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与自编：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教材供给

[摘  要]

统编教材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推行并不能够完全符合教学实际的需要，相反，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编教材成为农村环境中的合理选择。全民族抗战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各级文教部门沿袭通行教育的教材“统编”供给模式，力图实现根据地教育的正规化运作，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教育改革中，实用化成为根据地教育的现实诉求。但因教材的具体内容很大程度由供给模式决定，一味强调教材内容的实用化而不转变“统编”的供给模式，两者抵牾势在难免。自编教材本是根据地教材紧缺时的应急之举，因其灵活实用的特点适应了农村根据地教育实践的实际需求。在教育改革期间，自编教材虽能较为契合实用化的教育目标，但也带来统编教材与自编教材冲突与并存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华中抗日根据地；教材供给；统编教材；自编教材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5-0048-08

抗日根据地教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培育革命新人的远大理想。全民族抗战时期，日军大肆侵占中国国土，同时在思想领域宣扬“日满华一体”“大东亚共荣”等荒谬意识形态。为团结民众、凝聚民族情感，给予日方以有力回击，中共高度重视抗日根据地教材的供给。作为抗战前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教材供给呈现出相对复杂的历史面相。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统编”与“自编”两种供给模式的冲突与并存。其中，“统编教材”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教材内容上的规范性。这类教材按照既定的教育目标和课程标准编写而成，内容与难度经过科学设计，强调知识学习的系统与连贯；二是供给形式上的统一性。根据地的文教部门负责教材的统一组织、编写、发行与使用，确保根据地教育的常规化运作。与此相对，“自编教材”也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教材内容上的灵活性与实用性。由于不受统一标准的限制，这类教材通常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编写，融入地方特色，力图满足广袤乡村的教育需求；二是供给形式上的自主性。不依赖根据地文教部门统一组织、编写、发行，各类学校根据自身需要自行编写和调整教材，以实用为显著特征。

目前学界关于根据地教材的研究主要为教育学的学者关注，有以下两个方向：一是制度性的法规梳理，旨在揭示根据地教材不同时期的编撰、供给情况；二是内容性的文本分析，尝试呈现不同阶段教材的内容特点，以此说明教材在根据地教育乃至战争中的巨大影响。这些研究在丰富相关认识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具体而言，两者皆停留于政策法规或文本内容的考察，未能涉及教材供给过程的实际状态。例如，国民政府通行教育对根据地的教材供给有何影响？根据地的教材供给遇到何种难题？如何解决？实际使用哪些教材？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何冲突？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档案和回忆录等材料，以“统编”与“自编”两种教材供给模式的具体运作为考察对象，以期展现华中抗日根据地教材供给的复杂面相。

一、统编教材：通行供给模式里的困局

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以及《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非战时教育必大有异于平时也。”《纲要》着眼于人才的长期培养，强调教育事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193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重申：“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因此，战时教育应该“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反对因抗战而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主张维持原有的教育体制。会后，国民政府成立专门负责教材管理与供给的教材编订委员会，规定“小学教科书及中学、师范用之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教科书，应由国家编辑，颁发应用”。统编教材成为国民政府教材供给的主要手段，各地教育部门被要求采取“战时须向平时看”的教育策略，力求战时教育的规范性与统一性。

国民政府的教育策略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根据地教材的供给模式。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提出，各抗日根据地“上级政府的教育厅或部下应有专门人与机关负责编辑、审查、出版、发行各种国民教育的教科书、教材、参考材料，并力求其完备与统一”，并初步提出各抗日根据地内部“统编教材”的设想。根据指示，华中抗日根据地内各抗日民主政府先后设立专门的教材编撰机构，推进教材的统一供给。以豫皖苏边为例，在教育处下设编审委员会，该会专“为统一教材之编制而设”。同年6月，豫皖苏边教育处发布《教育实施方案》，规定“豫皖苏边之各种学校，教材必求其统一，逐渐走向正规化，各县已有教材，应送教育处审核，一俟审订本发出，各级学校应尽量采用，不得借故推脱”。这一举措旨在通过教材的统一供给，实现根据地教育的正规化运作。1942年秋，盐阜区行政公署公布《小学暂行法》，规定：“小学教科图书，应采用行政公署编辑及审定或指定。”《中学暂行法》也要求“中学教科书应采用行政公署指定者”。同时明确各级文教部门有统一编撰、审定辖区教材之责。由此可见，教材的“统编”成为根据地文教部门的重要目标。

