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与上海青年支援新疆述论（1963—1966）

[摘  要]1963—1966年，上海先后有近10万名青年支援新疆。在此过程中，上海各级共青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动员环节，认真领会上级指示精神，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动员工作，并对这些动员工作进行总结反思；在输送环节，各级团组织协同成立了专门的招收机构，并抽调专人做好上海青年的招收、培训和输送管理工作；在安置巩固环节，派出护送干部协助做好青年的安置工作，并为新疆培养了大量优秀青年团干部，还参加了上海赴疆慰问团，为上海青年在新疆的巩固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共青团始终以青年为中心开展青年支援新疆的各项工作，与其他部门紧密配合、取长补短，是其工作成功的关键，展现了其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角色定位。

[关键词]共青团；上海青年；新疆；上山下乡

[中图分类号]  D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6-0034-08

20世纪50—80年代，先后大约有2000万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上山下乡。总体来看，学界目前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以“文化大革命”为界。1963—1966年，共有近10万名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约占同时期全国130万上山下乡知青的7.69%。可见，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在“文化大革命”前知青上山下乡进程中有着突出地位。对此，原上海团市委书记张浩波回忆道：“1963年，刚从北京开会回上海的曹荻秋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他在北京时周恩来总理、农垦部部长王震和他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议论了一件事，要上海每年动员两三万知识青年去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年动员两三万人到新疆兵团去，以改变兵团的状况。对上海来说，每年走两三万青年，也大大减轻了上海的就业压力，对上海的社会秩序、治安、民心都有很大的好处。这个事情定下来后，曹荻秋就对我（当时我还是上海团市委代理书记）说，这个事就交给你们青年团去办。”确实，上海青年支援新疆有上海城市人口增长、青年安置困难、西北边疆危机等诸多因素，学界对此已有较为丰富的探讨。但正如张浩波所言，“这个事就交给你们青年团去办”，学界目前已关注到青年团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关研究也对其作用进行了阐释，但多涉及动员工作，对如何输送、安置、巩固缺乏全面考察。对此，本文拟在各类文献资料和口述访谈的基础上，对上海各级共青团机构组织青年支援新疆的工作进行深入剖析，从而考察共青团在上海青年支援新疆工作中的作用，并对其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总结，以期为今天共青团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一、前期动员

当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任务确定下来后，张浩波认为，只靠团组织很难完成这么重大的任务。他请求党、团、妇联、街道等协同完成，思想教育、动员工作仍由团做主要工作。诚如他回顾，在整个动员工作中，上海市劳动局、团市委、妇联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动员政策，并发布相应的文件和通知，但团的作用又非常突出。

（一）未雨绸缪：对青年的情况进行长期调查。上海团组织与全国各地的团组织一样，在此前就为知青上山下乡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自1962年开始，团在这方面的工作更为频繁。1962年8月，上海团市委办公室先后通过与街道里弄干部座谈，通过对社会青年来信的梳理整理并召集社会青年座谈等形式，了解到这一群体的相关情况，计划通过多种形式把社会青年更好地组织起来。与此同时，团市委地区工作办公室还提供了上海市社会青年的统计信息，为进一步开展社会青年的工作提供依据。统计发现，截至1962年8月，上海共有社会青年约15万人（其中家庭女青年约8万人，社会闲散知青约7万人）；上海市区各街道、里弄均已建团，全市街道团员共有1.5万人左右，占社会青年总数的10%。由下而上地展开搜集信息，同时又从上到下进行信息的梳理、传达，在此过程中由上级团组织对下级的统计管理进行指导、监督。如1961年6月，上海市长宁区团委便批评愚园路第三里弄团支部对辖区内的37名社会青年情况掌握不深。

正是在不断督促下，当上海确定要开展动员青年支援新疆时，上海团市委地区工作办公室便能及时拿出一份对全市15万社会青年较详细的情况说明。这份说明不但对社会青年的概况、类别有详细介绍，同时对团组织的情况、工作现状与改进方向都提供了指引。此后几年内，以各级团组织的调查统计为基础，结合其他统计材料，使相关宣传动员工作拥有了比较翔实的数据参照。

