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批判维度与价值旨趣

[内容提要] 精神生产是马克思用以建构现实社会、观照人的现实生活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实践活动———出发，立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事实，解蔽了黑格尔悬设在外的精神运动的思辨哲学逻辑，批判了费尔巴哈主体性缺失的形而上学悖谬，开辟了精神生产理论的科学论域。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是对人类社会精神生产问题的回答，以整体性视角阐明了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重要构成，对精神生产的未来发展路向进行了科学预判，以自由的精神创造标定了人类解放的未来图景。

[关键词] 唯物史观；精神生产；自由创造；社会实践

[作者简介] 杨宏伟，法学博士，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雅婧，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精神生产是人特有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自由的精神创造既是人的天性需要，也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征。只有与物质生产、精神需求相匹配的精神生产活动，才能创造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丰盈人的精神世界，“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 1] 2 0 9。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在对各种“从前的”精神生产理论的批判中，深彻诠释和科学论证了精神生产问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变革。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立场、观点、方法等维度对其内容及意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深化关于这一理论的认识提供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纵观已有研究成果，有关精神生产理论生成的本源性哲学立场、思想基础的研究尚不足，无法很好地反映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与既往思想之间的扬弃关系。因此，有必要从批判维度来认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何以产生，并进一步深化对其价值旨趣的把握。

一、马克思对旧精神生产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孕育生发是理论扬弃和历史积淀的共同结果。革命导师正是在扬弃前人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和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精神生产思想中，创生和建构了科学的精神生产理论。

1 .用唯物主义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精神生产观

德国古典哲学家重视精神生产之人的主体地位，从精神生产是否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因素、能否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着手，开启了关于人的精神活动的研究。

黑格尔从“依照思想，建筑现实”[ 2]的立场出发，对精神生产作了思辨的、抽象的描述。在他看来，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知识的创造皆可统称为精神生产，而“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甚至宗教方面的东西，以及发明等等，都可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在买卖等方式中所承认的物同视”[ 3]。同绝对精神的运动相一致，精神生产的开始、进展、完成和终结，要经过“抽苗、开花和枯谢”[ 4]的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

不难发现，黑格尔关于精神活动的分析内含着能动的、辩证的逻辑，他将精神生产理解为一种主体内在精神的逻辑外化或精神生产主体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这表明，黑格尔的精神生产观不仅具有让精神主体（绝对精神）认识到自身自为存在的主体性向度，而且具有表征精神主体在认识现实客体的基础上创造新客体的实践潜力。在其所蕴含的现实维度上，它体现的是黑格尔对于精神独立和人的依附性并存的矛盾性境遇的深刻思考，也彰显着黑格尔追寻“彼岸世界”精神自由的美好期冀。然而，黑格尔所谈的一切不过是在纯粹精神领域中兜圈子，他试图以抽象的、无规定性的、凌驾于其他任何之上的绝对精神，取代“现实的、有形体的、活生生真实存在的”生命个体。这种以绝对精神主宰现实世界的抽象逻辑，使黑格尔对精神生产的认识只能从形式方面去研究、在观念领域去完成。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进步之处在于，他在揭示宗教和神学扼杀人性的本质层面上抬升了人的精神价值和追求主体精神自由的理论自觉，但囿于“存在即思维”的设定，他无法跳脱“观念统摄现实”的唯心主义窠臼，更无法认清“人”和“人的精神创造”之间的关系问题。“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1] 5 2 5这表明，第一，所谓的“观念的预设”和“精神的活动”，无非都是具体的、丰富的、现实的产物，正如物在视网膜上呈现的倒影一样，或是人头脑的思想，或是错误的认知，都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有必然的联系。第二，只能立足于人自身的经历去理解精神，那些所谓的纯粹的思维和绝对精神不过是由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才达到创生和获得被认识的可能。第三，人的精神产品不仅具有自然的实在性，更具有社会历史性。即使是诸如哲学这类看似纯粹的精神产品，也只是由于工业和商业，由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需要，才获得了具体的表达形式。

2 .用社会历史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精神生产观

在完成对黑格尔精神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人的存在与本质。对于这一难题的解答，离不开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哲学的启迪与马克思对人及其对象性活动的现实洞察。

费尔巴哈以人本学式的颠倒，破除了黑格尔精神实体的神秘，将精神生产的主体从抽象的绝对精神复归于自然的、肉体的人。他认为，黑格尔将精神抽离出来构想一个绝对精神的实体，把用于反映客观对象的观念颠倒为先在的、自为的前提，是类似宾词代替主词的、被扭曲了的实体观。“新的道德、新的观点、新的精神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不断地有新的物体、新的人产生。”[ 5] 3 3 1绝对精神没有创造任何已然存在着的自然的能力，相反，精神是人的精神，“艺术，宗教，哲学或科学，只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象或显示”[ 5] 1 8 4。

