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自我革命的一次历史实践：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功臣”思想的消解说开去

[摘  要]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革命老干部产生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情绪的“功臣”思想，引起了党和新生政权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学习》杂志分别组织对“功臣”思想的大讨论，揭示其实质，分析其产生缘由。中国共产党对“功臣”思想有清醒的认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剖析克服“功臣”思想的关键点；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瓦解“功臣”思想的发生基础；加强党内制度建设，扎牢遏制“功臣”思想的篱笆。“功臣”思想的消解与自我革命的开展，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镜鉴。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功臣”思想； 自我革命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2-0082-08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及时洞悉并纠正自身错误赢得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律的密码。诚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有不同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部分干部因为革命胜利而放松警惕，产生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情绪的“功臣”思想。“功臣”思想的存在，在干部中间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也非个别事实，“是在各个地区和各种工作岗位上，都多多少少存在的事实”。部分干部的“功臣”思想引起了党和新生政权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于1950年至1951年间组织了对“功臣”思想的大讨论。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功臣”思想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消解“功臣”思想问题作总体探讨，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供镜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功臣”思想的表现与由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有一批追随党参与革命事业多年的干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把革命胜利看作是个人的功成名就，产生了腐朽蜕化的“功臣”思想。部分革命干部居功自傲，将个人的地位、等级、待遇、享受等问题作为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导致斗争意志松懈、摆老资格、要特权、贪图享受、计较个人名利地位、漠视人民利益，看不起群众、党外人士、新干部和新党员，有的甚至腐化堕落、脱离组织、违法犯罪。虽然“功臣”思想不是党员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仍然是危险的，是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针对“功臣”思想的种种错误，《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以“李泰然同志不安心工作问题应该怎样解决”为案例展开讨论，《学习》杂志在“读者讨论会”专栏则以对李龙同志“功臣”思想为案例开展专题讨论。在讨论中对“功臣”思想的起因进行了分析，主要如下：

首先，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等没有彻底肃清。我们党的革命干部，部分是从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即使是工人出身的干部，也免不了受到其他阶级的思想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城市生活关系和亲戚朋友关系，“更多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以至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在无形中进一步来包围革命工作的干部”。1950年9月，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要只看到外部的敌人，还要看到内部的敌人。”这个内部敌人就是封建思想、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

因经不起革命胜利的考验，一些干部在胜利面前产生小资产阶级的狂妄自大、清高自负、脱离群众等不良思想。一些革命干部自认“没有功劳有苦劳”，实质是小资产阶级自满思想。1952年7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薄一波关于检查违反财政纪律的初步总结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各级机关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学习》杂志在讨论中刊文指出，李龙埋怨“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反倒吃不开了”，表明李龙“为了‘吃得开’而来，革命10年后，‘吃得开’的孽根犹未除去”，这也说明一些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党员，虽然经过了10年斗争锻炼，但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关于“李泰然同志不安心工作问题”，《人民日报》则刊文分析，李泰然自高自大的表现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

部分党员干部的头脑中仍然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一旦外部压力消失就放松对自身的思想要求，转而热衷于“封官加爵”，走上与人民事业严重脱节的道路。讨论中，有文章揭示，以功臣自居者“觉得自己是开关江山的英雄豪杰，是人民群众的解放者，大恩人。看不起人民群众，带着一种优越感去对待人民群众，处处要群众尊敬自己”。部分党员干部在革命胜利后自诩为“功臣”，在工作中脱离群众、歧视群众，与群众划清界限、分清等级，以命令式的工作作风炫耀自身地位；更有部分党员干部认为“天下是咱们打的”，自以为有资格享受特殊待遇、拥有特殊权力，企图以特权来谋取私利。

其次，部分党员干部品质不纯，“功劳”“资格”成为他们前进的包袱。在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总有少数动机不纯品质恶劣的人，这种人往往在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能施展本领。但这种人，“一遇到我们革命胜利的时候，就有机会了”。新中国成立后，敌人的直接压迫被推翻，许多胜利者就骄傲起来了。

有的干部对革命的伟大功绩来源认识不清。他们将党组织取得的胜利成果归功于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艰苦奉献，夸大个人的革命斗争历史，抹杀人民的功劳，认为“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而且“人民群众的解放是他们的‘恩赐’”，还“企图爬在人民头上唯我独尊”，滋生了居功自满情绪。被群众举报的革命干部曲福生居功自傲、贪污腐化，虽参加了革命，但始终不曾把自己算作革命群众中的一员，一直以解放者的姿态自居，没有彻底搞清“究竟是为谁打的天下”。其实，革命的伟大功绩从来没有脱离党和上级的领导，以及人民的配合。

有的干部对革命胜利后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认识不清。在胜利环境之中，部分党员干部自以为革命胜利后不仅要过上安逸生活，更应该享受革命胜利果实，埋怨“我们注定吃苦，人家注定幸福”，计较个人享受，失去定力，斗争意志遭受腐蚀，没有对眼前的危险保持应有的警惕。如“看不到美帝国主义的对我侵略行为，看不到国内反动派的反革命行动，看不到我们当前抗美援朝，国防建设及经济建设的伟大艰巨任务，而认为‘天下太平’了，认为这‘用血肉换来的胜利果实’是应该由我们来享受的时候了”。

