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派系”到“政治态度”：抗日相持阶段中共友军工作再探讨

[摘  要]抗战时期中共的友军工作，是在掌握武装的条件下对国民党军队开展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领导的军队面临来自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方夹击，友军工作成为转变战略态势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的英勇斗争和对友军的无私帮助，以及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对战略方针的调整，都为相持阶段开展友军工作提供了条件。依据军事派系和政治态度，中国共产党对友军的军事属性和政治属性进行了划分，并结合军事斗争规律，灵活运用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斗争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取得了显著成效。抗日相持阶段中共军队开展的友军工作既充分发挥了党的统一战线的优势，又在反磨擦斗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友军工作；相持阶段；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6-0042-09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开启了与国民党从局部到全面合作抗日的历史进程。由此，两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之间从敌对关系转变为友军关系。而中共军队中原本以瓦解国民党武装力量为目标的敌军工作，也应势转变为以团结国民党武装力量一致抗日为目标的友军工作。可以说，友军工作的全面开展是以国共两党全面合作为前提，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的。因此，就本质而言，友军工作就是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对友军开展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然而，不同于一般的统战工作，军事性是友军工作的突出特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战争形势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友军工作的开展。而国共双方“有军队的”的合作，又使得两党、两军间无法消弭的阶级矛盾随时在国民党的磨擦挑衅中爆发。如何在“握紧枪杆子”的同时继续与友军开展“交朋友”工作，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与军事智慧。目前学界对友军工作的研究，多从政策历史演变的角度梳理其来源、形成、发展过程，而关于友军工作对象划分、策略原则的实施等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拟以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友军工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探讨，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相持阶段中共开展友军工作的

背景与条件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开展友军工作，在敌后极大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但进入相持阶段，无论是敌、友战略方针的转变，还是敌、我、友三方力量的消长，都要求我军适时调整友军工作。

（一）相持阶段中共面临日、伪、顽三方夹击的困境。随着广州、武汉的沦陷，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敌、友双方无论从战略态势还是力量上，都与此前的防御阶段产生了较大差别。

一方面，日军开始将进攻的重点指向共产党，并试图瓦解国共合作，以期削弱抗日力量。1938年12月，日本大本营提出了侵略中国的新方针，即“确保占领地区，促进其安定，以长期围攻态势，压制残存抗日势力，使之衰亡”。这表明，日本转变了其原本速胜中国的计划，开始将其战略重心转入敌后，试图通过稳固已占领区域来实现其持久侵略中国的目的。为此，日军开始在敌后执行所谓“肃正”计划。而在日军看来，“剿共是肃正的主要目标”。为此，日军加强了敌后的军事存在。广州、武汉失陷后，日本即调兵北移，“由三十余万直增至六十余万，占进攻中国一半兵力”。

与此同时，日军积极在华扶植伪政权，意图实现“以华制华”。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提出所谓中日“共同防共”。其“和平”论调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挑起国民党内的反共情绪，加剧国共磨擦，以此实现两败俱伤，由日本坐收渔利。汪伪这种“和平”论调与日军对华思想战方案如出一辙，即“破坏敌之战斗意志，煽动及激化国共斗争，使敌军从内部崩溃，并且对敌势力圈内之中心民众助长发展其反战和平的情绪，诱导民心于反蒋排共，使其与新政权合作”。不仅如此，日军还利用汪伪政权，在敌后快速扩充伪军。据统计，到1943年，治安军增加了3万人，和平救国军增加了1万6千多人。敌后日、伪军事力量的激增，无疑给了敌后坚持抗战的中共军队以巨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国民党不断挑起反共磨擦，从总体上削弱了抗日力量。广州、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开始调整战略方针，将限制中共发展作为主要战略目标。1938年11月19日，蒋介石就曾写下注意事项：“对共党防制之道，除改进本党重兴本党以外，应不使其取得合法地位为目前要点。”翌年3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开始执行“以政治限共为主，以军事限共为辅”的方针。同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后又发展到“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国民党对共、对日方针的转变，直接推动了各地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发起磨擦与进攻。一系列如“晋西事变”“太河惨案”等反共磨擦层出不穷。除了制造磨擦，蒋介石还制造所谓“曲线救国”论，令一大批国民党军队主动伪化，以达到其“反共”的目的。

国民党这一系列行为最终伤害的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大局。它使原本国共合作抗日的力量尚可与日、伪抗衡的局面被打破。随着我军实力受损和友军伪化，在整个战略格局上造成了实质上的敌方力量增长、我方力量削弱，这就给日方带来渔利之机。豫南战役国军损失惨重就是例证。对此，毛泽东就曾评论道：“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

相持阶段的中共军队面临来自日、伪、顽的三重夹击。在顽军的不断磨擦和日军的残酷“扫荡”中，友、我合作关系面临更多挑战，敌、友、我的战略态势日渐胶着。此时一旦友、我关系发生破裂，敌军势必对友、我阵营产生压倒性优势。因此，相持阶段友军工作遂成为战略态势转变的关键所在。

（二）相持阶段中共具有开展友军工作的条件。虽然相持阶段的严峻形势对中共开展友军工作提出了挑战，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我军继续开展友军工作仍存在着较多有利条件。

