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统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基层治理

[摘  要]新业态在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作用突出，新就业群体也随之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但在调研中发现，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面临“四难”新考验，即：一是城市空间流动性强，党组织组建难；二是劳动关系弹性大，依法维权难；三是服务系统不健全，转岗就业难；四是监管机制不健全，应对风险难。为有效推进党建统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工作格局，就要做到“四个坚持”，引导新就业群体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党建统领；新就业群体；基层治理；实践困境；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2-0090-06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新就业群体主要是指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外卖小哥、快递员等依托互联网平台成长形成的新型就业群体，他们为服务市民生活、助力城市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就业群体党建是加强党的组织扩张与组织覆盖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如何把党的工作延伸到新就业群体，并引导他们融入基层治理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学术界就党建引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方向看，新就业群体成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新领域。要紧紧抓住党组织“怎么建”、党组织力量“怎样增强”、党组织作用“如何发挥”、员工权益“如何保障”这4个关键问题，积极推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稳中求进。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基于货车司机群体党建试点工作，以党建引领服务，凝聚动员货车司机群体、赋能行业发展，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路径。二是从“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治理方向看，新就业群体成为城市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坚持党建引领，以“两真两有”“三线三圈”为工作理念，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坚持高质量服务在先，注重发挥新就业群体机动性强、接触面广、走街串巷的优势，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基层治理。

既有文献大多从理论层面对党建统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基层治理进行总结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一是研究视角，以往研究相对缺乏精准解析新业态特征、新就业群体特征与作用指数等，多数学者从新就业群体的党组织“怎么建”、党组织作用“如何发挥”等方面进行研究，较少从党建统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基层治理方面考虑，难以有效回应政策诉求，推进党建统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基层治理的政策举措有待深化。二是研究内容，多数学者从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内涵、党建方向和治理方向方面开展研究，但较少从党建统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基层治理的地方实践、发展困境及优化路径等进行系统性研究。

二、重庆市涪陵区

新就业群体从业人员的基本情况

本文是以涪陵区新就业群体为调查对象，通过走访交通局等部门，以及餐饮等行业协会，开展现场考察、座谈、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29份，有效回收率达96%）等方式开展调研。对问卷整理后，基本情况如下：

（一）特征画像。调查结果显示，涪陵区新就业群体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上呈现出性别比相对不均衡、年龄结构上相对年轻化且文化水平不高等特征，具体如下：

性别比相对不均衡。从性别结构来看，本次调查对象中女性占比达两成，这与大多数机关事业单位中女性占比偏高有所不同，新就业群体中女性占比较小。

从业人员相对年轻化。从年龄结构来看，新就业群体相对年轻化，其中“80后”“90后”总和占样本总体的6成多，处于“70后”年龄段的人数占样本总体的2成，而处于“60后”的调查对象人数相对较少，占比不到1成。

受教育水平相对不高。从受教育状况来看，新就业群体学历为大专人员占样本总体的3成，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人员占样本总体的不到1成，高中（含中专）及以下人员占样本总体的7成。

从业人员收入相对中等水平。从月收入情况来看，半数以上新就业群体月收入水平处在3001—6000元之间，其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人员占样本总体的不到2成，2成人员表示月收入在6001—10000元之间，月收入在万元以上的人员仅为3%。

（二）突出特征。平台型、技术型、共享型“三型”是新就业模式的突出特征。调查显示，半数以上人员认为新就业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平台型就业。有4成人员认为在多家用工单位供职的共享型就业是新就业模式的突出特征。与此同时，有3成人员认为其突出特征在于平台型创业和技术性就业。

伴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劳动就业形态也随之发生变革，中国新就业形态呈现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互联网经济三大业态。互联网则成为了就业的主渠道，并开辟出新的就业形态，电子商务、交通服务、直播带货和物流服务是其典型的职业类型代表。与新就业形态密切相关的企业，尤其是这种平台型企业组织结构具有网络化、扁平化和用工灵活等特征。伴随“三新”经济蓬勃发展，以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则成为新业态迭代升级的主要驱动力。近3成人员认为新业态兴起的是由于经济发展，催生出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与我国实际情况相一致，2021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8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的24.5%，规模居世界第一，新型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新业态呈现多元化发展，就业边界模糊化、就业选择多样化。伴随互联网技术下沉与大众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各行业对新就业形态的职业化人才需求日益突出，成为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特征。这也为广大就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从中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提供了机遇。当问及“数字时代新就业的新趋势是什么”时，超半数以上人员认为“岗位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断增强”，半数以上人员认为“就业方式、就业渠道灵活多样”。

（三）需求图谱。新就业形态下，在加强个人自身人力资本建设基础上，被调查者期望政府在加强协调、完善就业支持政策、完善法律法规等方面，推进新就业群体健康有序发展。为此，政府等相关部门应积极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有7成人员认为“应加强协调，平衡雇主、从业者、第三方平台等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有6成人员认为“政府应大力鼓励平台企业发展，完善新就业形态的就业支持政策”。