费尔巴哈将精神活动重新理解为人的类本质活动，中介性地完成了对人的颠倒，为马克思提供了一条异质的路径。对此，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费尔巴哈的理论贡献，认为费尔巴哈从科学的、实证的意义上否定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本质，将绝对精神还原为人脑的机能。但从根本上讲，费尔巴哈用感性直观批判客观的精神，不过是在用具体批判抽象。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试图通过“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重塑客观世界的人的主体性，继而戳破精神自为存在的假象。但由于他的批判止步于强调自然和人的纯粹性、客观性，并由此在完全脱离特定社会关系的视域下去赋予人抽象性和自然性，致使他“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1] 5 0 2，这样一来，所谓主体的精神和精神生产活动，也只能从直观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式的思维来考量。

马克思意识到，在看到思维、观念、精神的主观性同时，还要将其作为现实构成的一部分。换言之，不仅要凭借直观的概念解释世界，同时还要在实践的作用下改造世界，将主客体统一于现实的人的实践，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开辟社会场域。这样，不仅能够突破抽象人性论的壁障，更能科学地揭示人的社会性本质。据此，马克思通过引入“实践”概念，科学地回答了精神生产活动的过程是人的社会性的实践的过程：正是客观存在的主体—人，在主观能动的实践中创造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产生了自己和他者的精神需要，并以此展开了满足需要的社会性生产活动，才出现了精神的生产和各种形态的精神产品。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对人、对人的精神生活的研究，为马克思构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理论来源，但由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局限，他们或是停留在纯粹思辨的精神领域，或是以抽象的类本质，以神秘的、抽象的思维逻辑去解释人的社会历史和现实世界，忽视了客观实在的生产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沿着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方向，并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下，马克思将精神生产复归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并从历史深处探寻精神背后的物质动因，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的精神活动及其运行规律。

3 .用生产性劳动批判斯密的非生产性精神生产观

对人及其精神生产活动的“历史—现实性”理解，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正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揭批中，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认识从思辨的非生产性走向了实证的生产性。

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以精神生产是否属于生产性劳动，即以是否能促进物的增长为评判依据，探讨了精神生产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积累的特殊作用。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率先抛开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仅从生产的外部形式———货币或土地来讨论财富增值秘密的理论基调，“从普遍性和抽象性上把劳动看作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 6] 6 7。在斯密看来，劳动不只是以具体形态表征的活动方式，更是一种抽象的一般性，继而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转向了社会生产领域，实现了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社会财富增值的思维变革。马克思赞誉道：“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拋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活动。”[ 7] 2 8

然而，斯密以精神生产无法生产有形价值为由，把精神生产排斥在生产性劳动之外。他认为，生产性劳动是与交换价值结合在一起的，精神生产虽然本身具有价值，但是却不能创造价值，即精神生产者的劳动“既不固定或实现在耐久物品或可卖商品上，亦不能保藏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 8] 3 1 3，也不能用于交换，因而，“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像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 8] 3 1 3。

马克思将“雇佣关系”作为衡量生产性劳动的评判标准，对斯密精神生产的非生产性给予了根本性批判。“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生产条件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 7] 2 1 4换言之，精神生产是否具有生产性是由具体的历史形态和劳动服务的对象所决定的：当精神生产者脱离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遵循自己的内心意志和主观情感创造精神产品时，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凡是用于服务资本增殖、以商品交易和盈利为核心诉求的生产活动，不论其劳动样态抑或劳动产品形式如何，皆可称为生产性劳动。斯密对于精神生产的非生产性界定在本质上是对精神领域资本剥削本性的有意遮蔽，表明了其只关心物质财富的增长、泯灭精神劳动价值的资产阶级狭隘本性。

4 .用物质生产的特殊形式批判李斯特的精神生产观

针对斯密无视人的作用的错误，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突出强调了人的精神力量在生产中的作用。李斯特认为，斯密仅从是否创造物质价值的角度来评判生产活动的劳动性和非劳动性，肇因于其没有厘清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身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财富的多少不在于占有交换价值，而在于生产力：“那些养猪的和制丸药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 9] 1 2 7，而且“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 9] 1 2 7。换言之，国家财富积累的程度不在于抽象的一般劳动，而取决于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智力培养、生产效能等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因此，“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 9] 1 2 3。

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合理性，特别是对精神生产价值的重新判定，为马克思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科学认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提供了启迪。然而，由于时代限制和资产阶级立场的狭隘本性，李斯特生产力理念同样具有致命的认知缺陷。其一，李斯特在高扬精神生产的重要性时，却把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者贬低为是和水、蒸汽、马等“自然力”一样的物和工具，在本质上仍是“见物不见人”的庸俗主义经济学。其二，李斯特在探究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一方面肯定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将精神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陷入“二律背反”之中。对此，马克思曾尖锐地批判李斯特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而是痴醉于范畴的解释逻辑，他想要证明的原理和所要达成的目的，无非都是探求个人的秘密，把无精神的唯物主义装扮成完全唯心的东西，以粉饰其追求财富目的的“庸俗”主义。

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了知识、科技等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是却把精神生产当作一个物的范畴，孤立地、片面地理解精神生产的价值，因而无法认清精神生产的本质以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更为根本的是，斯密、李斯特等关于精神生产是“创造国家财富的生产形式”的立场，充分暴露了其“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 7] 2 3 8的阶级局限，这一理论上的失足构成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重要批判维度，并从反面启发了马克思超越这种脱离现实社会、践踏和否定人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使之站在人的价值立场上，找寻推动历史发展的最深层次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