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

[摘  要] 1920年秋，在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不久，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随即成立。由于种种原因，湖北早期青年团的发展不久后陷入困境，导致解散。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组及之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上的领导。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规模逐步扩大，由最初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成湖北团区委，团的基层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积极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有力地推动了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革命时期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与重组对当下的党团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困境;重组

[中图分类号]  D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3-0028-07

20世纪上半期，救亡成为历史的主轴。具有改造国民性、启发国民意识、重塑国民品格作用的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与时俱进，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积极推动这一新思潮的传播，逐渐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及苏俄的指导下，创建了作为党的助手及后备军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研究，或从整体上阐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相关问题，或探讨早期党、团组织机制及党团关系，而对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专题研究，几乎还未涉及。本文主要阐述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与分合，进而总结经验，以丰富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相关研究，启发当下党团工作的开展。

一、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面临亡国危机。中华民族需开展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求生存、独立与解放。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也是湖北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过程。五四时期的湖北，政治黑暗、军阀分立，经济依附、外资横行。这激发了湖北仁人志士迫切要求改造旧社会的强烈责任感，积极融入全国革命的时代洪流。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在湖北地区，首先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少数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李汉俊、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湖北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摒弃了曾经信奉的新村主义等伪社会主义，选择了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五四运动时期湖北青年团体纷纷建立。其中，利群书社作为五四时期武汉地区最大的进步社团，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主旨来动员青年救国，逐渐发展成武汉乃至长江中上游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此外，这些仁人志士还通过创办学校、发行报刊等方式，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的传播。这些途径促进了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也推动了湖北革命斗争的进程。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早期组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建立。不久，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并分别寄给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要求各地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

在湖北，董必武等人以武汉中学为据点，探讨筹建党组织。1920年8月，董必武与刘伯垂、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所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共产党武汉支部成立后，即领导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3月，由董必武创建的武汉中学，为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提供了平台。董必武首先领导武汉中学“最进步的十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陈潭秋和董必武等以武汉中学学生为骨干，试图将武汉地区各大、中学校的先进青年组织起来。

1920年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武汉中学举行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8人，其中7人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另外11人为大中学校的学生。会上，包惠僧宣布了团的名称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宗旨为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思想;团的会议预定每星期举行一次;入团的要求为不论任何人，经青年团团员一人介绍，就可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李书渠说明组织成立的经过后，董必武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不要把我们看得分文不值”;郑凯卿发言表示要克服困难，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作斗争，并提出要通过宣传取得政权，以便着手改造社会;赵子健发言认为，中国青年的沉默是长期专制压迫的结果。

会后，董必武、陈潭秋等青年团组织者积极发展团员。湖北早期青年团员的发展特点类似于党员。中共早期的发展网络“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共产党先进的理论与传统的熟人社会结合起来后，其组织很快就遍布全国。与此类似，在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领导人中，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来自黄安、黄冈，同乡好友关系密切。这样，就利用乡缘关系来发展团员，进而扩大团组织的规模。像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等人同为鄂东北人，所以，招收的学生也多为鄂东北籍。仅黄安一地，就“先后有30人到武汉中学读书”。其中不少学生即加入了湖北早期青年团组织。

除乡缘关系外，学缘关系也是当时发展团员的重要途径。以武汉中学青年团支部为中心，青年团领导者在武昌高师、省立女师、高师附小、启黄中学等学校发展学生团员，建立青年团组织。包惠僧回忆说：“青年团团员的吸收方法，是以同志们的个人关系进行的。”武汉中学的团员发展工作则主要由在该校任教的董必武等负责，陈潭秋负责吸收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后来延伸到汉口、汉阳各大中学校。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通过学校党团组织以及同乡、亲友、师生关系，不断发展团员。湖北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了全国比较活跃的青年团组织之一。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的困境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而建立。这样，就在中国形成了最初的党团双轨制。党团双轨制在中国尚属首创，无先例可循。处于领导地位的中共早期组织，也尚在创建探索初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遇到困难后，逐渐陷入解散的困境。

