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山东分局对东北军的统战研究

[摘  要]

1939年初，东北军将领于学忠被蒋介石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旋即率东北军进入山东地区。此后，中共山东分局立刻展开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双方最初关系比较融洽，虽有一定摩擦，但在军事上合作配合较多。1941至1942年，由于全国大环境与山东局势的变化，双方矛盾冲突升级，加之东北军内部分化严重，反共情绪高涨，与中共关系陷入低谷。1942年后，出于合作抗敌的迫切需要，双方关系逐步改善。中共山东分局始终坚持对东北军的统战，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统战策略。在山东分局的努力下，对东北军的统战收获较大成效，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彻底胜利。

[关键词]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分局；东北军；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5-0038-10

全民族抗战初期，山东原有地方政权、军队在日军冲击下陷入混乱。在此背景下，山东地区曾涌现出多位握有军队、雄踞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这些人背景、职务虽各有不同，但都能在一定时期内坚持抗战，故而中共山东党组织均与他们建立了统战关系，从而推动了山东抗战的发展。在山东各地方实力派中，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率领的东北军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战中后期最重要的军事统战对象。于学忠率领东北军自1939年入鲁后，驻守山东长达四年。期间，山东分局对于学忠及其率领的东北军开展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成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统战地方军事力较为成功的范例。

关于山东分局对东北军的统战，现有研究大多将其作为山东国共关系的一部分简要论述，或对东北军入鲁后某一具体问题展开研究。目前仅有张梅玲在《党的统战方针与东北军在山东抗战》一文中对中共山东分局对东北军的整体统战历程进行了简单整理。但该文成文较早，在史料运用和史实叙述等方面较为简略。迄今为止，学界对山东分局与东北军整体关系的变化情况及山东分局应对不同时期问题的统战策略仍缺少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广泛搜集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山东分局统战东北军的整体历程、出现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以期进一步揭示山东分局统战策略的具体实施及其意义所在。

一、东北军入鲁与山东分局的初步统战

于学忠是东北军的著名将领，1936年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前手谕于学忠全权指挥东北军。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军即由于学忠率领。1938年台儿庄战役后，于学忠部参与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活动于苏、皖地区。11月，国民党当局举行南岳军事会议，决定设立鲁苏战区管辖山东、江苏两省。1939年初，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令部将东北军之第51军（军长由于学忠易为牟中珩）、第57军（军长为缪澄流）及韩德勤第89军、山东和苏北各地方游击部队（包括山东八路军武装）皆划归于学忠指挥。

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已在山东地区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等抗日武装起义，初步发展与建立起了抗日武装和地方党委。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反共态度坚决，但自身实力有限，便寄希望于外省国民党军支援。1938年11月11日，沈鸿烈首次向蒋介石提出“将于学忠部调鲁南”的请求。13日，沈鸿烈又电蒋介石，强调“鲁南已遍布赤化势力……与八路军、范筑先遥与呼应”，请求“令于学忠部移驻鲁南，藉主鲁省军事政治之中心”，并称于学忠“忠诚谋国，桑梓情殷”，“烈（沈鸿烈）与共事多年素所深知”，对于学忠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同一时期，国民党石友三、高树勋部撤离山东，更引发沈之担忧。15日，沈鸿烈急电蒋介石，指出石、高部北撤后“人心惶恐”，希望东北军之缪澄流部常恩多师火速抵达鲁南接防，“再有延迟则……鲁南即不免全部沦陷”，并恳求增调于学忠部“全部一并开鲁以济危急”。

沈、于皆是东北军出身，此时关系尚融洽，加之于部自武汉会战结束后集结于皖北等地，距离较近，可谓“近水解近渴”。因此，在沈鸿烈多次电请下，蒋介石于1939年1月13日正式下达“于学忠速入鲁”的命令。至该年初春，于学忠部所属第57军第111师常恩多部、第112师霍守义部率先入鲁。4月初，于学忠率第51军由安徽进入山东，进驻鲁中、鲁南地区。至此，东北军约2万人进入山东南部地区。

对东北军入鲁一事，中共中央最初态度比较谨慎。时值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结合这一背景，中共中央认为“东北军一部开入山东……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1939年2月初，王稼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亦提到东北军入鲁是国民党“调兵到敌后方，并且是调的非中央嫡系军队来与我摩擦”。但同时，王稼祥指出要“对友军工作——接近阎、石、高、东北军”，表现出对统战东北军的期望。

当然，东北军这支部队的确有其特殊性。领导人于学忠自西安事变时便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同时，于学忠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是“不即不离”，“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取中间立场，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此外，由于日本侵占东三省的历史原因，东北军官兵民族意识强烈，抗战热情很高。综合以上因素，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对东北军采取以联合为主的策略，积极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1939年3月11日，中共山东分局结合山东的实际形势，提出了“彻底打击与分化秦（启荣）部，进一步争取及稳固东北军，孤立沈鸿烈”的方针。4月3日，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欢迎东北军”的社论，对东北军给予很高评价，表示应“使一切抗日力量围绕在正规的主力军——东北军的周围，在于司令、沈主席领导下，巩固与扩大共同抗日根据地”。5月19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山东分局“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是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收到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后，山东分局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始更进一步争取与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战。

