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碎”与建政：再谈新中国成立前后“旧人员”问题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对“旧人员”问题的因应策略可溯源至“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实践案例以及斗争历史中的经验总结。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设计，为“旧人员”提供了留用、教育和改造的政策空间，赋予了“旧人员”走向新生的前途。然而，随着政权的逐步巩固，“旧人员”的政治缺陷逐渐暴露，成为建政与建党的不稳定因素。中共对“旧人员”的妥善处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与包容，及与国民党对沦陷区的接收迥异，彰显了其独特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

[关键词]“旧人员”；“打碎”；建政；留用；改造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4）05-0056-08

“旧人员”概指新中国成立前后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党务、政府、军队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等领域的职员和士兵，约900万至1000万人。相较于中共来说，“旧人员”具有熟悉城市、长于管理及文化素养高等优势，依托于“包下来”政策，成为中共执掌城市的重要帮手，纾解了干部短缺的窘迫。但是，随着自身政治缺陷的暴露，“旧人员”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纵览前人研究，大多叩其两端，关注党的顶层政策设计与实践，针对典型地区或典型群体进行个案辅证分析，总结接管经验，分析政治、经济等影响，仅呈现了“留用”与“改造”的段落。横向展开之余，缺少对“包下来”政策合理性、“旧人员”群像描绘及政策演变与“旧人员”际遇互动的挖掘。“旧人员”是国民党政权下旧的国家机器的直接载体，如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是中共自局部执政始便思考的问题。正是通过对“旧人员”问题的处理，中共进行了“打碎”与建政的初步尝试。因此，本文拟从政权建设的视角梳理中共处理“旧人员”政策的依据和变化，借“旧人员”群体际遇以窥中共有关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设想。

一、“包下来”：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妥善处理“旧人员”的策略是伴随着中共接管城市经验的增加而明确的。在解放、接管城市的实践中，中共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逐步认识到“包下来”的重要性。然而，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型政党，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势头正旺，旨在夺取国家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面对这些曾服务于旧政权的“旧人员”，中共选择“包下来”而不是“清出去”，这是否超出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框架，是否有异于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是否淡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色彩呢？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设想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主要原则。马克思最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以此作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重要经验。恩格斯则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实际上，怎样对待旧的国家机器和旧政权，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及过去历次革命的根本区别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中共始终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那么，“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便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言自明的原则，若想取得革命的胜利，不能简单地使用旧的国家机器，必须将其摧毁并予以代替。中共在总结南昌暴动的经验时，便指出错误之一在于“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

马恩所提出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原则，包含了两层内涵。废除具有阶级压迫性质的旧国家机器，同时保留其带有社会服务性质的职能。其一，“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其二，保留旧政权的公共治理服务功能，“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正是在巴黎公社政权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原则的最初实践。通过根本改变政权性质和管理体制，警察及其他官员不再是政府工具，而是成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这便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中共留用“旧人员”的合理性。

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列宁认为，在旧的国家机器彻底粉碎之后，“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革命干得很出色的共产党员对工商业一窍不通，布尔什维克党所急需的“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才”，“我们只有从先前那个阶级中才能找到”。但必须注意，他们依然带着旧世界的痕迹。目前尚未发现苏俄影响中共制定“包下来”政策的直接佐证。仅以后见之明视之，俄国革命成功后向外输出革命，推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因而，在面对同质问题时，中共在理论和实践上向布尔什维克党看齐，做出相似的政策判断和选择，处于情理之中。

就中共留用、改造“旧人员”来说，是革命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统一，在既往的革命斗争中有一定经验可循。土地革命期间由于军事人才匮乏，“公开招用旧有下级军官”，甚至允许“登报征求”，兼顾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同样，中共也认识到其“军事智识并不充分，且易叛卖革命”，必须持慎重的策略和态度。

从农村斗争到城市治理，中共组织建设的速度略微落后于工作重心转移的势头。由于中共长期立足于农村，更习惯简单明了的乡村治理。由于在技术性、专业性甚至是文字性较强的管理工作上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能力，致使许多党员干部无法适应大规模的城市管理。一些干部将农村斗地主恶霸的经验搬进城，出现了抢东西、乱斗乱捕及乱没收东西等乱象，更有甚者被城市生活瓦解了战斗意志后迅速腐化。一边是越烧越旺的解放之火，一边是关系着新解放城市治理水平的对有技术、有能力的管理人员的需求。不仅如此，“吃饭问题”“怕失业”等恐慌在“旧人员”群体中普遍蔓延，“大部分是要被淘汰的”，或者“是给介绍职业，还是自谋其出路呢？这就不得而知了”。若能够妥善安置“旧人员”这一特殊群体，便有助于稳妥完成接管任务、开展城市管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于是，“包下来”的政策由此出炉。

中共处理“旧人员”问题，并非临难铸兵，更不是出于单纯利用的实用主义考量，而是基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原理。中共驭学于用，尝试建设新政权的实践。也正是在建政过程中，中共的理论认知与政策实践开始浮动，由此牵动着“旧人员”命运的起承转折。

