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初期探索和实践

[摘  要]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两支即将溃散的起义队伍所进行的改编整顿，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两次成功探索和实践。两次整编，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开篇，对于人民军队的发展和巩固以及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三湾改编；赣南三整；政治建军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2）05-0070-06

政治建军作为我军创建之初就确立的建军治军基本原则，是我军的立军之本，是我军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命脉所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党坚持政治建军的历史经验结晶，习近平主席曾明确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作为我军初创时期的两次重要整编，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有着相似的整编内容，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于我党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把两次整编放在一起学习研究，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背景：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

三次重大抉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开始进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样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不论是中国革命、党的领导还是军队建设，注定要进行一系列的选择和转变。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所进行的伟大战略实践。

（一）中国革命道路面临重大抉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由于党在初创时期，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因此，仍然沿袭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即使在大革命失败时，中共中央仍然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心城市，这是当时全党的共同认识，此时还没有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因此，不论是南昌起义还是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仍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失败也就在所难免。当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余部退到文家市，朱德领导的八一起义余部退到广东茂芝地区时，两支部队都损失很大，军心涣散，前途迷茫。为此，毛泽东率领部队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朱德率领部队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两次会议在没有党中央统一明确指示、两位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商量的情况下，都作出了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南地区去寻找落脚点的决定。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进展。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意义非凡。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标志着中国革命正适时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面临重要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与国民党相比，对于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十分不足。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由于当时我们党没有掌握一定数量的正规武装，无力反抗国民党的暴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血的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没有人民的地位，没有共产党的地位，也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中共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决定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标志着我们党的工作指导路线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原来做工农运动转到以军事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付出巨大、得之不易的宝贵探索过程。由此，我们党开始进入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并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三湾改编与赣南三整，就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部队失利后采取的重要举措。因此，两次整编都离不开党的工作重心由做工农运动转向进行武装斗争这一历史大背景。

（三）人民军队走向面临关键历史节点。经过大革命的失败，党已经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对于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如何建设这支军队都还处于探索阶段。目标不明确，自然就会遭受挫折。无论是三湾改编前的秋收起义部队，还是赣南三整前的南昌起义部队，虽然都摆脱了全军覆灭的危险，但却又都处于濒临瓦解的边缘。一是党的领导无力。秋收起义的部队虽然是我党独立领导的，但是支部建在团上，党的领导在基层班排非常弱。党员都是松散地存在，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党、团员及党的领导作用无法发挥。同样，在南昌起义中，仅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官兵中去，党在部队中的影响力很弱。二是官兵意志消沉。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是由分散的几部分集拢起来的，又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七零八落没个组织。加上四面受敌，长途跋涉，缺医少粮，疾病流行，许多意志薄弱者相继离开部队。秋收起义的部队也同样笼罩在失败的阴云中，思想十分混乱，加上部队补给困难，生活十分艰苦，一些官兵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逃离现象不时发生，常常有人相邀不辞而别。两支部队中都弥漫着悲观消沉的情绪。三是编制体制混乱。两支部队都处在建制零乱、军心涣散之中。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到永新县时，已经锐减到不足800人。且各团的建制很不完整，有的连队只剩下几十个人，甚至出现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到达江西天心圩时，也锐减到不足1000人。正如朱德所说：“这时部队更涣散了，由三部分集拢在一起，有周士第部队，有潮汕撤出一部分和我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没个组织。”四是部队纪律松弛。这时候的工农革命军，基本上沿袭了国民革命军的一套。旧军队的一些错误观念和不良习气根深蒂固，在两支部队中军阀主义都很大程度地存在。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官兵之间的待遇很不平等，至于打骂士兵那是常事。

面对这样的情况，该如何稳定部队、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成为摆在毛泽东、朱德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两次整编，正是对创造新型革命军队的一种实践探索。

二、举措：着力进行“四项整顿”的

深刻历史内涵

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军队进行的整顿，虽然两支部队情况不尽相同，整顿的内容也各有侧重，但主要都是围绕着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纪律以及加强军事训练等方面展开的。