首先，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存在党、团不分的情况。一方面是早期党、团组织不分。早期青年团的创始人都是党的创始人，他们具有党、团员的双重身份，不仅在党的组织，还在团的组织内起核心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是公开的，党组织和党员的身份是秘密的。湖北党组织完全公开身份是在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国共两党在武汉共同领导革命斗争时，党召开的会议、组织的活动、各种出版消息等等，才公开见之于报端。董必武曾回忆说，“直到1925至1927年大革命以前，连我家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在这之前，集党员、团员身份于一身的早期党、团组织者，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党组织的创建中，从而削弱了对团组织的领导。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即由武汉共产党支部书记包惠僧兼任团的书记。武汉共产党支部的全体7名党员均兼有团籍。另一方面是早期党、团职能不清。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党组织的活动时常以团的名义出现，党的有些工作需通过团组织来完成。这样，就存在“党团不分”的问题。1924年5月，在中共中央作出党、团分化决议后，各地党、团组织分化活动才陆续开展起来，至同年12月基本结束。

其次，早期青年团组织较为松散。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每星期开会的报告，都有详细的记录。另外，还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青年团互相通报、交换经验。上海虽为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之地，却没有明文规定其处于团中央的领导地位。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者与上海青年团虽有联系，也多为互相交流并借鉴相关组织经验。就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言，各地团组织虽纷纷建立，但当时全国各地团组织大多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统一领导的团中央机构，这样就影响了青年团的动员力与战斗力。1921年5月前后，多地青年团组织基本处于活动停滞的状态。武汉早期团组织的活动也出现过暂时的停顿。

再次，早期青年团员阶级成分单一，思想成分却复杂。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小资产阶级和激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织中心。这些知识分子不满中国的现状，打算在他们的“改造”（即实现政治改革的斗争）中，借用正在壮大中的中国工人的力量。他们那种认为工人粗鲁、愚昧无知，应该由知识分子充当其领导者的思想，是联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里的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信念的政治与阶级特征。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学校，学生在团员成分中占绝对优势。尽管团员成分单一，团内的思想成分却复杂。最初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董必武和包惠僧晚年就曾回忆道，当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极其模糊。但凡旨在破除旧社会、实行社会改造的，都称其为“社会主义”。

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在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时尽管和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地的团组织建立了联系。但鉴于青年团本身发展面临的困境，1921年5月，遵照上级团组织的指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布解散。直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才又活跃起米。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组及其实践

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使包括青年运动在内的中国革命跨入了新的阶段，也为解散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重组提供了可能。1921年，中共一大代表们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并决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办法。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指出：“凡有党的组织和支部但还没有共青团的地方，党组织要在共青团领导机关的协助下，自己发起建立青年团的支部和组织。”8月，张太雷从莫斯科带回了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团的指示。中共根据指导意见，决定派张太雷、施存统等人负责对已经停止活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恢复和整顿，并于同年11月重新制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为了吸取此前建团的经验教训，加强团的思想建设，章程中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这一指导原则上的重大变化，有利于团员思想上的统一，促进了青年团组织的迅速发展。同时，为了加强对青年团的组织领导，还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上海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成立，使全国各地的青年团组织有了统一垂直的团中央组织领导机构，为青年团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个全国性的青年团组织初具雏形。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的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要依新章从速进行。在湖北党组织的领导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12月4日恢复重建。1922年4月9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张绍康作为湖北青年团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规定了团员须转变到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并决定了青年团的纲领、组织及进行方略。青年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团一大所通过的各项规定，对湖北青年团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团一大闭幕后，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后发出了几十个通告，指导各地团的工作，要求全团整顿和发展团的地方组织，加强团的集中统一领导。湖北则由包惠僧、陈潭秋等整顿湖北青年团的工作。这时期，青年团的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本身的发展，即积极发展团员并扩大团组织。团一大之后，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入团的要求，作出了相应改变。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仅1名团员介绍即可入团，后来加大了对团员的审查力度，“自1922年暑假后，完全改组，执行大会章程，分组分干部，对于分子大加淘汰，且对于新加入分子，也取严格的审査，仿共产党的办法”。1925年，团中央对团员发展工作发出通告，要求抓紧团员发展工作，提出：“我们吸收新团员之条件不要太严，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介绍入团之标准，只要他们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即可介绍入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