现为：充分认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逻辑前提；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原则；关心群众利益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途径；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关键所在。借助《共产党人》这一传播媒介，这些经验得以在全党上下广泛传播，不仅推动了抗战时期党的基层工作的顺利开展，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也为当前开展群众工作带来历史启迪。

[关键词]《共产党人》；群众工作；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2-0074-08

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10月创办《共产党人》。作为党内权威刊物，虽然它被创办的直接目的是加强党的建设，但群众工作也被提到重要位置。从创刊伊始到1941年8月20日停刊，该刊刊载与群众工作直接相关的文章有20余篇，涉及群众工作的地位、方法、内容、组织体系等方面，按作者信息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党内领导人如毛泽东、陈云、张闻天撰写的理论性文章；二是地方工作者如李大章、关烽、莫文骅、海燕、萧红、孙德枢在实际工作中的反思与总结；三是党中央出台的相关决议和指示。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抗战时期党对群众工作的重视，把群众工作与抗战大局、党的建设相联系，将其视为地方工作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极为艰苦的抗战环境下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并积累了许多历史经验。分析《共产党人》中的相关文献，探究抗战时期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历史活动及其经验，有利于新时期更好地坚持群众路线，继续做好群众工作。

一、充分认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是

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逻辑前提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人分析抗战局势，反思党建、群众工作的问题，强调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正是解决面临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是顺应抗战大局的必然要求。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虽提出全面抗战路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抗战逐渐转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加紧对游击战场的扫荡和进攻，敌军、伪军的数量增加，加之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片面抗战路线，抗战面临巨大压力。抗战之余，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还面临不少现实阻碍。多数地区的封建残余势力并未完全清除，土豪劣绅横行霸道。群众整体知识文化水平不高，因而备受压迫。除面临这些共性外，不同地域情况不尽相同，这就愈发增加了党开展工作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言：“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多了。”

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正是顺应抗战大局的必然要求。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巩固统一战线，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准备反攻力量，否则是不可能的。”应对革命形势，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正是党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原因。当时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抗日根据地自给自足能力弱，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封锁进一步加剧了物资供应的困难。对此，陈云在《共产党人》第2期刊文中指出，“华北是处在艰苦抗战的环境中，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补充，而这些补充只能依靠民众”，此外，若要在游击区持续开展革命斗争并建立根据地政权，“群众工作的好坏，也是决定的条件。”可见，对群众的动员程度正是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甚或说，是关键因素之一。

（二）群众工作的好坏是衡量党组织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193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此后，大批人员加入革命队伍，中共日益成为全国性的大党。但与之不相称的是，大多数党员思想认识水平亟待提升，党内组织机构尚不健全。此外，投机和异己分子也趁机混入党员群体中，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遭受到极大损害。结合此时复杂的革命形势可知，党建工作必须提上日程。

在《共产党人》创刊伊始，毛泽东就高屋建瓴地指明今后党建的方向，即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包含“广大群众性”，表明党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为进一步理清巩固党与加强群众工作的关系，陈云在《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表《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一文。他认为，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这一认识，除与“并非所有支部成为群众核心”的现实因素相关，还吸取了过去党脱离群众的惨痛教训。在陈云看来，将二者进行统一，“不仅党的组织可以巩固，而且群众工作也会大大深入。两者相互配合的结果，会使整个工作向前推进”。

（三）以往群众工作的不足彰显深入开展的迫切性。以往的群众工作做得并不到位，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行动力尚且不足。注重上层统战工作，却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领导机关未能深入指导，使得初步发展的群众工作陷入停滞状态。因此，在向华北的同志了解情况后，陈云尖锐地指出：“我们的群众工作确是最薄弱的一环。”二是思想上存在错误倾向。比如还存在“只顾空喊党的纲领、口号、马列主义原则，而不去了解群众今天的政治水平”的教条主义、“自高自大、蔑视群众的实际经验，不愿向群众学习的高慢的宗派主义”以及“崇拜群众的实际经验，而在这种经验前面束手无策的狭隘经验主义”等。思想的偏向和行动的滞后都是没有认识到群众工作重要性的表现，如若处理不好，则会成为影响群众利益、制约党内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

党的各项工作并非独立开展，而是有机联系的。深入开展群众工作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正如陈云所强调的，“将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联系起来，使各方面都能进步，都能发展，都能健全，基本的环子就是开展群众工作”。充分认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既顺应了时下抗战大局、符合党建的要求，又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为接下来开展各方面工作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是

