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还是“大国家主义”： 大革命时期“Imperialism”的概念争论及其政治考量

[摘  要]在近代中国，对“Imperialism”的翻译是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冲突的场域，与动荡中变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密切关联。大革命时期，张闻天、余家菊、刘文海对“Imperialism”翻译问题的争论，实则是意识形态斗争场域中的政治角力。三人都希望藉讨论“Imperialism”的翻译问题，发表各自的政见，实现对大众尤其是知识青年在思想舆论层面的话语引导。“Imperialism”与“帝国主义”的互译性趋于稳固的外在标志是五卅运动，内在线索是民族主义观念上的“帝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概念中的“帝国主义”的融合。

[关键词]帝国主义;大国家主义;张闻天;五卅运动

[中图分类号]  B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3-0035-08

“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关键概念。近年来，随着观念史、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引入，相关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及其演变情况，并形成了较丰厚的学术成果。已有研究厘清了“帝国主义”在中西语境中的缘起和生成，考察了“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轨迹，阐发了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列宁“帝国主义”的意涵及其当代意义。这些研究多采用宏观的历史考察，关注“帝国主义”概念在历时性维度上的衍化。学者们讨论“帝国主义”的思想内涵，追踪其传播轨迹，总免不了从“帝国”的中西方词源出发，研究帝国与“Empire”的接轨，探讨“帝国主义”如何经由日语，作为新语汇进入中文语境。“帝国主义”的翻译问题顺其自然地成为了研究的起点或路径。以往鲜有学者注意到，在大革命时期“Imperialism”与“大国家主义”曾出现的对译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

本文尝试聚焦大革命时期张闻天、余家菊、刘文海对“帝国主义”的不同翻译及其引发的争论，并尝试回答“Imperialism”与“帝国主义”的互译性是如何稳固下来的。在这场论战中，看似争论的是翻译问题，实则是意识形态斗争场域中的政治角力。

一、译外之意：

“大国家主义”译名的出现

“Imperialism”经由日译进入汉语的接引路线是相对清晰的。“帝国主义”在中文语境的早期使用源于由梁启超主笔的《清议报》。据陈力卫考证，自1898年11月至1901年11月，在有关“主义”的词汇中，“帝国主义”在《清议报》中的登场次数高居榜首（128次），远超第2名的“国家主义”（22次）。国人在20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了对“帝国主义”的早期认识。《浙江潮》中直陈：“世界入二十世纪，劈头一大问题，新闻杂志笔锋相抵，演其义，逞其说，儿童走卒，抉为谈助，而奔走相告，以为寒暄语斯为何，曰帝国主义是也……故生于二十世纪而不知帝国主义者，虽其存即谓其死可也。”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列强侵略欺凌的大背景下，“被称作‘帝国主义’的东西比其他马列主义范畴更早地成了中国人依靠自己的经验得来的一个概念”。

“国家主义”的频繁出场则几乎是伴随着对“帝国主义”的阐述而来的。在清末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将“国家主义”作为团结各民族、凝聚国民、抵抗外敌的思想资源移植到中国。“国家主义”“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同一英文概念“Nationalism”下的类义词，梁启超曾在不同时期分别使用这3个词来翻译它。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在国家主义派的推波助澜下发展成为一股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

既然“帝国主义”和“Imperialism”的对译关系已经生成，“国家主义”和“Nationalism”的互译亦有先例，为何时至1924年，刘文海却仍别出心裁，将“Imperialism”译为“大国家主义”呢？刘文海，民国学者，出生商贾，曾负笈英美，1921年学成归国，先是在各大学任教，后从政国民政府审计院。刘文海在南京任教期间，开设国际公法、国际政治、大国家主义等课程，并于1924年著《近世大国家主义》一书。1925年，商务印书馆将其作为政法丛书之一出版。他在书的引论中写道：“国家主义进行之初本光明正大;但其主要目的已达之后，则易变为大国家主义。”并加注释：“余向用帝国主义，盖英文Imperialism译名，惟据历年经验，我国社会人士对于该名称多有误会，颇感不便;思之再三，惟有变更之为愈;旋思及采取侵略二字，第与是编之性质不尽适合，故最后乃决计取用大国家主义。”他这种译法引起了国家主义派的不满，认为其混淆视听，误导民众。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余家菊发文《论所谓‘大国家主义’并质商务印书馆》，文中写道：“商务印书馆竟以此译名荒谬之书付印者何也？译者之罪，固然可逭，而书局亦不可辞责……故希望汝将此荒谬名词改正之。不然，则是有意使人误会吾人所提倡之‘国家主义’为‘帝国主义’之邻。爱国之士，必将与汝决一死战也。”刘文海即发函解释，余家菊再复函应答。1925年7月25日，两人信函往来一并刊发在国家主义派的发表园地《醒狮》周报。

当然，刘文海所担心的“误会”确有其依据，他从学理上展开，对改译一事做了解释。中国的皇帝古已有之，“帝”与“国”合并使用，较早见之于隋朝王通的《中说》：“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在西方语境中，英文“empire”一词源于拉丁文“Imperium”。古罗马文明在公元前27年就进入了帝国时代。因此，刘文海辩解的第一条理由便是：“帝国主义之名称，无论在中西文字中，均易令人误会为君主主义，或帝制主义。”他查考字典后指出，“Imperialism”的意涵有2种，第一种意思与君主有关，第二种意思则与帝字完全无涉，是一种更广义的解释，即“一种政策在扩张一国之领土或权利于该国天然界限以外之土地与人民”。他认为，“Imperialism”汉译应取其广义的解释，去除帝字，译其精神。这样，普通人不会望文生义，想当然地把“Imperialism”与君主挂钩。至于译为“大国家主义”可能会令人误会为“国家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刘文海解释道，“国家主义”倘若趋于极端，就是“大国家主义”。最后，刘文海解释“大”字的取用。“Imperialism”的词根“imperial”带有高大庄严之意，其词源“empire”也有此意，如美国人称纽约州为“Empire State”，是首邦之意。

