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认识和实践“党的领导”的历史考察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党的领导”观念逐渐萌生。这一思想理念是在要将中国重新组织起来的社会意识中酝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导下形成的。这一时期，“党的领导”表现为中共通过党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工人、青年、妇女、农民等组织去唤起民众的阶级意识，组织群众作政治斗争，领导群众在党的旗帜下从事社会革命。中共的领导成就是显著的。同时，一些主客观因素导致党对革命领导权等问题认识模糊、对于党的领导方式和机制探讨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力不从心的状况，这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得以不断探索完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党的领导；思想认识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3-0021-11

历经百年征程，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在理论和实践上已渐趋成熟。回溯党的创建之初，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理解“党的领导”呢？这一问题颇值得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和发展列宁主义政党学说的最初形态；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论和实践发展历史来看，这是逻辑的起点。学界一般认为中共创建时期“党的领导”主要是指领导群众运动，但对此普遍未作深入探讨。为了还原其中较为复杂的历史面相，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党员群体的著述出发，结合党所领导的实践工作，分析这一时期中共关于“党的领导”的思想认识，力求接近历史的本原。

一、创建时期“党的领导”的思想源点

思想观念的萌芽与发展是社会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这方面研究需要关注其复杂的演化历程。中共“党的领导”理论来源于马列主义，其一般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列宁及共产国际，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对于中共形成和探索“党的领导”思想认识的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是“主义的时代”“政党的时代”。这种政治选择本质上是为了追求一种再造社会的能力——将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重塑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政治权力，以彻底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救亡图存。五四运动前后，部分知识分子日渐放弃对个人自由的崇尚，改为崇尚集体权力，组织各类新型政党社团，主张牺牲个人自由以服从集体纪律。同时，他们逐渐意识到民众的力量，渐趋形成以群众的力量达成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目的的观念。在这一历程中，无政府主义是最早指引知识分子去引导底层社会变革的，但伴随着实践的失利，人们深感根本的社会变革绝不是几个人自愿组成一个私密小圈子，而必须建立起严密的组织、制定严格的纪律，“用统一的意志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同时，马克思主义渐渐传入中国，列宁主义政党对于社会力量的整合作用迅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20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先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有了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1921年3月，李大钊指出强大的组织能力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俄罗斯共产党以60万党员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中国的变革频频因组织能力太弱而被限制，因此中国需要团体的训练、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的C派分子亟需组织一个贫民的劳动家的强固精密政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实现中国彻底的大变革。简言之，中共早期成员所理解的共产党的工作内容、价值意义与组织社会、鼓动民众等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成立前后，中共早期成员已经意识到了共产党的领导责任。正如蔡和森所说：建党初期“同志们已经研究过列宁论党，就明白了先进分子与党的产生及其阶级的关系了”。虽然因条件限制，中共早期成员难以阅读较多列宁主义的论著，但是在现已公开的俄共（布）以及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均大量提及了共产党应该具有领导的责任意识，例如“当革命的开始，共产主义的先锋就占在领导的地位”、党对于每一次群众运动最好“都要有一定的领导”等。部分党员的著述中也有所阐释，如1922年李达曾转引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强调“共产党须当作无产阶级底前卫，常以他底精神来指导组合”，在《评第四国际》一文中指出革命运动往往是“少数有革命精神的先组织一个精密的团体，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全体，从事组织，训练，以至于成就”，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计划全靠作为参谋部的共产党制定筹划。需要注意的是，中共创建时期较少使用“领导”概念，而是更多使用“协助”“组织”“促进”“引导”“指导”等词汇，以及“争取到我们这边”“置于我们影响下”等短语，但其内涵已经具有“领导”的意蕴。

从如上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共此时较为系统地掌握了列宁主义政党理论的精髓，即不仅注重党的领导责任、领导作用、领导地位等问题，也在强调共产党本身的组织、纪律特点之于领导工作的意义——精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才是可以开展领导工作的关键和基础。正如陈独秀所言：“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事业呢？”中共一大前后，建党先驱们反复提及要“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性”“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决定采取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和苏维埃管理制度，“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从而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在中共二大上，就此问题的表述更为郑重：“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中共在着重强调“组织坚强”之于领导工作的意义，这便点明了“领导群众”与“精密组织”是党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进而言之，具有科学信仰、严密组织、严格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可以高效地动员整个社会，从而实现对于混乱社会状态以及松散社会力量的影响、指导、渗透与控制，满足中国实现社会革命的基本要求。中共关于“党的领导”的思想逻辑由此延发。

