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有各种形式的改革开放历史的书写和研究。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萌芽与起步阶段（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平稳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2年）和迅速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纵观改革开放史45年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存在一些特点：一是学科自觉不断加强，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思考越来越深；二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兴盛离不开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三是存在较为浓厚的“纪念史学”色彩；四是研究成果聚焦于改革开放初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个时间段。

[关键词]改革开放史；史学史；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三大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6-0051-09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改革开放史研究理应引起重视。事实上，自改革开放开启后不久，就有人以各种形式记录、书写和研究改革开放史。特别是近年来，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理论界、学术界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编撰与宣传，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当前，我们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又时值改革开放45周年，为了进一步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有必要加快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更好地服务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学术史梳理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梳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发展进程，总结其不同阶段的成就与特点，以此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概言之，在过去40余年里，改革开放史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庆30周年叶剑英讲话和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标志，开启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萌芽和起步阶段。在改革开放头10年，学术界对改革开放虽然也初步进行了史学研究，但更多的还是从服务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出发的社会科学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学术界提出“改革开放史”概念并初步建立专门研究机构为标志，改革开放史研究开始成为一门学科，由此，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史料，推出了一系列史学研究成果，初步搭建起发表平台，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改革开放史研究也迎来高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史”写入中央文件，成为“四史”之一。特别是以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改革开放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当然，从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这里的时期划分只能是一种大概，而不是精准的断代。

一、萌芽与起步阶段

（1978年—20世纪80年代末）

在改革开放之初，本无“改革开放”这一概念。经过“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等一系列概念演变之后，由邓小平在1984年视察厦门特区时将其明确总结为“改革开放”，并于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被正式写入大会报告，从而明确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概念。不过，“改革开放”的概念虽然形成得比较晚，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史的历史书写要等到“改革开放”概念形成之后。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改革开放史研究几乎与改革开放本身同时起步。1979年10月1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概述了粉碎“四人帮”以来拨乱反正的历史，提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总结，即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许多人“都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例如，屈武提出：“要把最近四年写一段，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之前继承‘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之后走上正轨。”邓小平表示：“看来，这段内容势在必写。”最终，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历史的伟大转折”为题，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写起，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并进一步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部署、健全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方面的基本史实。由此，第二个历史决议奠定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它不仅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党史国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本身也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完成拨乱反正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事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史研究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

如果说第二个历史决议（及其注释本）奠定了改革开放史最基本的叙事范式，那么《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等文献集则是这一时期整理编撰并出版的最重要史料。为了使全党上下进一步学习和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最新精神，经党中央批准，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86年10月和1988年5月，又先后编辑出版了《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卷本。

此外，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和1984年出版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这一时期又一批重要史料。这些文献选编“力求反映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以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重大改革和贡献”，在当时不仅起到了解放思想和推进改革开放的作用，也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一时期党中央方针政策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方面基本情况提供了权威史料。1980年内部发行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1982年公开出版的《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和1984年、1986年先后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一、二卷，虽然选编的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献，但“国务院在讨论体制改革问题时，就认为现在要解决的问题，陈云同志一九五六年就提出来了”，在当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应该作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当代中国》丛书的编撰是改革开放史研究起步阶段最重要的学术工作之一。1982年5月，胡乔木提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经中央批准，《当代中国》丛书列入国家计划，1983年正式启动编撰工作，1984年起陆续出版。丛书主编邓力群曾专门强调：“重点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代中国》丛书分为部门（行业）卷、地方卷、专题卷和综合卷等，都专门写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在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各条战线也纷纷总结本部门相关历史，大多数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工作情况，其中一些材料被《当代中国》丛书吸收，还有一些虽然最终未公开出版，但也应属于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一种早期尝试。

这一时期，国外学界也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长期关注广东，曾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实地考察，“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从广东的内部来考察这个省份”。此后，他完成了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于1989年先后出版中英文版。这是国外较早系统研究改革开放的重要著作之一，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199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天静向胡乔木寄去该书，针对当时的形势指出，“我们不少人对社会主义没信心，这位外国学者却帮助了我们”，并表示“他们的观点和结论不一定与我们相同，但他对中国改革动因、过程、成就和前景的分析，应能帮助那些人增加一点信心”。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史研究还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现实意味，这主要由于改革开放是刚刚发生的新鲜事物，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具备成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条件。但也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史研究前驱们的探索更显得宝贵。

二、稳步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2年）

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史研究蓬勃发展，不断拓宽研究范围，提高研究水平，在研究著述、文献编纂、机构建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198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界学术界纷纷对过去的十年进行总结与讨论，开启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1988年12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国情调查、体制改革研究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各地也纷纷举办相应的理论研讨会，如1988年8月，广州地区青年学者召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从经济、哲学、文化、史学、法律等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新趋势、新问题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则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得失进行讨论。同年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历史学家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再次提出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同时“如何开展当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也成为大会上的热门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史研究事业进一步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理论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此时，虽然有了《当代中国》丛书的初步尝试，但毕竟每卷写的只是一个部门、行业或地方等，出版的也不多，并且只写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而当时党史著作往往只写到1949年，只有个别写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的党史更没有权威著作。1990年，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编写一部篇幅不大的党史通史，即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0年3月，胡乔木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所说要用历史来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他所指的主要就是要向青年和人民进行关于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教育”。胡绳进一步指出，“要重视建国以来的党史”，特别还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40年又分两段：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就非常明显”。在写作过程中，如何写好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成为一个难点。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人对此提出了不少意见，包括如何进行历史分期、如何认识这一时期的一些问题等等。最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于1991年出版，其中第九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较为完整且系统地叙述了1976年到1991年间15年的党史，成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范式。

1994年是改革开放15周年，在此前后，学术界较为集中地从史学角度提出了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议题。例如高贵海撰文指出，“十四年来的改革开放”应成为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一文章在被《北京党史》摘登时，被改题为《改革开放史应成为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从而较早地明确使用了“改革开放史”这一概念。黎铭归纳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学中改革开放史的教学要点。1996年，王学启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四卷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论述了1976年10月至1982年9月间的历史，是较早出版的改革开放专门史。1998年，时值改革开放20周年，学术界出版了《改革开放20年重大决策述要》《中国改革开放史》等著作。这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室“把改革开放史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确定下来”，组织编纂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大事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八年十月）》，2003年又出版了专著《中国改革开放史》。这是中央权威党史机构所出版的改革开放史研究著作，具有较大影响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学术界从各个角度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并在2008年迎来又一个高潮，据研究者统计已有超过800种著作，逾3万篇论文。学术界初步有了改革开放史的史学学科意识，逐步开始从历史分期、历史线索和研究方法等角度讨论学术问题。如章百家发表《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指出从党史研究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史“仍然是一个很新的领域，是一个有待开拓、有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讲，这一时期初步创建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机构。1988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新的党史研究室按照历史时期设置了三个研究室，其中第三研究室即负责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史研究，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先河。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一工作布局在1994年又一轮机构改革中得到保留（第三研究室改称第三研究部）。199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阅同意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当代所成立后，成立了第二编研室，重点研究1976年以后的国史。1994年1月，国史专业性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重要学术发表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