刘文海的解释主要是从学理层面展开，但这是不是改译的主要原因或全部的原因呢？1925年11月28日，张闻天在共青团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发表杂感《大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张闻天在驳论杂感中开篇即陈：“有位刘文海君恐怕把Imperialism一字翻成‘帝国主义’有‘赤化’的嫌疑;所以才决计从商务印书馆的请求把他译成‘大国家主义’。”综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分析，张闻天的这番开篇定调是切中肯綮的。

受俄国十月革命及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在后来的不断传播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其初入中国的历史语境，自身涵义也不断发生衍化。清末民初，“帝国主义”话语虽然已经产生，但在1920年前，“‘帝国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内在游移、意涵趋歧的复杂历史过程。既爱之，又恨之，既殷羡追寻，又厌弃反对，国人看似矛盾的立场中，实有逻辑可循。”刘文海在阐明《近世大国家主义》一书的宗旨时，看重的是“帝国主义”中包含的开拓冒险精神，他指出，减少人口不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良方，应该提倡工商业，实行殖民政策。中国人应该勇于开拓，到满洲、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处移民而居。这也解释了他为何会说：“旋思及采取侵略二字，第与是编之性质不尽适合。”当时正值中国革命激烈演进之时，20世纪2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相互联合后又相互斗争的复杂局面。刘文海取“大国家主义”译“Imperialism”，确有恐被“赤化”即革命化、共产主义化之虑。他所理解的“帝国主义”并没有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或者说，他希望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尤其是中共的“反帝”话语划清界限。作为政法界知识分子，他崇尚法律解决、反对革命方式。“余切望国人审慎之，勿令其（义和团运动）再现于是邦，以自贻伊戚也。”

批判西方殖民话语，解构其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和控制，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话语实践的重要内容。张闻天作为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殖民侵略的本质较早有了更深刻理解。他在1923年留美期间，就发表了长篇国际问题论文《赔款与战债》，揭露殖民侵略的本质。张闻天作为党内谙熟翻译的专业人士，讽刺刘文海欲盖弥彰的解释，并顺水推舟地表示将“Imperialism”译为“大国家主义”并无不妥，“因为国家主义而变大;岂非帝国主义乎？”着意将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勾连在一起，颇有以夷制夷之用意。

二、以《寸铁》驳《论说》：

译名之辩背后的话语权争夺

张闻天的主要批判矛头是指向国家主义派的，译名的妥帖此时并非他关注的重点，刘、余二人在对译名的龃龉中暴露出的真实面目才是他抨击的焦点。张闻天加入这场争论，目的是帮助青年认清国家主义派的欺骗性和部分社会精英的妥协性。

他的杂感文《大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绅商阶级之妥协性》同时发表在《中国青年》第103期的短评栏目《寸铁》，署名闻。《中国青年》（周刊）1923年10月20日创刊于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个机关刊物，恽代英为第一任主编。这本红色刊物在创办之初就担负着“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切实的路上”的使命。1925年，女师大学潮、孙中山逝世、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这一系列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刺激着热血青年的神经。《中国青年》编辑部适时对100期以后的刊物使命做了更清晰的阐释，“为革命的青年做革命的指导”，“从各种反动思想中，引导青年趋向於正确的革命之途;廓清一般文化界湿热浓蒙之迷雾”。国家主义派主张的“国家主义”便是蒙蔽青年双目的迷雾之一。《中国青年》从101期开始设置栏目《寸铁》，刊发政论时评类的短杂文，就像一把刺破迷雾的匕首，与错误思想短兵相接，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极富战斗性。该栏目刊行时期正是国家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之时，在75篇《寸铁》中，与国家主义派的论战占了大半。《寸铁》同人们所批判的国家主义派成员，和他们一样也大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如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余家菊等。在“少年中国学会”分化解体过程中，张闻天与国家主义派针锋相对，同共产党人站在了一起。他在1924年发表《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文章尖锐批评了国家主义派的政治观点，指出其所鼓吹的“国家主义”和所谓的“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国“没有实现可能”。“要解决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只有革命”。他发表在《寸铁》上的2篇杂文应该写作于1925年8月至10月间。当时，张闻天已经在五卅运动的革命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作为地下党员在苏州乐益女中担任教员。他在乐益女中举行的纪念九七国耻演讲会上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与辛丑条约》的讲演，深入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教育。

1925年11月25日，共青团中央转发了中共中央的文件《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文件指出，与两派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只有在此种争斗中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并指示了在宣传上、在组织上的具体要求。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尤其要指摘国家主义者卖国家骗民众的具体事实”，“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要多举事实，说明离开阶级争斗，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11月28日，《中国青年》103期的《寸铁》刊发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分别撰写的6篇杂文，集中体现中央文件的要求。《寸铁》通过对话语权的激烈争夺，以巩固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国家主义派对“Imperialism”这一名词译名的纠结，反映出其在有限的政治空间内试图让自己“名正言顺”的努力。国家主义派以《醒狮》周报为喉舌，故又称“醒狮派”。《醒狮》周报1924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其常设栏目《论说》重在阐述国家主义的诞生背景、理论基础、时代意义等，集中代表了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尽管以《醒狮》周报为主的国家主义派刊物打着“爱国”的旗号鼓动了不少青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宣传效果，但国共两大政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国家主义派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政治空间内发展组织、扩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