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逻辑及文明指向

[内容提要] 全人类共同价值自提出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遭遇西方的质疑，面临与“普世价值”的比较，因此要厘清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逻辑和文明指向，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深刻的现实基础，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道义性；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愿景、“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发展理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实践传统；具有坚实的历史依据，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百年奋斗历程；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破除思想迷雾，提供价值支撑，指明着力方向，有着高远的人类文明指向。

[关键词] 全人类共同价值；现实基础；文化底蕴；历史依据；文明指向

[作者简介] 李荔，盐城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爱武，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系2 0 2 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信仰建设史研究”（项目批准号： 2 1 B D J 0 2 7）的阶段性成果、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化自信视角下传续红色基因的理与路”（项目批准号： 2 0 1 9 S J A 1 7 1 6） 的阶段性成果。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从广义上说，人类对共同价值的思考由来已久，从古希腊斯多亚学派提出“世界公民”“世界城邦”的政治主张，到中国古代先哲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愿景，从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的“公共意志”理论到孙中山先生对世界大同理想的阐扬，无不体现着人类对共同价值的追寻。长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主导形成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并通过其掌握的国际话语权虚构出一幅现代化即西方化、人类文明即西方文明、共同价值即西方价值的唯西方优越的世界历史图景。然而，这只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 1] 5 5 2的说辞，就此亨廷顿坦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 2] 4 5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西方“普世价值”广受质疑且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应然出场。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实的历史依据，蕴含着高远的人类文明指向。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

作为对人类共同价值内核和发展方向的凝练和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绝非凭空臆断，而是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世界历史演进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追求的深刻把握，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

1.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的必然性

多元价值的并存是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前提和基础。价值反映了以主体尺度为内在根据的主客体关系，价值主体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价值意义的个体性和多元性，价值主体的社会性和交往性决定了共同价值存在的必然性。我们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并非否认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但人类共同价值并非凌驾于一切阶级、民族和国家之上，并非超越时空的先验性绝对价值，而是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发展、交往实践过程中逐渐生发和形成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基于对人类古代史的考察曾指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同源性，并认为人类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在类似状况下的基本需求以及心理法则是大致趋同的。[ 3]人作为“类”存在于同一地球，属于同一物种，出于同源而“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所以，在相同文化状况中的人类经验的成果，在一切时代与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 4]。这种与生俱来的共性是人类存续的前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提供了人类学意义上的起点及发展的可能，由此形成的共同价值属于“底线价值”，而真正具有对象性主体意义的共同价值必然指向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发展，要求人类形成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价值认同和追求。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推进，各民族、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产生了共担风险挑战、共享发展机遇的需要，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长期交往实践必然需要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人类共同价值是指世界各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善’，是一种新的普遍性” [ 5]。在这种“新的普遍性”尚未完成、仍须努力的现实境遇下，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 6]。针对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现实指向性和目标引领性兼具的价值体系，蕴含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等多重维度和内在张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广阔的价值视域和持续的力量支撑。

2.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的合理性

一种价值观只有“在理论上是有充足理由的”，并且“在实践上是可行的”，才是合理的。[ 7]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充分而鲜明的合理性：其一，符合人类共同利益。“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 1] 6 9 4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利益共生的价值表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自身利益置于非西方国家利益之上，凭借话语霸权给自身价值披上“普世价值”的面纱，由此导致西方与非西方的利益冲突甚至对立。随着世界普遍交往的深化与拓展，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谋求发展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需要兼顾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从而推动世界走上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人间正道。其二，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 8]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它是真实的、普遍的，而非统治阶级利益的遮羞布或资本逻辑的衍生品；它是具体的、历史的，而非某国的特殊专利或人类的终极价值，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提供能动的价值指引。其三，内蕴完整逻辑体系。任何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念都是结构清晰、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人类共存共荣的前提和基础，代表了“我们的共同事业”[ 9] 3 9 5；公平与正义是全球交往合作的秩序规范，是国际关系建设的秩序基石，代表了“我们的共同理想”[ 9] 3 9 5；民主和自由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类全面发展的政治目标，代表了“我们的共同追求”[ 9] 3 9 5，要“以实际行动促进和平发展，维护公平正义，倡导民主自由”[ 1 0]。其四，具备现实转化能力。“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 1] 3 2 0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立足人类实践，充分发挥各国人民的主体作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致力于把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变为现实而提出的，避免了因理念与现实脱节所造成的悬浮和割裂，能够使各国人民心向往之，素履以往。

