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主要特点及影响论析

[摘  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作为党的百年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呈现出革命斗争性、大众化通俗化、创新创造性、国际交流密切等鲜明特点。传承弘扬左翼文化运动凝聚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对赓续中华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经验特点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5-0029-09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冲破国民党文化“围剿”、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推进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持续十年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懈奋斗的重要组成，涉及多条战线，总结其经验特点，对当今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上海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

上海近代开埠以来，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优势，迅速成为中西文化交锋融合的前沿地带和革命文化人士的重要聚集地。尤其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得以蓬勃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上海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人才汇聚中心。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为继续探索革命道路，领导中国革命，短暂离沪的中共中央重新迁回上海，大批革命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和归国留学生也相继汇聚于此，一时间上海人才济济。上海雄厚的革命基础和租界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为他们从事革命文化活动，提供了较为便利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空间。他们在上海率先发起“革命文学”论争，进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参与组建左联、社联、美联、剧联、记联、教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推动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向前发展。

左翼文化运动兴起之初，就提出要造就大批文化人才，培养“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说道：“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我们也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努力提携青年、爱护青年，为培养青年呕心沥血。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共接待过大约500名的来访青年，收到1200多位青年来信，写了3500多封回信，其中大多发生在上海。大量进步青年在鲁迅以及其他左翼文化名人的帮助、教育和影响下，成长为极富文化才能的坚定革命战士。以王尧山为例，1927年他到上海做学徒后，开始专门学习研读鲁迅的文章，其后扩大眼界，茅盾、丁玲、蒋光慈等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失掉组织关系的王尧山千方百计地寻找党的组织。他首先参加青年文学研究会，并在此间结识指导文学创作的周文（何谷天）。周文动员王尧山参加左联，并鼓励他学习创作，在刊物上投稿。在小说创作中，王尧山得到了鲁迅的具体指点和审改。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重新找到党组织。在实际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王尧山，不断被委以重任，曾任左联的组织部长，负责教联的党团工作。1936年，他协助冯雪峰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成为党的一名重要干部。

持续十年的左翼文化运动锻造出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文化大军，他们身居亭子间而心怀天下，将个人奋斗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不少人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奔向延安或其他城市，并在经历全民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磨练后，成为新中国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骨干力量。

其次，上海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心。大革命失败后，党将革命文化纳入总体战略布局，加强组织领导。1929年10月，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成立，任务是“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中央宣传部干事潘汉年为首任文委书记，委员有吴黎平、杜国庠、李一氓、彭康、朱镜我、杨贤江、王学文、彭芮生、冯乃超、孟超。由于环境不断变化，其后先后任文委书记的还有朱镜我、冯乃超、祝伯英、王学文、冯雪峰、阳翰笙、周杨等。中央文委既是中央宣传部下设的执行机构，也是党直接领导文化团体的机构。

为加强进步文化界的团结联合，中央文委在平息持续近两年的“革命文学”论争的基础上，推动左联在上海成立。其后，社联、美联、剧联、语联、教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等各条战线的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为加强对这些文化团体的统一领导，1930年10月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成立，进步文化界大联合的形势初步显现。左联、社联、剧联等一些大的左翼文化联盟，在北平、天津、青岛、广州、哈尔滨等城市以及海外的东京等地设立分盟、小组或在群众团体内进行活动，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网络。各左翼文化团体之间，相互支持配合，共同对敌斗争，为有效开展革命救亡活动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为贯彻和响应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年底开始，左联、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纷纷解散，但左翼文化人通过发起和参加各类救国会等形式，继续从事唤醒民众、启发民众的革命救亡活动，为迎接全民族抗战打下坚实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第三，上海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宣传译介中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为更好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认清中国社会性质，党在不断健全组织机构的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化的传播工作。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指出两个基本任务，一是增高一切党员的政治知识。二是特别应该增高党在工农群众中工作和宣传员的理论上的认识。为此，需利用各社会团体的图书馆、书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并在这些团体的会议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建议以及报告苏联状况等等”。1929年6月，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加强中央及地方的宣传机构和教育工作。左联、社联、剧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应运而生后，上海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宣传研究中心，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左翼文化团体纷纷组织宣传队、服务队、演出队，到前线进行慰问演出、战地采访，揭露日军罪行，鼓舞军民士气。淞沪抗战后，各类激发群众革命救亡热情、提高革命思想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作品不断涌现。