创建时期，党的文件中对于“党的领导”的论述逐渐增多。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及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和“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像俄国共产党一样夺得政权。1921年7月，中共一大指出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综合来看，因为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与中共自身创建工作的完成，中共关于党的领导的奠基性论述集成于中共二大前后。首先，第一次通过明确党的性质以彰显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共产党要组成一个大的做革命运动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其次，详细论述了党领导群众工作的责任。中共二大通过的九个决议案中除《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以外，其他八个决议案均对党领导群众工作问题做出了不同角度的阐释。中共担负着组织领导群众运动的责任，要召集中国工人、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领导他们为切身利益、为反帝反封建事业而斗争，并且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在党的旗帜下去加入国内的民主联合战线。中共还担负着领导工会、青年团等组织的使命，其中研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劳动运动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最后，《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等文件初步规定党如何开展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这些表明中共已经在系统探索自身的领导工作，并尝试发挥实质作用。

二、创建时期“党的领导”的主要内容

中共认为要想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无产阶级实现革命目标，必须形成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具体言之，此时党的领导主要是指要唤起民众的阶级意识、引导民众组织起来，使民众为无产阶级事业、社会主义方向而奋斗。

（一）唤起民众的阶级意识。对民众的政治思想教育之于革命事业至关重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人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故而“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是共产党应该实现的重要任务。中共早期成员认为只有“获得民众的信用”，才能“集中民众势力于革命旗下”，而“要使大多数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却非信赖教育不可”，即需要必要的政治训练。因而“党的职务是要于利用一切政治事情来做教育和宣传的材料”，在民众之中唤起“一种强盛同情”。中共认为要促使劳工具有“一齐聚在社会主义的旗下，为无产阶级战、为社会主义战、为未来幸福而战”的意识，要使工人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其目的是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实践，去争取自身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共产党的思想主张。

这种宣介要告诉民众选择正确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意义。陈独秀曾指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因而，将民众引导至正确的方向尤为重要。李达认为“劳动运动的成效，要看那主义方针，是不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学说。只是当时各种学说纷繁复杂，中共的宣传教育正是在针砭、驳斥各种错误学说的思想交锋下进行的。邓中夏、陈独秀等人指出了思想交锋的重要性——思想斗争与工人阶级“没有若何的直接的关系”，但是却会对从事劳动运动的知识分子产生较大影响，并最终影响工人群体，因而中共必须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谬误，宣扬科学的理论。

另一方面则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内容，这时侧重于阶级斗争理论。中共很早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1921年8月《新青年》曾经对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一书作出如下简介：“《阶级争斗》是社会主义始祖马克斯所发见的重要学理”，也是“进步国的人们‘现今社会运动底基音’”，“凡要彻底了解近代各国社会思想，须得先彻底明白‘阶级争斗’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方向的转变与接受此理论关系极大。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工人走向政治斗争的关键步骤。李汉俊认为，工人对待工人的同情心、对于同阶级的互助理念以及彼此的团结、组织，“都一定是要工人有了阶级的觉悟、才会发生、才会成立的”。陈独秀则指出，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者有了阶级觉悟，才能联合起来去组织劳动者的政治机关从而解决自身的困苦，这是“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邓中夏、蔡和森在回顾工人运动史时认为：中国现代的工会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开始的，产生了与之前的运动不可同日而语的影响，究其本质原因是中共注重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中国工人“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由此可知，宣传阶级斗争在中共早期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为推动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共强调进行有系统的政治宣传，通过报刊、书籍、工人夜校等进行宣传鼓动。中共努力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基于对经济的分析告诉劳动者生活苦难以及所受剥削的原因，以现实的苦痛所引起的共感推动民众思想的转换：唯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动专政的制度，方可迈向富足的生活。这一方面促使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中共实质上“领导了思想、文化的争斗”，另一方面使得工人的确“受了感动不少，感悟了也不少”。历史地看，中共之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民众组织起来，民众阶级观念和阶级意识的觉醒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引导民众作政治斗争。列宁曾言：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党应该帮助工人阶级“进行这一斗争”。中共在创建之初认识到了引导民众进行政治斗争的意义，如陈独秀所言：“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

当时社会中存在浓厚的妄图脱离政治，单纯进行文化和经济斗争的倾向，值此背景下，中共号召民众进行政治斗争的关键之举即是反复重申政治斗争的意义与忽视之的危害。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强调：“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夺得政权才能解决繁复的社会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黄日葵、邓中夏、刘仁静、李大钊等人所起草的《北京同人提案》，其中明确提出：“我们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迫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而“希望以社会运动教育全体人民，待全体人民觉悟后再谋政治运动，推翻恶政府，这永远是一不可能的幻想”。这是当时革命青年的行动纲领，亦是他们与原来单纯强调文化革命的社会群体的割席界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