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干部教育工作探析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处于转型过渡期，加之上海城市治理的需要和干部自身问题的出现，都对党的干部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这一时期，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上海结合干部情况，坚持围绕中心工作的原则，采取轮训和分层教育相结合、经常教育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等办法，对干部进行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并不断通过调查研究来处理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基于这些工作，上海干部教育不仅迅速提高了干部综合素养，推动了干部队伍转型，还促进了党内团结和群众路线的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政治教育；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6-0065-07

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执政，工作重心面临着从领导革命战争向领导国家建设转变的挑战，这就对干部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上海是当时全国经济中心，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干部队伍来进行城市管理建设；同时它又是一座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城市，需要具有一定政治理论素质的干部队伍来治理。为此，1949—1956年，结合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上海开展了一系列干部教育工作，对干部自身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加强干部教育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教育工作显得格外紧迫。首先，当时正处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这种过渡性对党政干部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其次，随着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而上海的城市管理工作格外繁重复杂，对广大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后，干部自身不仅存在着综合素质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的问题，还存在着腐化变质的风险。这些都构成了大规模开展干部教育工作的要因。

（一）大势所趋：社会的过渡性对干部教育的挑战和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首先，从全国来看，干部工作至少面临着以下任务：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政治要求、进行国家建设的经济要求及推动思想改造的社会要求。随着各地相继解放，党同时承担着继续革命的任务以及巩固、建设新解放区的工作。这一过渡性反映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对干部教育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经济上需要干部大力推动经济成分的改造，政治上需要干部推进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思想上需要干部建立无产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文化上需要干部塑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

其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从夺取全国政权向发展社会生产力转变，这对干部提出了专业性要求。而多数干部过去长期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对解放区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加上全国落后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增加了干部进行经济建设的难度。另外，各地反革命势力不断从事破坏活动，阶级斗争尚未结束，社会主义改造还需深入。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从而顺利完成社会转型和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政干部的综合素质。

（二）现实所需：上海城市治理对干部综合素质的要求。首先，对于新政权而言，上海的复杂性导致城市管理工作难度很大。当时，关于中国共产党“不敢进上海”“无法管理上海”“在上海维持不了3个月”等谰言层出不穷。另外，也有认为“中共能够打下上海，但它能否管好上海呢？中共进入上海，能否恰当处理各种国际矛盾呢？再有，中共进驻上海后，它的颜色是否会被黄浦江改变呢——解放军官兵们大多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乡巴佬’，他们将很容易被上海滩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晃花了双眼，这难道不是可以期望的事情吗？”再加上少数干部“现在进入上海城市，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情况，一种是想出风头，想争个位子，想报上登照片，可以光宗耀祖，彷佛他革命几十年，就是要进上海，进了死也甘心”。种种这些都对上海的干部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上海当时经济趋于崩溃，加之阶层复杂，社会问题严重，需要谨慎处理。因此，上海的行政工作显得尤为繁重，各项建设都需要大量的、具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干部来推进。“从行政方面的需要来看，本市人口多，事情繁”，干部几乎都处于一个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从入城那天起，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没有星期天……公安部门加班加点，从未在家吃过年夜饭，也从未和孩子们到公园里区玩一玩”。实际上，中共中央为解放、接管上海准备了较齐整的干部队伍，但相关部门很快发现这些干部无法完全或长期胜任繁重的工作。同时，大量旧人员的留用，相当一部分人思想庞杂，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这就进一步凸显了干部少而弱的问题。对此，上海市委、市政府迅速吸收新干部来扩充干部队伍，但新干部基本来源于上海本地，其中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需提高政治觉悟，而另一部分工农干部需提高文化水平。因此，不能单纯依靠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加强思想和文化教育，以建立一支党领导的、坚强且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三）自身要求：干部内部出现的问题。首先，干部内部成分复杂。为了应对繁重的行政事务，上海市委、市政府广泛吸收军转干部、工农积极分子、学生、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扩充干部队伍。由于增长过快，致使干部来源复杂，出现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老区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团结上：“讲起来总是‘留用人员’，连叫一声‘新干部’也不行 ”，“平时总是称‘你们’，‘我们’，保持着一条界线 ”，“个别老干部，眼睛向上，肚皮朝天 ，十足的官僚架子”，“能力不强 ，但又不愿学习业务 ”。干部阶层的形成直接影响了所在人群的权力、声望、经济状况，而且成为社会其他方面分层的基础和参照系数。当时，上海干部队伍中工农成分并不占多数。以1950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统计的各区委宣传干事来看，沪南区、徐汇区、沪北区、静安区等宣传干事共21人，其中资产阶级（包括商人）为7人，占31.82%，职员为4人，占18.18%，教师2人，占9.09%，贫民、学生等成分为8人，占36.37%。其中多数为江浙籍。值得注意的是，1928—1930年江浙籍干部占了政府职员的67%—71%（上海人14%）以上，仍居干部籍贯首位，这是旧社会精英文化的延续。然而工农干部教育是巩固发展新生人民政权、推动经济建设和干部队伍转型的必要条件，“没有工农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也就没有文化和思想建设的高潮”。因此，要扩大干部中的工农成分，就必须要提高工农干部的综合素质，从而改变过去精英占据权力主导地位的状况。