这些材料不但对人口总数、性别等情况有统计分析，而且对毕业情况、闲散与否、年龄阶段、学历程度、家庭成分、健康状况等方面都有具体统计，这就为动员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统计数据不但包括了社会青年，而且对当年的初高中应届毕业生也有详细的统计分析，甚至针对资产阶级家庭子女也有专门的统计分析。如1963年12月，上海团市委统战部调查发现，全市共有资产阶级子女32万人，其中停学待业、闲居在家的有2万人。这些长期调查对上海共青团后来开展动员工作提供了直接帮助。

（二）形式多样：开展有针对性的动员工作。在上海青年的动员工作中，包括对现代媒介，如广播电视、报刊等的利用；也有对文艺作品，如电影、音乐等的创作宣传；同时还包括如对展览会这一方式的综合利用。这些都对动员上海青年支援新疆起到了激励作用。其中，各级团组织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青年的思想教育、典型动员方式、召开动员大会等方面有着明确体现。

一是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上海各级团组织非常重视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1963年初，团市委便在上海市委的指示下组织青年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激发青年奋发图强的革命志气，让其明白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根本改变，要让青年“决不做杜勒斯所希望的第三代，一定要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当时学习的内容很多，仅阶级教育就包括组织青年听苦、访苦、查家史，参观忆苦思甜展览会，回忆对比，等等。总体看来，这些学习教育的内容注重循序渐进，从阶级教育到个人理想的选择等方面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同时通过辩论会等形式更加突出宣传青年到新疆去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动员过程中，各级团组织还在组织青年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基础上，对青年进行系统教育，为动员参加新疆建设打下思想基础。

二是采用“滚雪球”的典型形式。所谓“滚雪球”，就是由各级团组织挑选一批团员骨干，通过团校培训后成为整个动员工作的领头羊，然后到各区去进行动员。这其实是各级团组织掌握了骨干，然后利用骨干建立起了一个非正式的权力网络，再利用这种网络来开展相应的动员工作。首先，由团市委挑选具有代表性、有威信的青年树立为全市的标兵，然后向各区铺开。在此过程中，青年按兴趣爱好等组成各类“群”，由其关键人物带动一批，实践证明成效显著。如1964年，东三里委84名青年中有71人符合动员要求，但一开始只有10人愿意赴新疆。按此方法动员后，不几天，愿去新疆的青年就增加到20余人。其次，在串联的方式方法上还采用了“兵对兵，将对将”的形式，即高中生串高中生、初中生串初中生等，如此容易有共同语言，能够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最后，在串联中发现问题、碰到困难，就依靠小组集体研究解决。先集中力量做好青年自身工作，再帮助青年去做家属工作。日积月累，整个社会渐渐形成一种热烈风气，一些青年在无形中被“串”了起来，主动报名到新疆去。

三是召开各类动员大会。从历年动员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工作来看，各类动员大会的规模越开越大，人数越来越多，青年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这既与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形势不断发展有密切关系，更与当时宏观社会环境不可分。1963年6月24日，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次召开有9000多名青年活动分子参加的动员大会。到1966年5月，上海每年都会召开规模较大的动员大会。市、区开大会，街道、里弄开小会，形成大会与小会相互交织的局面，从而达到会议精神的上传下达。据张浩波回忆，除媒体报道外，动员工作的另一个关键就是做报告，尤其是请领导和代表在大会上做报告。在1965年的动员计划中就明确要求在当年4月底，上海市、区都要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前两年赴疆青年讲演团广泛作巡回报告，掀起动员高潮。大多数的公开报道都显示大会的动员效果良好，一些初次参加这样隆重大会的青年颇为震撼，因此赴新疆参加建设的决心更加坚决。