首先是对于学忠等东北军高级将领的统战。1939年初于学忠部陆续进驻山东，时任中共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姚仲明代表纵队“及时分别地做了礼仪上的走访，表示慰问”，“东北军的态度比较热情友好……一再表示愿在山东同八路军协同抗战”。山东纵队的主要领导人张经武等亲自去于学忠驻地进行拜访，于学忠、牟中珩等也到山纵指挥部驻地回访。8月初，时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同样表示要“在总司令于、副总司令沈、韩诸公领导下，追随各友军之后，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奋斗到底”。9月25日，徐向前又亲自拜访于学忠，达成“东北军和八路军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应当团结对敌”的一致意见。尽管双方在政治上存在一定分歧，但通过统战工作，即便后来中共“仍按自己的办法干，到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于学忠的态度依旧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时，中共山东分局还加强了对东北军各部的统战工作。山东分局曾派战地服务团到东北军112师演出并举行联欢活动，姚仲明看望了该师旅长马万珍。山东纵队第一支队还派往马万珍旅一个工作组，帮其建立起青年队和军人俱乐部。八路军东进支队的司令员王秉璋，曾到112师驻地与师长霍守义交谈，共商抗日大计。112师也派旅长去八路军驻地拜会，请教打游击和群众工作的经验，“两军领导亲密无间，经常往来”。57军入鲁后，111师师长常恩多提出了“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晓谕全师官兵遵照执行。常还要求中共派负责干部到他那里去面谈事宜。

由于对东北军的统战初见成效，双方在1939—1940年进行了较多军事上的配合。在1939年的反“扫荡”中，中共及时向于学忠部通报敌情，积极打击和牵制敌人，策应于部作战。于学忠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就提及徐向前向他提供“临朐敌二百余、炮二门、机枪四挺于有辰进犯五井”的消息等情况。1939年冬，在八路军积极配合下，常恩多师一部消灭日伪军近千人，战后常恩多将从敌伪手中缴获的枪支弹药大部送给了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1940年1月上旬，八路军又在东北军57军某部与日军相持之时赶来增援，最终大破日军。战后两军举行联合庆祝，“一致认为这次战斗是两军配合粉碎敌人‘扫荡’的极好模范”。正如罗荣桓所言，这一时期“友军有东北军的51军、57军（二万人），对八路军及群众均有良好关系，很愿意配合我军之作战”。

在中共山东分局的团结争取下，东北军入鲁后的一段时间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维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双方合作抗日取得很多战果，同时孤立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推动了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二、在摩擦中维持与东北军的合作

东北军的到来客观上推动了山东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山东的国共关系。但中共山东分局同东北军之间同样存在矛盾，这种矛盾既来源于双方政治背景的差异，又是双方争取生存空间导致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东北军入鲁本就是蒋介石为增强山东国民党军力量，限制中国共产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于学忠常受蒋压力而不得不推行一些反共政策。另一方面，双方基于在山东生存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问题上产生摩擦。实际上，早在山东分局与东北军关系相对较好时期，于学忠就曾向蒋介石建议“将在苏鲁之八路军调往冀热察边区活动”。八路军总部回以“远调他省则有溃灭危险”，将调令顶回。于学忠还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指责中共“时有越轨行动”，“提取民枪，强编地方武力”等。

至1940年，东北军与八路军摩擦渐趋增多。4月，罗荣桓曾接连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东北军相关情况。4日，罗荣桓在电文中称“东北军上级军官日趋坏转……整理与训练地方顽固势力；开办训练班，专上摩擦课”。5日，罗荣桓又致电称：“东北军高级军官日趋坏转，外受地方反动势力诱惑，内受政训处包围……可能逆转加速”。罗荣桓认为，东北军入鲁一年多时间，其中下级军官与战士的成分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老兵作战的大量伤亡与新兵的不断补充使东北军中“原东北籍成分大减”，“双十二事变的影响大为削弱，坏转的因素在增长”。

这一时期，东北军内部还发生了“九·二二锄奸”事件，对山东分局与东北军的关系造成了恶劣影响。1940年9月14日，东北军第57军军长缪澄流派人与驻徐州日军第21鹫津师团的代表签订“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秘密协定。后该军第111师师长常恩多、第333旅旅长万毅等发觉此事，遂决定实施“锄奸”。21日夜，常恩多派兵包围第57军军部，但被缪澄流逃脱。22日，常恩多、万毅等通电全国，提出“锄奸救国”口号。缪逃脱后，向蒋介石发电称“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被中共策动，马（二十一日）晚捣毁军部”。事后，于学忠虽顶住蒋的压力保住了常恩多与万毅，但这一事件使东北军内部急剧分化，并激化了东北军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

除东北军内部原因外，国民党顽固势力也在“积极拉东北军倒退”。沈鸿烈就曾制定“离间某军与异军之关系”，“争取某某，离间某某与某某间之历史关系”等挑拨中共与东北军的策略。1940年1月，沈鸿烈参加鲁苏战区总部秘密军事会议。会上，沈鸿烈等顽固派提出“宁伪化、不赤化”的主张，希望于学忠驱逐八路军出鲁，但未能成功。还有顽固势力造谣说“八路军如何如何进攻东北军，缴东北军的枪”，“八路作战计划，打击省政府，消灭新四师，收缴东北军残兵”等。日军也试图挑起八路军与东北军的冲突，如日军在“扫荡”八路军的部队时说“只打东北军，不打游击队”，而在“扫荡”东北军时又说他们“只打八路军，不打东北军，要东北军保持中立”等。

面对愈发激化的矛盾，共产党方面保持了较大的克制，采取了正确的统战策略。中共中央对双方矛盾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1939年，中共中央指出：东北军的态度是“不满蒋，畏惧共，想联沈以求在山东立足”，沈鸿烈也“积极拉拢东北军来对付我”，因而东北军总体上还是“执行了沈的路线，也就是国民党的路线”。山东内部的矛盾既有“国民党与东北军的矛盾”，也有“东北军与我们的矛盾”，要看到“沈现在的策略是努力缩小内部的矛盾，以便一致防共”。对东北军除合作外，还要“争取他脱离顽固分子影响，去推动他进步，要让他认识坚持山东抗战与打回东北去，必须与八路军亲密合作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