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原则

张闻天在《共产党人》第4期刊文提出：“我们党的中央根据于对当前具体情况的正确了解，决定了全党当前正确的行动方针，即决定了全党当前的具体任务。这就是我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张闻天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中央的决策应当基于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而作出。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党的政治路线，也应当成为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以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有效举措。调查研究是党内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有效举措。1939年，以杨英杰为代表的中央党校实习团对延川县禹居区三乡的阶级关系、人民生活以及党支部状况开展了调查，最终形成7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分三期刊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中。调查显示，受和平环境的影响，该地区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贫农由过去的73.3%减少到现在的47%、中农由5户增为123户、富农由16户增为22户、小商人由1户增为7户。在经济生活方面，土地劳作是群众的物质来源。但囿于土地不肥沃、生产技术不发达，农作物产量并不高。为进一步改善群众生活，杨英杰提议将广大贫农，尤其中农组织到合作经济战线上来，发展畜牧业，提高生产技术并改良种子。

除实践调查外，《共产党人》杂志还刊载相关理论文章，向全党上下传达调查研究思想。1940年1月，张闻天提出：“要到处去访问，要多找人谈话，要多看材料，要多检查工作，多注意实际经验。”次年3月，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第二是开调查会。”“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如此，不仅指出了调查研究的重要地位，还进一步丰富了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1941年8月，党中央出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查研究工作逐步制度化。此后，全党上下大规模开展调查研究，不断开创群众工作新局面。

（二）以务实的作风分析情况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关键环节。以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只是第一步。在张闻天看来，“了解具体情况，不就等于许多具体材料的堆积与描写。为了真能了解具体情况，我们还须依靠马列主义的理论去分析与研究这些具体材料。”也就是说，分析情况是为关键，而这又与党内倡导的工作作风密切相关。在《共产党人》第7期中，张闻天进一步强调，要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朴素就是老老实实的态度，代表真实的意思；切实就是工作的方式方法要结合实际。

首先，要采取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在工作中取得成绩不可过分宣扬，针对其中的失误，则要“高高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及时发现和改正党工作中的错误，来更加提高党在群众中的信仰和信任，来更加正确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来教育我们党员和干部，来更加巩固我们的党，来更加把革命工作推向前进”。可见，中国共产党将自我批评摆在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位置。共产党人只有善于接受批评，才能改正缺点，让广大群众更加认同党、支持党的工作。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不仅能助推群众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也能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其次，面对对象与区域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工作方式要符合实际。一要因人制宜。为做好妇女工作，河北完县的妇女工作者首先改造自己，穿着“乡妇的左大襟式的短衣”，谈着“本县方言土语”，“了解到乡村妇女最喜欢谈论家务事，因此她们下乡工作，见到了妇女首先从家务事谈起，然后再本着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慢慢去谈”。二要因地制宜。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在文化习惯、风俗语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处理民族问题时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党中央结合民族实际情况，先后颁布《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样，地方工作人员也要对上级规划进行反思与调整，避免盲从。1940年，《共产党人》第10期载文《抗战中的冀中回民》。文章显示，为妥善解决回汉的纠纷，冀中当局特设“回民陪审权”，“举凡与回民有关案件，当地司法机关于接到诉状后即通知‘回建’，由‘回建’派出代表，届期到场陪审，陪审人有权代表当事人关于诉讼上、事实上作详尽之说明，并可提出判决意见，以供司法官参考。这样，使回汉问题，许多得到合理的判决，而纠纷逐渐减少。”

最后，工作作风究其本质是党性修养的外在体现。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刊登在《共产党人》第19期。文中强调，要忠实朴素、实事求是，改造与实践不符的现象以使党性立场更坚定。如此，作为党性修养的一部分，务实的作风被进一步上升到制度层面，并在今后的革命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关心群众利益是

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途径

面对百姓流离失所、税收过重、社会动荡不安等问题，《共产党人》刊文提出，要“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全党上下始终秉持这一理念，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多措并举，以进一步满足群众需求。

（一）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长期以来，群众的政治生活与民主几乎毫不沾边，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需要民主。1940年5月，《共产党人》第6期刊载谢觉哉理论文章《民主政治的实际》。文中指出，只要不是汉奸反革命者，就应当享有民主自由。共产党人在形势较为稳定的陕北地区大力开展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同年7月，谢觉哉再次发表理论文章《再论边区民主政治的实际》。在他看来，民主并不是喊口号，而是要有切实的行动。除学习理论知识外，各机关部门应当养成民主作风，“各机关各团体里的组织，即是民主的实习场”；至于民众，则是要让他们懂得争取民主，“那只有在他们行动中、经验中，才能做到”。可见，民主要从党和人民群众两方面入手，特别强调在实践中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