（三）总结反思：不断改进动员工作。总体来看，动员工作的效果很好，大批上海青年的热情被点燃，纷纷要求报名到新疆去。自1963年动员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工作开始后，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就有4.5万余名青年报名。之所以有如此效果，与前述的各种因素有直接关系，而另一因素则是宣传中强调到新疆去是培养栽桑养蚕的技术工人，可以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但这样的宣传存在一定偏差，要求在此后的宣传动员工作中进行纠正。与此同时，动员工作中所存在的其他问题也要进行调整。对此，上海各级团组织不断改进动员工作。

一方面，团中央要求各级团组织不断做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总结。1963年10月下旬和11月中旬，团中央青农部分别在北京、苏州召开了两个关于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汇报会，指出：今后，各级团委应有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领导。省、市一级团委，应当有一名副书记和一个部门主管这项工作。上海对上述指示精神做了很好的落实。1964年1月20日，上海团市委地区工作办公室公布了《1964年社会青年工作提纲》，为此后社会青年的工作提供了一份提纲挈领的方案：其一，明确地区工作部门的任务；其二，团的工作要以学校和社会青年工作为重点；其三，充实地区工作部的干部力量（即扩充编制），进一步加强对社会青年的管理，组织开展上山下乡工作，做好社会青年和学校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

另一方面，随着动员工作不断推进，上海团市委也不断加强对动员工作的总结。据上海团市委地区工作部发现，在1963年动员工作中，高中毕业生比初中毕业生难动员，书读得越多，越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因此，在当年的动员工作总结中，地区工作部就明确指出要从青少年一进学校就教育他们立志做劳动者，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劳动锻炼，引导他们接触工农群众，培养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养成劳动习惯和吃苦耐劳的作风，而非等到毕业才对学生进行上山下乡教育。此外，还需要加强对社会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政治、文化、技艺，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和各种社会工作，并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帮助他们从各方面做好上山下乡、参加劳动的准备。此后，1965年、1966年，上海团市委都在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各级团的组织动员工作。

二、组织输送

从上海到新疆千里迢迢，据1963年7月到新疆搜集资料的上海工作人员反映，他们到新疆来回走了18天，其中10天火车、8天汽车。而绝大多数上海青年在此之前又未曾出过远门，现在平均每年要输送一两万名上海青年到如此遥远的新疆，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对此，上海共青团与劳动、教育、交通等部门通力合作，全力做好上海青年的输送工作。其中，共青团在人员的招收、培训，以及旅途日常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工作。

（一）建立机构：做好青年的报名、筛选工作。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招收工作，一般是由青年持户口簿到街道办事处报名，并填写参加农业建设志愿书一式二份，然后由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街道团委共同组成审批小组进行审查，并填写审查意见。各街道审查后将志愿书报区，由区与招收单位再审查，并经过目测、体检合格后，由招收单位发给批准通知。一般而言，上海市区的每个街道都会在该街道中心地段设立一个报名站，以方便报名。当青年来到报名站时，报名站会发给登记表一份，由青年当场填写；如果个别要求领表回家填写也可，由工作人员做好记录。收回报名表之后，街道将报名表与政审表合二为一，同时通知青年到指定医院体检，并最终把报名、政审、体检三表合一，会同里弄委员会初审。最终，各街道初审合格的青年交由区与招收单位审查录取，再通过街道里弄组织分批发给青年录取通知书。当被录取青年把户籍关系交给各区工作组以后，即发给军装、杯子等并进行编队发给队员证。在此过程中，各街道也对一些家长反对自己子女报名的情况做出应对，在报名站设有接待室，对家长予以劝说。

在街道报名工作中，团市委承担着重要任务，尤其是在青年报名材料的筛选环节更是如此。如1965年，上海团市委地区青年工作部在检查徐汇、闸北和南市等区的街道社会青年政审材料时发现，这些地区的社会青年政审材料不严谨、不认真，存在道听途说、无中生有的现象，同时还有随意夸大、不调查就轻下结论、是非不明等情况。因此，地区青年工作部要求各街道要做好政审工作，一方面既要对已经政审的材料复查，另一方面在此后的政审工作中要更认真负责，由里弄党支部、团支部等一起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