在调研中，新就业群体对未来新就业形态的主要期望是：当被问及“您对未来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最大期待”时，有4成人员认为应“逐渐发展更健全、更和谐的新时代劳动关系”；有4成人员认为未来新就业形态应具有“逐渐形成更加灵活稳定、兼容并包的劳动力市场”；此外，不到1成人员认为应“逐渐完善更专业、更社会化的学校职业教育”。

三、重庆市涪陵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

面临的实践困境及原因分析

当前，在推进党建统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实践中进行的一些探索，为深入开展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调研中也发现新就业群体的工作流动性大，且收入不高，其组织方式、就业方式等较为复杂，致使新就业群体中还很少有建立党组织工作机构，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亟待推进。结合涪陵区的问卷调查分析，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呈现出“四难”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全国层面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现状的一个缩影。

（一）城市空间流动性强，党组织组建难。从从业时间来看，涪陵区新就业群体的从业时间总体上呈波动递增趋势，其中从业时间在5年以上占比最大，占样本总体的4成；从业时间达3—5年占样本总体的不到2成；从业时间达1—3年占样本总体的3成；一年以内的占比不到2成。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大、稳定性较差、分布广，给针对这一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难点、新考验。

调研发现，高达7成人员不是中共党员，仅有不到1成人员属于“中共党员”身份。据涪陵区交通局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涪陵区交通运输行业共有运营单位388个，组建党组织46个、党组织覆盖率为11.86%，其中道路运输协会党支部1个。从物流行业等来看，目前涪陵区快递行业共有法人企业6个，从业人员600余人，成立快递物流行业协会党支部1个。党组织覆盖率较低，难以有效发挥党组织在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城市基层治理中示范带动作用，也给开展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带来了新考验。

（二）劳动关系弹性大，依法维权难。当被询问“您与企业（平台）的用工关系”，超过半数以上人员认为“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1成人员回答“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但同时也有不到1成人员表示“不清楚是否签订合同”或“签订了劳动合同以外的其他协议”。新业态企业和新就业群体劳动者之间用工关系在认定上同样存在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合作关系等多种解读。总体来说，新就业群体与企业（平台）劳动关系有较大的弹性空间。

调研还发现，有5成人员的合法权益或多或少受到损害，有4成人员表示希望获得“法律援助”帮扶，从侧面反映出新就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维权的事项并不少。相关研究表明，骑手行业中存在福利保障不完善、工作强度较高等不稳定因素，有不到3成人员表示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4成人员表示有医疗保险，2成人员表示有失业保险，不到1成人员表示有工伤保险，2成人员表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或商业保险。新就业群体无论在社会保障还是在商业保险方面都存在不足，致使他们在遭遇意外事故时很难获得相应保障。

上述问题无形中增加了新就业群体的维权难度，在他们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也就很难激发他们主动承担起城市基层治理“民情前哨”的功能。

（三）服务系统不健全，转岗就业难。当被询问“当前您最希望获得哪些方面的关心关爱”，半数以上人员表示希望可以免费提供休息、充电等驿站服务，近半数被调查者希望获得交通工具维修、技能培训服务。当被询问“您是否接受过相关就业培训”时，7成人员表示“没有”，而仅有2成人员表示“有”。据访谈，有外卖兼职人员指出：“先网上注册，等通过之后，参加3小时的培训，然后拿到一个账号和证件，就可以接单。”

当被询问“您是否有继续从业的意愿”时，分别有4成和3成人员回答“有，非常强烈”和“有，比较强烈”。大多数新就业群体希望转岗再就业，但实际上相当难。这是因为，这种相对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劳动替代性较强，容易造成就业不稳定、就业收入偏低等问题。有3成人员担心“企业用工体量与市场需求紧密挂钩，员工存在较大失业风险”。

针对新就业群体普遍存在的转岗就业难问题，政府等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相关技能培训等提高就业质量，让他们在城市里更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四）监管机制不健全，应对风险难。调研发现，直播带货员等新就业群体登记部门由网信办负责，而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相关培训，但是网信办却无法对其进行管理。因各行业管理隶属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这种“双重”管理机制，导致多部门之间存在“监管真空”。近2成人员认为，企业（平台）在管理中存在合作协议不公平的现象；近3成被调查者认为“以罚代管情况突出”“平台企业管理过多”等问题不可忽视。

由于新就业群体存在“工作自由度大，个人自主性高”“工作稳定性弱”“职业伤害风险高”以及抗风险能力差等现实情况，他们迫切需要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兜底作用，但相关制度滞后制约其享有社会保障。有半数被调查者认为“新兴领域企业劳动关系不规范，劳动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如，在与快递小哥的访谈中，他们表示按现行相关规定，只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才能被认定为工伤，但由于他们工作时间灵活、工作场所界限模糊，进而给工伤认定带来诸多不确定性，致使他们应对风险难，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在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基础上，探索这一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工作机制，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才能推动形成党建统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