还有一些干部对资格与待遇地位的关系认识不清。在革命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的拥护与尊重，部分党员干部滋生骄傲情绪，夸大自己的革命斗争历史，“处处以‘老干部’和‘革命功臣’自居，总以为自己是“带着乌纱帽弹棉花，有功（弓）之臣”，埋怨上级对“老资格”照顾不够，处处闹地位、要照顾、要报酬，将个人利益置于革命利益之上，工作态度是“专享功劳，不忘苦劳，实际表现疲劳”，“乃至于以几年毫不足道的斗争历史作为金字招牌，伸手向革命要‘地位’”。如李龙所代表的一类错误思想，就在于过分强调资格，“自以为资格老，就应该享受和新干部不同的待遇，就应该得到高于新干部的地位”。

再次，党内的教育、生活、纪律等制度缺乏系统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各方面工作的展开，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党组织发展迅速，党员成分也更为复杂。但党内的教育、生活、纪律等制度建设尚缺乏系统性，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理论学习，党内纪律执行不够严格，部分干部的不良思想和作风还没有来得及克服纠正，滋生了“功臣”思想。

1952年2月，《人民日报》刊文强调，江西省遂川县党组织在全国胜利形势下变质产生“功臣”思想，其主要原因是“过去中共遂川县委员会没有重视学习”。《学习》杂志也刊文指出：“一般说来，经过多年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有一定的德和才的。但可惜有些老同志，由于学习修养很差，德才和‘资格’并不相称或极不相称。”有这种“功臣”思想，主要是因为“理论水平不高，以致没有或缺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所致”。

1952年1月，《人民日报》刊文揭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蜕化、叛党的罪行，分析他们为何从革命功臣堕落到罪犯的原因，就谈到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侵袭，同时“把党委制错误地变为家长制”，且“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是年2月，《人民日报》剖析遂川县委员会及其成员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的原因：一方面是被全国革命胜利形势冲昏了头脑，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俘虏；另一方面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和官僚主义作风，使党组织内上下不通气，四分五裂，失去了战斗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功臣”思想在部分党员干部中重新抬头，动摇理想信念，破坏党内团结，损害党的形象，削弱革命斗志。这些危害伤及党的执政根基，引起了党和新生政权的高度关注。因此，消解“功臣”思想势在必行。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消解“功臣”思想，

开展自我革命的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传承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剖析克服“功臣”思想的关键点；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瓦解“功臣”思想的发生基础；加强党内制度建设，扎牢遏制“功臣”思想的篱笆，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夯实组织基础。

（一）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剖析克服“功臣”思想的关键点。积极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950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中指出：“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针对上述问题，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将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作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消解“功臣”思想的重要路径。

1950年10月，《学习》杂志在“读者讨论会”专栏开展了对李龙“功臣”思想的批评讨论，先后发表读者来稿25篇，综合或摘录发表75篇。1951年1—2月，《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也开展“关于李泰然同志不安心工作问题应该怎样解决”的批评讨论。《人民日报》和《学习》杂志还通过刊登来信、征文的方式，将李龙、李泰然所代表的在各自岗位上取得成绩后出现“咱没功劳也有苦劳”“老干部反倒吃不开了”“革命斗争历史，不仅够不上选择干部的标准，反成了包袱”等问题向读者公开，得到了各地读者的普遍关注。参与批评讨论的读者有机关工作干部、工人、解放军干部、战士和商店店员等，他们大都联系自己的思想情况进行检讨。比如，有读者主动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进行自我剖析与批评，认为自身的“个人主义的病根比李泰然同志还深，错误也比较严重”。并且，读者们并没有就事论事，还从李龙、李泰然两个个案上升到“功臣”思想这一类错误思想的讨论，对“功臣”思想的表现、产生原因、危害及克服方法等进行深度剖析与批评。

《人民日报》编辑部、《学习》杂志编辑部通过对读者来稿的分析，分别总结批评克服李泰然、李龙的“功臣”思想的具体措施。《人民日报》选登了史复生、周坤年等的来信，指出李泰然“要放下‘功臣’包袱”“严格运用批评武器”“无条件地服从人民的利益”“应回到本行”等方法克服其错误思想。《学习》杂志编辑部总结读者给李龙的3条建议：一要加强理论学习；二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三要立志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好学生。除以上之外，还有读者介绍了一些文章和电影作为克服“功臣”思想的方法，如推荐读毛泽东的《反对党内外几种不正确的倾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观看《桥》《万丈光芒》《中华儿女》《钢铁战士》等电影，阅读革命烈士的传记等。

经过《人民日报》和《学习》杂志开展的充分批判讨论后，艾思奇从3个方面阐述批评克服“功臣”思想的关键点：首先，在分配工作问题上，不能把“资格”作为选择干部的一个标准，要让有“功臣”思想的干部放弃他们那种关于“资格”的特权思想；其次，在生活待遇问题上，可以适当考虑干部的历史条件，但是，要首先考虑到革命和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按照干部们的一切需要来决定问题；再次，在学习问题上，要批判克服认为学习文化与革命理论是辱没自己干部身份的荒谬想法。这些批评讨论意见为我们党克服“功臣”思想提供了基本思路。

（二）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加强执政条件下党组织自身建设，瓦解“功臣”思想的发生基础。一是开展整风运动，阻止“功臣”思想的入侵和蔓延。1950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由于老干部中也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成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这些情况迫切要求在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消解“功臣”思想是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中央指示，1950年下半年，全国各级组织普遍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历时半年的整风运动，改进了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有效阻止了胜利形势下“功臣”思想的入侵和蔓延。比如，1951年5月贵阳市委第二书记谢鑫鹤在整风报告中指出，通过这次整风“解决了正确处理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功臣包袱，待遇享受等不符合党的利益的错误观点得到了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