（一）整顿思想，坚定官兵理想信念。秋收起义部队遭遇失败后，在向湘南撤退的过程中，针对有些人惊慌失措、灰心动摇的情况，到达三湾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召集全体军人大会进行思想教育，之后又采取大会讲话、小会座谈、个别谈心等方式，对部队进行思想整顿，使他们懂得进行革命的真正意义和最终目的，以坚定进行革命的决心和必胜信心。“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

赣南三整也是首先从思想整顿入手的。1927年10月初，当南昌起义余部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后，针对部队出现的思想涣散、悲观失望情绪弥漫的严峻形势，朱德等集合部队召开军人大会，进行革命前途教育。朱德和陈毅的讲话，给官兵们以很大的鼓舞，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天心圩的这次思想整顿，成为起义军转战途中的一个转折点，扭转了部队的混乱局面，官兵士气开始高涨。当然，思想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之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利用行军间隙，针对部分官兵思想摇摆反复的情况，注意持续巩固，加强经常性教育。特别是在大余整编后，陈毅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开展经常性思想教育工作，以化解官兵的思想疑惑，进一步坚定革命信心。1927年11月初，起义军到达崇义县上堡一带后，结合部队整训广泛开展政治训练，使官兵们基本具备了阶级意识，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

（二）整顿组织，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三湾改编前的秋收起义部队，党的领导作用十分微弱，政治工作和政工干部得不到重视。经过不断地深入思考，在三湾改编中最终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制度，即在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设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这就从体制上、组织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建立党代表制度，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对重大军政事务在党内有最后的决定权。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和实行党代表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举，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建立新型无产阶级军队的基础。

1927年11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在天心圩思想整顿后的队伍，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余地区，对部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全面整编。首先，大力进行党团组织整顿。召开党团员干部会议，重新登记党团员，调整党团组织，成立了以陈毅为书记的党支部，并选派一些优秀党员到连队担任指导员，建立党组织直接领导各项工作的开展。整顿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但强化了党组织的作用。其次，统一调配党团员的力量。当时党员不足60人，占部队总人数的6%稍多一点，且多数都在上层机关和军官中，一般士兵中极少有党团员。经过调整，党团员被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还从士兵中吸收了一批表现突出、意志坚定的同志入党，以从根本上保证部队紧紧掌握在党的手中。同时，朱德还注重调配党员去指导地方，协助中共信丰特区委工作，信丰县党员人数从原来的60多人迅速发展到120多人，并成立了中共信丰县委，党的力量得到了发展壮大。再次，继续实行党的领导制度。朱德、陈毅等在南昌起义军中继续坚持党直接、全面地领导各项工作的制度。一方面，坚持党代表制度。把党员充实到基层连队，履行党代表职能，确保了各项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另一方面，坚持重大问题由党的会议决定制度。在“赣南三整”期间，朱德在与国民党16军军长范石生商讨合作时，始终遵守党的组织章程，事宜均由党的会议同意后方进行。

实践证明，两次整编通过整顿党的各级组织，改善了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整顿军纪，建立新型人民军队。贺龙曾回忆说：“那时候的军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在手一松就会散掉。”三湾改编非常注重整顿部队的纪律，“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在部队行军途中，陆续提出“三大纪律”，之后不断总结完善，最终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的行动准则和优良传统。

三湾改编期间，前委在军队中进行了民主制度的改革，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规定军官不准打骂士兵，依靠士兵共同谋打赢，官兵待遇平等。同时，为了保障和监督这些规定的落实，保证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形成对军官的民主监督机制。这些做法激发了士兵群众的热忱，对肃清军阀主义加强内部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湾改编更偏重于军队内部纪律的制定，但赣南三整则不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虽然经过天心坪整顿和大余整编，但残存的旧习气、旧作风仍然存在。当部队到达信丰地区时，破坏群众纪律的行径越发严重，于是，在信丰先后两次进行纪律整顿，并当场严肃处置了破坏军民关系、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队荣誉的分子，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随着部队任务的转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工作的逐步开展，加强纪律就更显突出了。因此，在上堡整训时，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全部归公，并对部队普遍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使广大官兵遵守群众纪律的自觉性大为提高，从而改善和密切了军民关系。同时，朱德、陈毅等还身教重于言教，和士兵同甘共苦。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在旧军队遗留的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的壁垒，事实上开始形成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