其次，大多数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思想政治素养参差不齐，难以应对城市管理工作。文化水平上，解放初期，上海干部编制中文盲、半文盲有800余人，高小程度2千人；其他人员中文盲、半文盲有5千人，高小程度6千人，初中以下近2万人。政治素养上，南下干部因长期作战从而缺乏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再加上文化水平的限制，对很多理论理解不够；新干部因长期生活工作在国统区，多数没有经历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也不能迅速适应纪律规范和阶级觉悟的要求。如有些老区干部不知道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党的地下工作者不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哪一年召开的。对基本常识很缺乏，更难说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应对复杂事务。并且老区干部中还存在着“大老粗认字没有用”“不识字一样打胜仗”等轻视知识的思想。除此之外，干部队伍出现了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行为，以及“宁左勿右”的思想。如在处理劳资关系上，由于对劳资两利政策的模糊认识，产生了“宁可得罪资方，不能不为工人说话”等说法。

由上可知，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箭在弦上。如果不提升干部水平，“这些干部就不能应付工作的需要，并由于不能胜任新的工作而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和上进心……其结果必将给国家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只有加强干部教育，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一时期的工作以及自身队伍素质的挑战。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

上海干部教育的具体实践

上海的干部教育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坚持围绕中心工作这一原则，对干部进行了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上采取轮训和分层次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提升；政治教育上采取经常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政治理论基础知识、形势政策和纪律作风等方面的教育。

（一）工作基础：在职干部轮训与分层次教育相结合的干部文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干部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都十分重视，认为文化教育是工作基础，政治教育是工作核心。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以应对城市治理工作，文化教育首先被迅速提上日程。考虑到当时工农干部基本处于文盲水平，1949年12月23日，中央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和“向工农大众开门”的总方针，并首次提出了工农干部教育的重要性。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对机关干部学习问题的意见》，要求全国县级以上各机关，“凡可能办理机关学校者，应筹办机关学校”，“学生自愿报名，分级编班，按时上课，学习文化业务与政治”。同年12月，政务院又规定了工农速成中学、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等学习形式。在学习领导关系上，要求坚持“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各方面配合”的原则，要克服本位主义和包办作风，即“你管我即不管，我管你就不能管”的错误思想。为了教育能跟上需求，短期内能够提高干部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速成学校和速成班次就成为便捷的方式。1951年春，上海市工农速成中学开始筹建，由组织部选送工农干部、劳动模范入学，1952年秋开学。工农速中学分别附设于交大、同济、华师等高校，另单独设立2所，共8所，学员3050人。这一时期文化教育的重点是对干部进行扫盲工作，围绕经济恢复这一中心任务，辅以政策时事教育。

为了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1953年干部开始集中补习理工科等专业知识，采取速成的和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政府系统1953年干部培养训练计划》，对在编干部的政治、文化、业务等方面进行综合训练。文化方面，开办了机关文化补习班，学制上分为三个阶段：扫盲阶段（3—4个月），以脱产轮训、通俗读物为主；高小班（2年），每周不少于6小时，语文240个小时，算术240个小时；初中组，3年为限，因地制宜，语文300小时，代数120小时，历史100小时，地理80小时，自然120小时，有的地区还加物理和化学等。这一时期共收了12789名干部入学，基本完成了学习任务。1953年12月，中共上海市文委内设干部文化教育处进行管理，统一了业余文化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并适当扩大招生。1955年3月，机关干部业余学校有48所、学员15530人（其中干部学员名额占总数的74.2%）。1956年10月，开办上海市干部文化学校，负责轮训未达到初中文化水平的科级以上干部。

（二）工作核心：经常教育与政治运动相联结的干部政治教育。1949年6月，上海市委党校对原地下基层党组织的负责干部和部分解放区来的干部进行政治教育轮训，集中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为中心的形势政策和党的建设等内容。1950年，党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当下出现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纠正部分干部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同年8月，上海市委按照中央部署，制定了《中共上海市委整风计划》，开展了上海解放以后的第一次党内整风。这次整风经历了准备试点和组织整顿两个阶段。首先由上到下，从全市科、处级以上党员干部以及军代表中进行整党准备，然后逐步推向一般党员干部开展组织整顿。整风运动结合中心工作举办轮训班，召开在职干部整风会议，学习以毛泽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核心的相关文件，同时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开展各系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8月11日，全市各系统科以上干部368人参加了轮训班，占这一层干部的35%。整风轮训班对全市整风起到了试点作用，为各单位开展整风作了准备。各单位随即以整风轮训班的方式开展运动，于1950年底基本结束。

1951年10月，上海市委根据中央要求作出整党建党计划，干部政治教育由此与整党工作密切结合起来。随着整党工作的进行，市委发现这一时期上海在职干部的政治教育，实际以各个中心任务的政策教育为主，理论教育基本尚未系统开展，并常发生“文化课和政治课互相拼挤的现象”。再加上“三反”中揭发的贪污腐败等问题，使得系统性政治教育迫在眉睫。根据计划，机关、工厂企业、高校和外资企业分别进行整党和政治教育。其中，机关整党结合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革命到头的思想，反对贪污浪费、腐化堕落和官僚主义作风等进行，以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学习为主要内容。1952年，与“三反”运动相结合，上海开展纯洁党员队伍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如杨浦区当时建立了中共杨浦区整党建党运动委员会，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结合中心工作等方面出发，1951年下半年到1953年底，完成了全区80多个基层党组织和1800多名党员干部的整顿。同时，上海市委还照顾干部的特殊情况，如“下厂参加民主改革、下乡领导农业生产、参加教师思想改造工作的机关干部，可在其工作结束后，回原单位进行补课，或即参加目前工作单位的整党建党学习。正在进行各种改革工作的机关单位（如法院、公安局），其整党建党学习可结合其运动进行，所缺部分，在运动结束后须作必要的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