同时，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力度加大，左翼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共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著作113种。《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第一个全译本，都在此时期得以出版。艾思奇为《读书生活》杂志每期撰写一篇《哲学讲话》，1936年初结集为《哲学讲话》出版（不久更名为《大众哲学》再版）。《大众哲学》笔法新颖，深入浅出，被称为“青年认识世界的一盏明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范本。该书在两年之内共出10版，从1936年出版到1948年共出32版，发行上百万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的一道亮丽景色。

第四，上海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创作出版中心。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印刷中心。大量具有鲜明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左翼文化作品在上海创作、出版或发行，大量左翼期刊、进步书店在上海创办，上海由此成为传播左翼文化重要阵地。

在左翼文艺方面，鲁迅在上海10年间创作出的大量爱憎分明、蕴含强烈战斗性和思想性的杂文，以及在他倾心栽培下成长起来的新兴木刻艺术，至今仍散发着激荡人心的魅力。此外，左翼文学《子夜》《包身工》，左翼戏剧《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保卫卢沟桥》，左翼电影《渔光曲》《桃李劫》《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左翼音乐《新女性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等大量文艺作品，都在上海创作、出版或演出。

左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主力军作用，有影响的撰述逐渐增多。杜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钱俊瑞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中国经济问题讲话》等，都在上海撰写或出版。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出版，是一部系统阐述历史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专著。毛泽东看后称之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对其中的唯物辩证法等篇章，至少批读了两遍，做了约三千多字的批注。

报刊杂志是刊登创作、传播思想的重要载体，左翼文化人通过自办刊物、占领中间甚至右翼报刊的部分阵地，宣传进步思想。《太阳月刊》《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奔流》《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前哨》《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春光》《文艺新闻》等大量左翼文艺期刊在上海创刊。社联先后创办或同其他组织合办约有40种报刊，有的只出一二期就被查封，封了又出，再封再出。其中有《新思潮》《社会现象》《现象月刊》《正路》《中国农村》《世界知识》《生活知识》等。

为满足社会对左翼文化的需求，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旧的老牌书店如商务、中华“都一时黯然无色”。邹韬奋等在《生活》周刊社基础上成立的生活书店，发展快速，至全民族抗战爆发前拥有邮购户5万多户、全国各地有众多代销处，出版众多进步图书杂志。钱俊瑞、徐雪寒等创立的新知书店，自1935年秋创建后直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共出版20多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李公朴、黄洛峰于1936年1月初成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一年多时间内出版了6种期刊及40多种受欢迎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上述三家进步书店为共同目标而密切联系，互相策应。在左翼文化的影响下，广大民众逐步认清国共两党的不同本质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使中国革命走向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正确的革命方向。

二、左翼文化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呈现出勇于斗争、善于实践的革命性的特点

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其下影响至苏区文化、延安文化、国统区的革命文化。围绕革命中心任务进行革命斗争，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艰巨复杂，迫切需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为此，首先要进行理论斗争。左翼文化人士认为：“论争可以帮助真理的显露。在这样暗恒的前夜，真有话要说，而同时想要对于时代有点贡献的人们，应该努力理论斗争吧！”他们进而号召：“脱去感伤主义的灰色衣裳，请来堂堂正正地走上理论斗争的战场。”

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斗争性，充分体现在各左翼文化团体的纲领中。1930年，左联成立时就提出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作为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特别强调它的政治性、斗争性，指出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上，“不容许它是单纯的作家同业组合，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组织”，并专门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社联成立纲领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特点不仅限于理论，还在于它是和实际运动相联系的，“理论与行动的合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谁要空谈理论，而不作实际行动，那他绝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社联的主要任务有五：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二是要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普及到一般民众；三是严厉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四是要有系统地领导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五是在进行理论斗争的同时，积极参加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教联纲领提出，作为“文化领域里的一个战斗组织”，“必须具有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和严格的纪律”，必须执行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打击任何不良倾向，保障组织的健全与发展。

左翼文化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法西斯的文化侵略、文化统制，反对欺骗的中日文化合作，反对各色各样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他们不惧打压围攻，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就文艺与阶级、文艺与社会、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等重大问题展开讨论，进行不懈的理论斗争。他们勇于发声，大胆批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流派，就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唯物辩证法等问题，持续展开论战。这些不同领域的文化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解决了革命实践中的一些迷茫和困惑问题，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革命观、文艺观深入人心，还使更多人认清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加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同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