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内在逻辑

[摘  要]

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四次高干会，毛泽东出席了每一次高干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或讲话，就思想方法这一整顿党的作风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以及党的历史问题、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财经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重要论述，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实践是真理标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其核心要义和内在逻辑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弄清党的路线是非，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前提和基础是必须首先解决思想方法问题。

[关键词]西北局高干会；思想方法；历史问题；领导方法；财经工作；军队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3-0056-09

自1942年春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是一场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运动，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简称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四次高级干部会议（以下简称高干会），每年召开一次。因为整风运动主要是整顿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所以毛泽东出席了西北局的这几次高干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或讲话。此间，毛泽东对思想方法这一整风运动要解决的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以及党的历史问题、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财经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重要论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虽然是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提出的，但对于全党的整风而言同样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本文不同于学界对西北局高干会的既往研究，重点对毛泽东在西北局四次高干会上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内在逻辑加以分析，使之成为理解延安整风，特别是整风的关键问题，即思想方法与历史问题，或学风与党风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一、在1941年西北局高干会上第一次就思想方法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强调“实践是真理标准”

延安整风之前，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从遵义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陆续批判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在1937年7月和8月写下的“两论”，即《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揭示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为形成中国共产党新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对调整党的思想路线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还未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分析，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鉴于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和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批评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办法。会议决定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以克服错误思想，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在两年后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说：“直到前年九月会议和整风，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

九月会议后不久，1941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西北局召开了首次高干会。会议讨论了思想方法、财政经济问题、军民关系、组织工作等重要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他指出：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法。”对于理论和实践如何做到统一，毛泽东指出：“理论还是要学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与“两论”相比，毛泽东的报告厘清了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什么是辩证法，提出“实践是真理标准”，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

思想方法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具有极端重要性。这是因为整顿三风，首先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也就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之所以首先反对主观主义，是因为在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党内几次出现“左”的和右的路线错误，尤其是“左”倾错误，从根本上来说是思想方法出了问题，具体来说，是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作祟。“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为此，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专门就思想方法作了重要论述。

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在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时重申了思想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他强调：“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上述两条内容，从唯物论的角度来说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说就是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就是坚持实践标准。高干会结束后，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山在《解放日报》发文写道：“朱总司令在大会上说，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是毛主席的万试万灵的良方，这次高干会就用得很有效”，“整风以来，同志们都常谈到思想方法的重要。所谓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是唯物辩证的方法。”在1943年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就思想方法进一步指出：“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与之前毛泽东强调的唯物辩证法相比，这次高干会把反对自发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作为马列主义的方法提出来，在理论上丰富了延安整风时期党的思想方法的内涵。

总之，由于整风运动首先并主要是整顿学风，也就是解决思想方法或思想路线的问题，又由于思想方法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因此在延安整风期间西北局历次高干会上，毛泽东一直反复强调思想方法，希望引起党的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的高度重视，以利于讨论和解决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确立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二、肯定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在全党范围内首先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强调在解决路线是非问题上“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党整顿党风阶段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之为“整风学习的考试”的会议，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209人列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问题，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而且为全党解决历史问题开了个好头。

针对会议第一阶段对整风问题的讨论未能深入展开的缺点，毛泽东及时指示大会主席团要改变方针，从讨论那些细微末节的具体问题，转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即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由于涉及陕甘宁边区过去历史上的问题，几百名代表出于对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及其代表者的义愤，立即投入到这场讨论中。从11月5日开始，代表们就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展开了长达十余天的大讨论，先后有46人在大会上发言。11月14日，毛泽东参加西北局高干会大会讨论，听取关于边区历史问题的发言。11月17日至18日，西北局高干会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毛泽东肯定了这个结论：你们作了一个西北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一个性质。不过那是全党的，你们是西北的。这个结论要不要呢？要的。七大要作这个结论。11月21日、22日，毛泽东在讲解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中指出：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右倾分裂主义……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有作结论（指王明），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在此次高干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又总结指出：“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关于全党的结论，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自9月7日至10月6日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批王明“左”倾错误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会后不久，10月12日至16日，西北局召开了第三次高干会。在此次高干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比较大的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指出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

1944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对党的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4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传达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是：“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半的讨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决议指出：“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

三、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首次将党的领导的实质概括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后发展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提出在整风运动中要进行“七整”，即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由此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的目的。其中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在此次高干会上，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这个报告是延安整风时期党风学习阶段的重要讲话，对于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是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