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通”与“革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探赜

[摘  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面临新任务与挑战，其对外政策理念也在继承中发展。本文从“共通”与“革新”两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进行梳理和理论分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是基于中国国家建设经验和政党使命，形成了共通性的原则并且贯穿于对外交往过程中。这体现在：党领导外交事务以及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外交服务内政的关系排序，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外交布局中从全局出发、突出重点的整体性思维；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学习型政党，对外政策理念具有很强的调整能力，能顺应国内发展需要适时提出新的对外政策理念。这体现在：在大国关系管理上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构想；周边外交上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整体国家关系上，推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适时提出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共通；革新

[中图分类号]  D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3-0015-06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理念的继承与创新。本文拟从“共通”和“革新”两个方面构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分析框架，并对政策理念的创新性内容进行总结分析。

一、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的研究回顾

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的研究成果丰硕，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回顾：一是从党代会的历时性文本比较出发，梳理中共对外政策理念的演变历程。有的学者通过历届党代会报告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过程，指出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国逐步形成了成熟、稳定的外交布局。有的学者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总结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发展变化历程和特点。二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角梳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的特点。通过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演讲、报告等关于外交政策的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对外政策理念研究中。例如，有的学者分析了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有的学者分析了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还包括从韬光养晦、对外交往、对外援助、独立自主、国家利益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对于江泽民的对外政策理念的研究，包括民间外交、大国外交、和合理念、与时俱进外交战略等方面。对于胡锦涛的对外政策理念研究集中在和谐世界、和平发展道路、合作关系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的对外政策相关理念和论述研究成为热点。虽然，这一研究路径最大的问题在于时间纵深的缺失，即无法完整呈现中共对外政策理念的流变。三是从政党外交的角度分析中共对外政策理念。中联部作为党的机构是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名义开展外交活动的直属机构。国内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党外交研究，集中在从“党际关系”到“政党外交”的调整，以及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世界政党大会、论坛等方面。政党外交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双重角色中政党本色和使命的重要体现。但是，既有研究中关于党的对外政策理念与政党外交的关系探讨不够。

实际上，不论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外交，还是从西方理论上的政党外交出发，都无法完整地诠释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从中国的政治体制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既对中国政府外交具有统摄作用，也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政党外交，这是由中国的党政体制现实所决定的。正如有学者指出，认识中国政治不但要读宪法，也要看党章；不但要了解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也要了解党内法规和党委文件；不但要考察国家机构和政府系统，也要认识党的组织及其运行。而这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的理解和研究。一方面，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中共对外政策理念通过政治体制的设置指导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经由其对外联络部开展政党外交，而这也是中共对外政策理念的来源之一。因此，要完整地理解中共对外政策理念，就必须从中国政府外交活动实践、政策理念和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政党外交活动实践、政策理念中进行总结提取。

二、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的分析框架

中国政治发展有一个“内在”演化的过程，即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也同样存在这样“内在演化”的逻辑。在既有的研究中，通常强调对外政策理念“变”的一面，对于“不变”的一面重视不够。对此，本文拟从“共通”和“革新”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共通”层面强调中共对外政策理念中“不变”的部分，贯穿于一定时空之中。一个行为体在实践活动中会形成自己稳定的行为逻辑，这种逻辑通常表现为习惯、风格等。同样，在外交实践中，不同的行为体也有自己的实践风格。而在思想层面，这些外交风格则演变成为“共通”的部分。即在一定时期内，对外政策理念中存在着适用各个方面的组成部分。这“共通”的部分，一方面源于行为体自身的内在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源于外在环境的稳定性。就行为体内在稳定性而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其自身的政党本色没有改变。我们党在取得政权后成为执政党，担负国家建设任务至今，不论是从实现现代化的视角，还是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以及当下的“中国梦”，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都没有改变。因此，围绕着政党本色和国家建设任务，在外交实践和对外政策理念中必然存在一以贯之的方面，这些“共通”部分通常在外交话语中表现为基础性原则。

对外政策理念中“革新”一面通常体现在不同时期的观念、政策和做法。按照一般的哲学原理，事物是在变化发展中的。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的“革新”正是这种变化发展的体现。这“革新”部分，一方面源于国内外环境互动中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外政策理念自身更新的需要。就国内外环境互动变化而言，中国与世界可以说是一个三重变动的过程，即中国自身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的变化。在三重变化的影响下，党的对外关系思想与时俱进，适时调整。而从对外政策理念自身演变的逻辑看，党的对外政策理念的理论体系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和体系化的过程。

三、“共通”：中国共产党

对外政策理念的基础性原则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的基础性原则，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党与外交事务关系（权力）、内政与外交关系、党与外交方法、外交布局和国内体制，它们共同形成了党的对外政策理念中共通性的稳定结构。