然而，国民政府的教育策略毕竟是面向城市受教育者的，对其而言，这既是制度的设计又是现实的考量。但对于身处乡村环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而言，生存才是根据地的第一要义。因此，“面向未来”既是一种奢望，又是严重的脱节。一贯沿用国民政府“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策略，以“统编”作为教材供给的主要模式，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教材内容与乡村实际的隔膜。具体言之，主要有以下两个倾向：

一是教材内容的规范性与乡村实际的脱节。据《湖北老解放区教育史稿》载：鄂豫边区“这时（1942、1943年）的中小学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追求旧型正规化，脱离战斗和农村环境与需要；另一种倾向是完全模仿抗大式的办法办学，目标太红”，指出鄂豫边区的学校教育存在着“片面正规化，脱离战斗和农村环境与需要”的现象。上述情形其实较好理解，由于统编教材的具体内容，多根据既定的课程标准编撰而成，多强调知识学习的系统与连贯，以规范性知识的传授为首要目标，所以极易与乡村实际脱节。如1942年底，鄂豫边区教育处统编《国语》教材，教材即保留《卖火柴的小女儿》等反映城市生活的课文。同时，“全书政治色彩不太浓厚，着重强调较为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学生而言，确实较难理解。据时任盐阜区教育处处长的戴伯韬回忆：“（这时）小学办起来了，数量相当多，但方针、学制、课程、教材、教法、组织等都是老一套，与人民的实际斗争生活漠不相关”，“学校在农村中是孤立的怪物，与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和人民的需要落后得太远了”。坦言脱离现实的教材内容与乡村实际存在差距。

二是教材内容的细密化与乡村实际的脱节。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分工需要，通行教育往往针对不同学科的不同课程进行细密化分类，着眼于规范性知识的系统传授。例如，苏中区的如皋中学，在课程上设置“语文、数学、英语、化学、地理、历史、政治、音乐等”内容，其教材除小部分自编外，大部分沿用国民政府的统编教材。同属一区的如西县滨江中学亦设有“国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历史、地理、音乐、公民等”课程。对于农村根据地而言，生产形式相对单一，主要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上述类似英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课程，显然很难与根据地的生产生活相匹配，因此不免带来通行教育的“学用不一致”。

实际上，华中抗日根据地各级文教部门对上述问题并非全然不知，但囿于各种制约因素，仅主张在通行教育的基础上对教材内容进行一定的修改与补充。时任鄂豫边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的赵季，在鄂豫边区1943年学校建设的方针中谈到对通行教育和教材的看法。他认为：旧的以城市贵族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教育，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赞同和重复，但我们目前也不可能创造一套崭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因此，在目前主要的仍然是承袭过去的遗产，研究过去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逐渐的求得改进……所以，在这样的原则之下，我们现在并不主张胡乱的更改学制，全部的推翻旧教科书。在教学实践中如有新的发展和创造，可采取部分的实际的办法。过去教材和教学方法如有缺点，可采取修改和补充的办法。

尽管赵季并不完全赞同“旧的以城市贵族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教育”，但也认为“我们目前也不可能创造一套崭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因此，他主张在通行教育的基础之上，对教材内容进行“修改与补充”。这也反映出根据地文教部门对当时教材供给的某种态度。

为使教材内容与乡村实际密切联系，根据地各级文教部门开始了教育改革的初步尝试。1944年2月，盐阜区针对中等教育脱离乡村实际的问题发出《为改进本地区中等教育给各校指示信》，要求“减少不必要的教材。例如：代数、几何、化学、物理及其他各科旧课本”，英语改为选修科。并规定“除试点外，一般学校，继续进行部分改革。中学自然学科略加精简，各科强调结合实际，学以致用重视开展生产劳动教育，增强劳动观念，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等”。学科设置上增加根据地建设、军事、生产劳动等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课程。另据苏中汇通区从事教育工作的黄左萍回忆：1943年、1944年期间，当地反“清乡”胜利后提出“凡属汇通区抗日民主政权统一领导的学校……禁止使用带有反共色彩和鼓吹‘读书就是救国’的国民党编印的旧教本”，开始有意识地抵制与乡村实际脱节的国民政府的统编教材。但应指出，上述尝试仅限于小范围内对教材内容的“缝缝补补”，并未改变“统一供给”的传统模式。因此，为改变通行教育“学用不一致”的困局，一场彻底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二、“两难”：教育改革中的统编教材