首先，我军在防御阶段的英勇抗日和对友军的无私帮助，使得一批友军抗日将领被团结到我党我军周围。据统计，从1937年9月25日到1938年6月底，八路军与敌作战638次，敌军伤亡约3万4千人以上，我军伤亡2万余人。而在这些战斗中，我军也积极与友军协同作战。例如，忻口会战中，八路军各师充分发挥自身游击战优势，截断日寇补给线，有力支援了友军的正面防御。卫立煌就曾表示：“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随着八路军在敌后一场又一场胜利的取得，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发出密电嘉奖，褒扬八路军“总、副司令统帅有方，迭挫顽寇，聂部斩获特多，厥功尤伟”。一些友军将领看到我军官兵纪律严明与游击战术巧妙后，也盛情邀请我军派出干部到友军中传授游击战争经验，并帮助发动民众、整顿部队。彭雪枫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其部到达鹿邑后，“各方盼派代表或亲自出来联络，要求指导，友军政干部者极多”，更有地方武装司令“本人来恳切要求对其部队加以彻底改造”。可以说，防御阶段的八路军正是凭着模范的抗日行动影响了一批友军，也为相持阶段继续开展友军工作奠定了基础。

其次，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为中共在相持阶段开展友军工作提供策略遵循。相持阶段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看到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与艰苦性，以及与国民党继续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为此，中共主动提出“调节国共两党之关系”“调节抗战各军之关系”，并正式声明：“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这一声明是中共为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释放出的巨大善意，但这并不表示中共无原则服从国民党。相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中共在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上统一了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正确解决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一致性这一关键问题。由此，共产党“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还要争民族的兵权”。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坚持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为进入相持阶段的中共军队发展解开了自身的束缚，也为调整友军工作策略和路径提供了可能。

最后，国民党军队本身具有的军阀派系特性也为中共利用各方矛盾开展友军工作提供了机会。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军和杂牌军之间、杂牌军与杂牌军之间始终存在巨大的矛盾，这就为我军利用矛盾，积极在各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近代以降“兵为将有”的传统依然是国民党军队的主流。中央军以蒋介石为权威，地方军则以各系各级将领马首是瞻。这样，对于一般部队而言，只要我军与友军将领建立稳定联系，也就意味着基本与整支部队建立了良好关系。而一旦某将领顽固反共，其长期对士兵进行的军阀式压迫，也能为中共在友军的中下层开展统战工作提供可能。

可以说，我军在抗战初期建立的友军工作基础以及相持阶段“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落实，加之国民党本身的派系特性限制等因素，都为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继续开展友军工作提供了条件。

二、相持阶段中共友军工作

对象划分的优化

对象划分是开展友军工作的基石，其精准程度直接决定了中共进行友军工作的策略灵活程度。与此同时，友军工作又是具有军事斗争性质的统战工作。因而进入相持阶段，中共要因势开展好友军工作，首先需要在兼顾军事和政治双重属性的基础上优化对友军工作对象的划分。

（一）以军事派系划分友军军事属性。国民党军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派系林立。从纵向看，国民党军队有中央军和杂牌军之分。从横向看，中央军中有嫡系和旁系之分。杂牌军又分为了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湘军、粤军、新桂系军等地方军队。各地方军内部也同样有着嫡系和旁系之分。因此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为了更好地与如此复杂的国民党军队开展友军工作，中共进一步对其各派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准确把握其特点。1938年12月，八路军总政治部明确指示，为了做好与友军的联络工作，“首先要对各个友军的过去历史、现在情况、战斗实力与政治动向有深刻的了解，必须先进行一番详细的调查工作”。为此，中共有关部门编写了《中国军队概况》《友军与友军工作》等资料，整理出了国民党102个军和240个师的系统材料，供中央首长参考。总体而言，按派系及其相关特征可将友军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中央军。他们是“由黄埔军校毕业生充任各级军官的军队”。较之一般部队，中央军“高傲，看不起其它军队、行政人员，自尊自大”。虽然中央军以蒋介石为超然的领导者，但其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嫡系和旁系之分。在旁系部队看来，蒋介石往往为了保存嫡系势力，而选择将其派往更为艰苦险恶的前线。由此种种，使得中央军内部矛盾重重。

第二类是“有地盘的实力派”。他们是“地方割据的杂牌军”。这类军队“在抗日问题走中间道路”，“国内问题上他也走中间道路”。相较于积极抗日，他们更加提防中央军借抗日名义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在国内反共磨擦的问题上，他们则更倾向于坐观中共军队和中央军之间的磨擦斗争，以此消耗双方实力。他们的摇摆性主要来源于实际利益的考量。一旦任何一方触及其自身利益，无论日、伪、中央军还是中共军队，他们都会不顾一切进行反击。阎锡山所谓“二的哲学”，即“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正是这类的典型代表。

第三类是“无地盘的杂牌军”。抗战初期，国民党在名义上统领全国军队抗战，并先后将各军事集团派往前线。随着华北、华东、华南等各省全部或大部沦陷，“东北军、湘军、西北军宋哲元和韩复榘部失去原有地盘，新桂系军、粤军、晋绥军等失去了大部分地盘”。这样，大部分地方军也就成为了“无地盘的杂牌军”，他们“大大感到无出路，另一方面不能不依赖中央（他们说八路军没有钱、没有官）”，总的来说是“进退维谷”。这类军队往往在与中共军队磨擦时更具动摇性，且更容易与共产党建立良好关系。

第四类是地方性武装。在抗战形势愈渐艰危的情况下，一些地主豪绅和地方政权为自保，纷纷打起了各种旗号成立了各类小型武装。沦陷区一时出现了“主任遍天下，司令如牛毛”的局面。他们“大部为地主武装，政治上仇我，有的我不犯他，他也不反对我”。但由于具有显著的地方性，这类武装往往会因为粮草、兵源、税收等问题，与被派往当地作战的客军之间发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