（一）党领导外交是中国外交体制的根本所在。“外事无小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贯提法。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中国政治的最大原则贯彻于外交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外交决策、外交队伍建设、外交政策落实等。外交决策权属于党中央，中国外交的一切重大问题决策部署都由党中央做出。这种部署有利于外交事务的统一领导，同时，外交资源的配置能够全国一盘棋，在对外事务中做到通盘考虑。外交干部的培养和输送依据着“党管干部”的原则进行。在外交体系上，设立外事工作委员会，通过委员会的方式体现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党领导外交原则之所以是中国外交体制的根本所在，就在于外交和内政中，党作为权力轴心，有效地将内政和外交统一起来。外交决策权力在党中央，外交干部由党管理，这样在外交领域中，党通过政治权力设置、组织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塑造，全面有效地将党的对外政策理念、政策贯彻到中国对外交往中。

（二）外交服务国内建设逻辑下的内外关系协调。对内与对外、国内与国际的关系，是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外交与内政的相互关系，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内外政治互为支配的一元论和内外政治并行独立的二元论。中国外交实践的过程也是将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理顺的过程。其核心是以外交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首要原则。从改革开放之初确定的外交“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到如今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是这个原则的具体体现。这个原则的确立，一方面切合了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中中国一直努力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政治发展逻辑。另一方面，外交服务于国内建设能够最大化地实现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关系的协调。

（三）通过外交方法的合理运用，准确把握大局和发展机遇。中国共产党运用辩证法，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时代趋势、预防风险和抓住机遇。这种外交上的辩证法体现在：一是在大时代趋势上对和平大局的准确把握和冲突的预防。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世界政治中最为基础性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定并坚持认为“和平”是当今时代的主流，国际社会中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大国间战争可以避免。这一基础性的判断在冷战终结、“9·11”事件爆发后都没有改变。与此同时，对于冲突的预防也没有放松警惕。传统政治中的局部冲突（内战、族群冲突）、地区冲突以及新政治领域中出现的一系列风险，中共在肯定大环境稳定的同时，对这些冲突和风险保持高度的警惕。二是辩证看待国际环境中风险与机遇的关系，把握住了“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中风险与机遇是矛盾存在，即对立统一，也可以相互转化。中国面临多次重大的外交挑战，如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21世纪以来“中国威胁”论的多次泛起、中美贸易战、俄乌冲突等，但这些挑战并没有动摇党中央对于“战略机遇期”的信心。

（四）外交布局中从全局出发、突出重点的整体性思维。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年间，中国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是以发达国家为主，但在外交布局上，始终着眼于整个全局。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出访日本、美国及其他国家（西欧及亚洲的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打开或调整了大国关系与周边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命题，以更加确定性的外交布局，彰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整体布局下，中国外交既有全局又有重点，一是在国家间关系上，既抓住了大国关系又重视了发展中国家这一基础，周边外交稳中有进。二是在外交领域上，着眼于既重政治关系又重发展经济关系和践行领事保护，这与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逻辑和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

（五）国内体制的稳定性是中国外交政策持续性的前提。国际政治中，国家间关系持续变化、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公共政策的不稳定性，其根源在于各国的国内政治体制和政策。竞争性政党轮替制度下的对外政策，通常会因为政党轮替、政府下台而发生改变、调整甚至反复。与此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整体上具有鲜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特征。这是由中国国内政治体制，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地位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是中国对外政策、理念稳定性的保障。

四、“革新”：中国共产党

对外政策理念的调适性应对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理念中的“革新”是国内外环境变化互动的产物，具体可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总结。

（一）大国关系管理：从稳定发展到“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大国对外政策理念的演变呈现出从“功能性”到“生态性”的转变。与各大国的外交是中国外交中的关键环节。其关键性在20世纪主要体现在功能性方面：一是通过大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及稳定发展，为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创造基本条件，这极大推动了中国面向西方大国吸引外资、开展贸易，进行经济外交。二是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创造条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展现出一个“融入者、学习者”的身份。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国间权力加紧转移，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其中中美两大国间是否会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世界上大国关系最大焦点。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中国领导人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构建路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关于大国关系管理的一大思想创新，它着眼于大国关系的长期稳定，着眼于突破既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束缚，从构建大国关系“生态”角度进行了思考，即中国不仅在国家关系层面上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还从改进国际政治生态的视角入手，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种“生态性”大国关系构建体现在：一是将大国关系的管理与国际体系改善、世界秩序的优化结合起来，强调大国关系在国际政治生态改善中的关键作用；二是以大国关系作为国家间关系管理的典范，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在国家间的关系网络中形成节点带动网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