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 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处在萌芽阶段，但马克思恩格斯以深邃的理论敏锐力洞察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影响，进而对此展开了深刻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用“动物尺度”强制和诠释人类社会，用动物世界的“生存斗争”主张强权、美化战争、贬黜平等，用虚假的“意识形态”为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寻求“生物学”解释，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确立“合法性”理据。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对克服和消解全球性治理危机、维护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社会达尔文主义；动物尺度；生存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张首先，法学博士，成都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本文系2 0 1 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政治安全、政治认同研究”（项目批准号： 1 6 X K S 0 1 2）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达尔文主义始于1 9世纪后半叶，延续至今，即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并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严酷的生存斗争法则去比对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把动物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 1] 9 8 7深入理解和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对克服和消解当今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和挥之不去的存在性焦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动物尺度”的批判

1 7—1 8世纪，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为机械世界观提供了科学论证； 1 9世纪，“星云假说”“尿素合成”“地质渐变论”“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等科学理论打开了以经典力学为基础的“机械世界观”的缺口，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科学基石。正如罗素所说， 1 7世纪是伽利略和牛顿的世纪， 1 9世纪是达尔文的世纪。[ 2]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科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达尔文主义”迅速从自然领域渗透到社会历史领域，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深层根源是用生物进化中的“动物尺度”遮蔽或扭曲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的尺度”，进而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荣共生的存在状态。所谓“动物尺度”就是动物只按照自身的尺度和需要来生成动物世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动物的活动直接受到“肉体需要的支配”，“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 3] 5 6，而人对世界的改造不仅是按照自身的尺度，而且是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改造世界，人的实践活动是“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 3] 5 6。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以“动物尺度”遮蔽或扭曲“人的尺度”的呢？

第一，片面夸大动物意志，以动物意志遮蔽人的意志。人当然是动物，但人的意志不同于动物意志。意志是有预定目的，且是以一定毅力实现目的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动物意志主要体现在性与繁殖以及食物的竞争中，动物意志是一种“求生”意志，总的来讲是“本能”意志；人的意志不仅是一种“求生”意志，更是一种追求“真善美”的意志。动物意志通过动物机能表现出来，吃、喝、生殖等是动物存在的根据和表现；人的意志通过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吃、喝、生殖“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 3] 5 4，但并不是“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 3] 5 4。动物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依靠自然法则生存，动物意志体现在依赖自然、适应自然而非改造自然的本能活动之中；人既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又是自由存在物，既体现在自然法则之中又体现在自由意志之中，而自由意志要受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双重规制。因此，人的生存既遵循自然法则又遵循社会法则，人的意志既体现在依赖自然、适应自然又体现在“按照美的规律”改造自然的“合目的”“合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动物通过自然过着肉体生活，只关注自身或自身的类，也就是说，动物为了个体肉体的存在，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始终与其他物的类甚至自身的类处于“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人通过自然不仅过着肉体生活而且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不仅关注自身或自身的类，也关注其他物的类，“此在”依赖“共在”，“共在”离不开“此在”，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3] 5 5。

不同的意志产生不同的世界。人和动物虽然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不能和动物画等号，对于不同的意志而言，外部世界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人的世界是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结果，人的意志产生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一方面要合乎外部的存在，另一方面要合乎人的基本需要和人的理想愿望，人在如其所是地把握世界的同时，也按照人的理性改造世界。人通过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主动精神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地优化和改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动物世界是动物意志的直接表象，不同的动物感知的外部世界是不一样的，动物意志产生的活动不是实践活动，而是本能活动，本能活动指向的是仅仅满足自身肉体的需要，动物不会如其所是地把握世界，只是按照感性的欲求以自我持存为目的，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分强调人与动物的生物同质性，却忽略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如果片面强调动物意志，以动物意志遮蔽人的意志，人类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将不复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 4] 2 5 3。

第二，片面理解人的生产，以动物的片面生产掩盖人的全面生产。人和动物都要生存，都要为生存资料而进行生产，社会达尔文主义片面理解人的生产，把人的生产狭义地理解为动物生产。人的生产与动物生产是不同的生命活动，人的生产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3] 5 6，动物生产是与自己直接同一的生命活动；人的类特性“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 3] 5 6；动物的活动“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 3] 5 6。人的生产与动物生产依赖不同的工具，人通过制造工具、使用工具不断提高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动物依赖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任何一个动物都难以制造出一把粗糙的石刀。随着人的生产工具的不断优化，人的生产对外在自然的反作用越来越大，动物生产很难在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人的生产与动物生产的多样性不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动物生产是片面的生产。人的生产不仅仅是满足肉体的需要，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丰富性与生产的全面性是相互依存的。动物生产满足的只是直接的肉体需要，动物肉体需要的生物单调性决定了动物生产的片面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 3] 5 7