1944年4—5月，《解放日报》先后发表《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与《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两篇社论，提出根据地教育改革的基本设想。社论认为：小学教育应将“适合家庭生活、农村生活情况的学习形式如村学、识字组以至传习生产技术的学徒制等……部分地或全部地代替现有的小学的地位”；中等教育“无论名目过去是叫作中学、师范、大学、学院或训练班，就应该把指导战争和生产所实际需要的知识来列为课程，来部分地或全部地代替那些为升学考试而存在、为所谓正规化而遗留的课程”。该方案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彻底改造学校教育，来满足直接承担战争与生产任务的群众（尤指成人）和干部的教育需求，使教育真正服务于战争时期的农村根据地。教育内容方面，主张摒弃通行的规范性知识，强调“指导战争和生产所实际需要的知识”，具有鲜明的实用化特征。

根据社论精神，华中抗日根据地各级文教部门即着手根据地的教育改革。其中，课程精简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1944年9月，为改变以往课程设置太繁、科目太多的状况，盐阜区实验中学将课程精简为“根据地建设、政治概论、国语、数学、史地、自然、军事、生产劳动”等8门，并增加了直接服务于战争与生产的“根据地建设”“军事”“生产劳动”3门课程。翌年3月，盐阜区进一步规定中小学课程“实行精简主义，删去繁杂不必要之数理化，只教几门实际有用的功课”，“各级学校有显明目标，只教群众所需要及干部所需要者”，“所有课程均须切合实际需要，并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1945年，浙东区在当年施政方向的草案中明确提出，要“根据各区不同的社会环境，适当改造传统教育的课程学制，使儿童教育与抗战生产，政府工作密切联系起来”。英文、几何、物理、化学等与战争、生产无直接关联的课程，被逐一删减。“实际有用”成为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标，课程设置皆服务于战争与生产的直接需要。

面对教育改革的实用化需求，根据地教材的具体内容也随之调整，转而与“战争与生产所实际需要的知识”密切相连。1944年6月，苏中区文教处发布《改造文教工作十大要领草案》：要求“调查研究各种实际需要，彻底改造课程，改编教材及读物等等”。同年10月，浙东区第三届文教扩大会议在关于改造学校教育的基本方案中不仅删除了英文、几何、化学、物理等与乡村实际关联不大的课程，国语、公民、算术等课程教材的具体内容，也均被要求以写信、开会、记账、生产等内容为主。表现体裁主张采用当地民歌、民谣、小调等形式，使根据地受教育对象易于理解。新方案要求国语教材“增加抗日故事讲读，其体裁多采用当地民歌、民谣、小调等”，“作文着重于农村中普通应用文、写信、写帖、练习听写、速写等”，“说话讲学着重于辩论讲话、读报及其他农村口头宣传等”。公民教材“着重于民主建设常识：如开会常识、政府法令传达及配合各种活动（秋收斗争）等”。教材均与农村根据地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突出内容的灵活实用。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教育改革中的实用化需求，上述变化仅限于对教材内容的调整，而非供给模式上的变革。具体而言，根据地文教部门仍按照以往思路，将教材的统一组织、编写、发行和使用，作为教材供给的基本形式，依旧强调供给模式上的“统编”。戴伯韬回忆，教育改革期间教材供给的流程如下：（1）文教机关拟定必修课目，指定各校组织讨论，初步确定教材内容；（2）召开教育会议，根据各校讨论情况拟定教学大纲，发各校试用；（3）根据试用情况，及时反馈，修改教学大纲；（4）从各校抽调教师成立临时编辑部，根据前期讨论的情况和教学大纲确定编写纲要；（5）按照编写纲要编撰教材；（6）发各校使用。上述流程在苏中区负责教材编撰工作的杭苇的回忆中也得到体现，大体上遵循统一组织、编写、发行和使用的流程。1944年冬到翌年2月，盐阜区即采用上述流程实现了教材的“统编”。随后，文教部门专门出台文件，要求各校普遍采用。问题是，上述“统编”的供给模式，编撰人员往往只能抓住“大的方面”和“根据地的一般状况”，很难兼顾到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教材内容自然难以真正完全满足教育改革中的实用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