二、团结、留用及改造

对于刚刚“进城”的中共来说，若想顺利地在城市中建立新政权，不可能绕过人数众多、遍布于管理机构的“旧人员”。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蓝图中，“旧人员”具有被改造的理论可能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氛围则赋予了其一定条件下的生存空间。中共在团结、留用及改造“旧人员”的政策实践中，始终注重挖掘“旧人员”群体的积极价值。

“人民”与“联合”是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关键词。随着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概念的首次提出，“人民大众”的范围也随之确定。在中共的政治设计中，“人民”的内涵、“联合”的对象随着政治局势变易有所调整，但大体趋势仍是取包容之态，团结动员尽可能多的积极力量。因而，从阶级话语去详细考究“旧人员”，予以政治成分的划分，是关系到“联合”与否的重要前提。

逐渐完善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设计为分析“旧人员”问题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理论背景。在1948年2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将“旧中国的职员”根据各种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有“知识分子”，有“与工人的地位相近”，有“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加入职工会”，有“与自由职业者的地位相近”，也有“地主、资本家、官僚资本家或官僚自己”。因而，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中，“应当按照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以不同的待遇，不可把一般职员（工人或劳动者的一部分）与地主、资本家、官僚资本家或官僚相混淆”。此外，该草案强调尤其要注意到站在反革命方面的“旧人员”，坚持“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就笔者目力所及，该草案是最早的有关“旧人员”分析处置问题的文件，奠定了群体际遇的基调。此后，出现的“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等政策口号均未超出该草案所划定的界限。而在此分析框架下，“旧人员”显然与“人民”有别，不可同类而语。

已经定型的“人民”将“国民”作为外围概念，二者之间具有理论上的上升通道，这似乎提供了“旧人员”得以改造的可能性。“人民”概念范畴已然明确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四阶级联合，“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国民”则范围更广、人数更多，包含“人民”及其外所有中国人。“国民”必须经过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

显然，“旧人员”在未经改造好之前，理应属于“国民”。但“旧人员”同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反动分子有着根本不同：他们大多数文化水平相当高，接受过良好教育，理解力强，“从文化上接受新思想可能性大”，“大多都是建设新社会的有用之才”，即大部分“旧人员”的改造结果预期较好；“同时，他们都是靠薪水吃饭的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的受尽了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多年积蓄或祖产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殆尽，如今有的降为赤贫”，具有“重视以至宝贵他们当为国家的财富”、“争取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及“团结教育他们做新中国的主人翁”的必要性。不能否认地方政策尺度存在超出中央政策尺度的情况，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判断并不是孤立的。时任浙江省统战部部长的沙文汉在1950年浙江省留用人员培训班的毕业讲话中也提出了对他们“成为人民”的期待，望其应当沿着“从旧社会走到新社会去做人的桥梁”，“成为新中国的人民，新社会忠实的人民，新国家的公教人员，顺着学习中自我检讨与改过的方向努力”。

“联合”，即团结最大多数力量，壮大自己、孤立敌人。“联合”的最高境界是建立由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即“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概念范畴中，“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界定较为宽泛，可以容纳大部分支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非党人士，甚至包括曾经站在对立面、而今弃暗投明者。“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从“贡献”的角度来说，“旧人员”群体不仅在解放战争向前推进时辅助城市接管、维持城市秩序，还在城市建政和新生政权巩固中作用显著。通过留用改造的渠道，“旧人员”具有成为“人民”的前途，甚至存在“将来他们有许多人会变成共产党员”的可能性。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概念设计中，给予“旧人员”一席之地，除了现实推力之外，也有一定政治考量，“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以便于我们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城市工作实践表明了联合“旧人员”进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作为统一战线的具象群体，用“合作”一词可以较为贴切地形容中共对“旧人员”群体的留用。实际上，同近千万人的“旧人员”群体“合作”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也需要对客观情况作出理性判断。“过去旧人员服务于国民党机关，但大多数也是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他们也都希望国家好，不满意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构成了“合作”的共同前提，“有了这个共同前提，大家的合作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合作”的达成条件还包括在甄别基础上的留用、集中性的改造教育。

总体性留用“旧人员”，是指在审查甄别基础上酌情使用。自1948年上半年先后解放洛阳、开封等城市，中共确立了谨慎对待、不随意逮捕和俘虏“旧人员”的基本态度，“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解放济南时，华东局以《约法七章》明确凡国民党下属公务人员“保护有功者奖”，“各安其职、听候处理、分别录用”。在接收沈阳过程中，沈阳市军管会主任陈云则提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即接收初期“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秩序稳定后根据职员的历史和现实表现进行调整。1949年4月，积累了诸多地方经验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也称“约法八章”），从中央层面正式确定了“旧人员”甄别留用的政策，“凡有一技之长而无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民主政府准予分别录用”。至于甄别的标准，除政治背景外，包括生产技术、工作能力、文化素养及思想状况等要素，优先录用文化水平较高、政治态度友好者，而“作恶多端、严重贪污及依靠门子吃饭的分子等而为群众所十分不满者”一律撤职查办。在中央既定的甄别标准下，各地方具有灵活阐释的自主权，如习仲勋理解为“拆散机构，利用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