人的生产是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3] 5 7，人可以根据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方式揭开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秘密，而且可以改变任何“种的尺度”为我所用；动物生产只是按照自身“种的尺度和需要”[ 3] 5 7来进行生产，动物生产的单调性决定了其生产的片面性、有限性，同时也意味着动物生产的风险性。人的生产展现了任何“种的尺度”，人的生产的全面性将会全面占有和生产整个自然界。当然，如果人的生产不遵循“真善美”的客观规律，那么，人的生产比动物生产给自身和整个自然界带来的风险更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明了人的生产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如果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 1] 9 9 8对待自然，就会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居民为了耕地而毁坏森林，最终遭到“不毛之地”的“惩罚”，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因为砍光了枞树林而毁掉了“高山畜牧业”的根基。[ 1] 9 9 8因此，无论是人的生产还是动物生产，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随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生产的风险可以降到最低限度。社会达尔文主义片面强调动物的生存需要的生产，而没有看到人的生产除了生存需要以外，还有发展、享受等各种需要的生产。如果片面理解人的生产，以动物生产掩盖人的生产，人类史将与动物史一样，永远处于一种野蛮状态。

第三，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学禀赋，以生物学禀赋消解社会学禀赋。人的禀赋是从哪儿来的呢？既来自于先天的生物学遗传，又来自于后天的社会学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个体完全受制于种族或民族，在种族或民族面前，个人什么都不是，个体是否优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教育程度、个人的刻苦努力等完全无关。这种赤裸裸的“生物决定论”宣称：“活力、远见、韧性或不屈不挠的精神、对于工作的热爱、自控能力、开拓精神以及家庭责任感都是通过遗传而获得的优良品性，是任何制度都无法铸造的。”[ 5] 1 8 8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承认后天因素的重要作用，把先天遗传禀赋对个人、种族或民族产生的影响无限夸大，认为个人、种族或民族的“优秀”程度都铭刻在先天生物禀赋的基因里，这种“宿命论”完全脱离了个人、种族或民族所处的现实基础和历史前提。近代以来，白色人种在竞争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并不意味着白人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 1 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超过一半以上都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获得的“成功”荣誉有力地证明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荒谬性。社会达尔文主义坚信“生存竞争”是自然选择的“永恒铁律”，认为在竞争中只要取得胜利（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就是“对”的或“善”的，在竞争中只要遭遇失败（不管什么原因）就是“错”的或“恶”的。“对于每个物种而言，其道德法则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凡是有助于其生存、繁衍和进步的，都是道德上的善，反之则是道德上的恶”。[ 5] 1 2 9

其实，考察个人、种族或民族的禀赋，只能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任何现实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的肤色、体格、相貌等生物学禀赋与生物遗传密切相关，而人的品质、能力、素质等社会学禀赋主要源自于自身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人的禀赋不完全一样，这种禀赋主要是社会学禀赋而不仅仅是生物学禀赋。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把人等同于生物人，只从人的生物属性去考察人，或者把人当作“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人在本质上是处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的人，是在关系的共在中不断发展的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现实的发展中的人总是处在“周围的感性世界”之中，而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 3] 1 5 5。比如，人的主体性在古代社会是抽象的、片面的，“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因此古代没有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 6] 9 3，在资本主义社会，当金钱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的时候，人的主体性表现为“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 6] 9 4 - 9 5。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从生物学的视角考察人的禀赋，试图以生物学禀赋消解人的社会学禀赋，是完全错误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斗争”的批判

恩格斯认为：“想把历史的发展和纷繁变化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 1] 9 8 7把人类历史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简化为一种动物世界的生物进化机制是非常荒谬的，片面强调“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和销蚀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

第一，以动物世界的生存斗争强化“弱肉强食”。“弱肉强食”在动物世界是一种自然法则，对于动物来说，既是“自然的”又是“应该的”。动物的一切本能活动的最终目的只是保存自身或类的生存，或者说仅仅是满足肉体的需要，而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除了满足肉体需要以外，还要创造出更多的高级需要，肉体的需要只是一种最基本的需要。在动物的世界，动物之间的相互斗争（甚至同类的斗争）都是肉体之间的直接斗争，肉体之间相互拼杀的结果，要么是肉体的存在，要么是肉体的伤残或消灭，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显然与人类社会所遵循的相互尊重、互信互利、平等自由的文明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弱肉强食”就成为动物世界保存个体或种群生存的唯一选择。

尽管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在自然属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是人类社会遵循的存在法则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共荣共生，人天生具有社会性特质，同时又存在个别性的欲望，社会性与个别性的对立统一构成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单个人的简单活动，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本质活动，人在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不断激发人的需要的丰富性的同时又不断满足人的不同需要。当然人的需要的多样性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多样性，这种人类共同实践中获得的多样性最终能够被实践活动的丰富性而满足，人类的共同实践客观上要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共荣共生、美美与共。人是类存在物，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 3] 1 6 0现实的人始终离不开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共荣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中，人类社会追求的是一种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文明的善的秩序，而不是通过“弱肉强食”使人类社会集体陷入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动物世界的恶的困境。1 8 6 2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4] 1 8 4关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恩格斯早在1 8 4 3年《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进行了尖锐批判，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 6] 5 8。马尔萨斯制造的人口和粮食按级数增长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他认为贫穷是一种犯罪，穷人没有存在的理由，“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这种犯罪”[ 6] 4 8 7，“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 6] 4 8 5，“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 6] 7 7 1。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 6] 4 8 4。1 8 6 5年，恩格斯在给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的信中说：“我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这对它来说是极大的耻辱。”[ 7]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强加给人类社会，并以“弱肉强食”为标尺任意剪裁人类社会，从而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供充足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