3.全人类共同价值实践的道义性

价值观要得以真正确立，不仅要求其内容具有合理性，而且要求其具有实践上的道义性，并能够取得实际效果和广泛认同。被西方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平等”在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体现了进步意义，但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其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非道义性便暴露无遗，所谓普世的“自由、民主、平等”与现实中的“西方之乱”“世界之乱”交织出“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与世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面对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严峻挑战，中国以敢为砥柱立中流的胸怀与担当，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首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办事，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次，推动建设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将“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和平台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场域，携手共建国家共同制定合作规划，充分尊重并保障共建国家的利益诉求，深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领域合作，加强与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交流互鉴，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共谋发展前景。最后，持续提供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为应对人类共同危机而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理念，中国不断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负责任大国的道义和担当，不断丰富共同体的内涵和框架，切实推动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为了回应全球发展鸿沟、国际安全挑战、人类文明隔阂等世界之困，中国相继提出蕴含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持续提供中国方案。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底蕴

价值是文明的坐标，也是文化的内核。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1 1]，蕴含深邃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因。

1.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愿景

习近平在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时，便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引，点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价值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体”价值基调的美好理想，将“天下为公”作为“大道之行”的价值基石，强调以民为本、以公为先，以达至“天下大同”的境界。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 1 2]“天下”代表了中国看待世界的视野和格局，具有人文地理、集体心理、政治伦理等多重意义。“公”与“私”相对，标识着中国人处理与外部关系的原则和态度。首先，秉持“天下一家”的胸怀。早在先秦时期，人们便提出应超越一国一族之私，从国家和民族之上的视域去观察和理解世界，“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 ，将“天下”作为整体性共同性的存在来考虑，“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 ，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去消解与外部世界的对立冲突，形成“世界一体”的文化认同。其次，坚持“公正为民”的理念。“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文韬·文师》） ，因此治理天下应去私欲、立公心，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良序，推行民心所向的政治作为，注重“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 ，强调为政以德，营造团结和睦的社会氛围，践行至平、至公、至仁的大同之道。最后，体现“家国同构”的传统。就个体来讲，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追求并非立足于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之中，体现在个人对其身处关系和谐状态的追求之中，强调家国同构、异位同本，认为“个人与集体（所处的共同体）的利益是一致的”[ 1 3]；体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之中，追求个人与其所处的共同体的内在贯通、同向同行。可见，“天下为公”既是美好愿景，也是价值理念和道德传统，对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深远影响。

2.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发展理念

习近平强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9] 3 9 5 - 3 9 6“和”代表安定、和谐之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价值内核，具有深沉而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和为贵。长久以来，“和”文化已渗透于中国人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从为人处世的和善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社会氛围的和睦到对人类和平的追求，无不体现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执着追求。《论语》有云：“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运用贵在促进和谐；“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 ，将“和”作为天下万物发展的共同遵循。二是讲求和而不同。“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 ，世间万物之参差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差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 ，不同于西方传统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中国哲学强调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对话与合作，在“对立统一”中保持不同事物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三是坚持多元共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 ，人类不仅要尊重各种文明的多元并存，而且要在“各美其美”的同时“美人之美”，吸收融合不同文明的优势特征和先进因素，推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实现共同发展。面对困难和挑战，勠力同心、同舟共济，“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淮南子·主术训》） ；面对共同的目标和未来，开放合作、交流互鉴，“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夏侯玄传》） ，以“和合之道”将人类文明多样性转化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我们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要以一种价值代替另一种价值、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要促进不同国家在“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和合之道”中形成人类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引导世界各国不断走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