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内容提要] “第二个结合”是当前我国学界亟须研究阐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内嵌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命题，而两者关系在理论形态上又可分为“替代论”“体用论”“结合论”。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加以考察发现，“替代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进程”，但忽视了这样的历史语境，即封建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解体最终导致了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退场；“体用论”实质上指向百年来“古今中西之争”所关涉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而经由“第二个结合”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蕴含了文化主体性的新指向；“结合论”要求从实践维度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交互性”，并从高质量发展和驾驭资本逻辑等维度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

[关键词] 第二个结合；历史唯物主义；替代论；体用论；结合论

[作者简介] 包炜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第二个结合”从根本上指向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命题，即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1] 6这一论述点明了“第二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围绕“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资源、路径方法和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讨论，特别聚焦于“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等新的标识性概念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于“第二个结合”的进一步学理阐释可以诉诸历史唯物主义，即从“历史—主体—实践”的分析范式出发加以进一步考察，与此同时，“第二个结合”所内嵌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命题在理论形态上又可分为“替代论”“体用论”“结合论”。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和学理层面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澄明和讨论。

一、 “替代论”：观点、实质与谬误

所谓“替代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进程”，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一种典型的极端观点。这一观点基于如下基本事实：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各种主义、思潮、观点传入中国，梁启超所称以“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为内核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力逐渐衰退。而儒家思想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代表，又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由此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认知：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影响力方面的“式微”、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解体”；另一方面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流位置，看似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事实呈现了“替代论”的思想图景。正如陈先达先生所言，“替代论”意指“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罪魁祸首，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打倒了孔夫子”，是一种典型的“奇谈怪论”。[ 3]

就其实质而言，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替代论”从根本上指向“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问题。在历史叙事中，按照先后出场次序，中国传统文化在前，马克思主义在后，这属于线性叙事，但是，能否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等既定事实作为“替代论”的理论依据呢？不能，这属于历史深处的复杂系统性问题。更进一步来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方面，如果采用“替代论”这种单一线性叙事话语，那么其理论企图是十分明显的，即意在制造理论对立，从大的方面来看，这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近百年来，在面对西方近现代文化时，文化保守主义力图通过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来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特别是伴随着“与生活世界相联系的儒学诸形态的形成”和“文化保守主义大众化运动”[ 4]，尝试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冲击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均属于“替代论”的变种，仍然停留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零和思维，并最终以“国学热”“女德班”等社会热点事件而草草收场。

就其谬误而言，“替代论”涉及儒家思想文化的退场原因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的现代性因素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因问题等基本理论问题，有必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澄清。

其一，儒家思想文化的退场原因问题。“替代论”的观点在于，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出场导致了儒家思想文化的衰退。历史唯物主义则给这种理论谬误以坚定回应：封建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解体最终导致了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退场，应当站在社会形态更新演进的角度来审视主流文化形态变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5] 1 7 2与这一理论相对应的，封建小农经济和君主专制在中国近代社会的逐步解体，导致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激烈变动。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的现代性因素问题。“替代论”之所以受到一些人的吹捧，其背后隐含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其自身规律，不应受到其他文化的干扰，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包含现代性要素。这种观点指涉“评价文化形态的先进性”，有些人“脱离历史实践去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思想早已内含先进的现代性要素，并不输于欧洲的现代化理念”，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的观点”。[ 6]应当明确，“两个结合”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是要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传统文化只有经由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后才成为“现代的”，而非过分夸大其内含的现代性因素。

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兴起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因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并不是为了因应“替代论”的观点和结论，而是有其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特别是在与中华民族发展史（历史）、中国共产党（主体）、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紧密关联在一起后得以集中呈现。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在思想文化领域传播，并伴随着制度实践进一步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 7] 1 7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就在于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和具体的社会实践而展开理论。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8]

二、 “体用论”：对文化主体性的进一步追问和确认

所谓“体用论”，实质上是在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古今中西之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体用论”从根本上指向“第二个结合”的主体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1] 8因此，以“体用论”为切口讨论文化主体性议题就具有了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古今中西之争”与“体用论”的历史嬗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篇第一句即提出“中国向何处去”[ 9]的发问，因为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和道路选择问题。在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不仅仅物质基础方面发生更新迭代，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在面对外部性冲击时形成了“古今中西之争”。冯契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由此中国近代哲学论证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即历史观（以及一般发展观）问题、认识论上的知行问题、逻辑和方法论问题、关于人的自由和如何培养理想人格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包括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使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1 0]。冯契先生的观点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进一步印证了“两个结合”的基本观点，也从侧面再次强调了“古今中西之争”实质上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关键问题。

“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表现之一就是“体用论”。何为“体用”？“体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主要含义有三种：第一种是指形体、实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第二种是指本质与现象、根据与表现的关系；第三种是指根本原则与具体方法的关系。因“体用”含义的多元性，关于“体用论”自然也产生了一些歧义和争论，而无论是哪一种含义，在“体”和“用”的关系中，“体”是基础、根本；“用”是作用、效用，是依赖于“体”的。晚清时期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论述了“中体西用”，即一般意义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就中国思想文化场景而言，在“中体西用说”出场之前，至少经历了“中本西末”“崇儒重道”的阶段，“中体西用说”在甲午战争之后也招致了进一步的批评。结合思想文化史考察发现，“体用论”在进入2 0世纪后又有诸多新的观点，包括但不限于：“物质为体，精神为用”（孙中山）、“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是用”（张岱年）、“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冯友兰）等。在“体用论”的理论嬗变过程中，有两个观点值得关注：一是张岱年在2 0世纪3 0年代《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提出的“创造的综合”论，并在8 0年代《文化与哲学》自序中发展为“综合创新论”，二是方克立在2 0 0 6年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 1 1]论。

2 . “体用论”的核心是追问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当前讨论“第二个结合”，实际上就是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和“体用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指明了方向。有必要就其背后涉及的文化主体性作更深入的阐发。

一方面，“体用论”实质上在追问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就“体用论”的第一种理论形态而言，晚清时期“中体西用说”的实质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为体，以西方的坚船利炮为用，它是一种企图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封建的旧文化、旧制度的保守主义理论。因此，有学者指出，在肯定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上可以坚持“中体西用”，而在批判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义上则应当反对“中体西用”，这也是多年来关于“体—用”、“道—器”之争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反观之，关于“体用论”之所以一直存在争论，关键在于它切中了文化主体性，即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外来文化如何自处的问题。无论是拿来主义的“全盘西化”，还是保守主义的“尊孔尚儒”，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缺位”或“错位”状态下的极端反应。

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回答并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应当明确，“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要义在于融通贯通“古今”和“中西”，进而确立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具体而言至少表现在三个层次。一是转换思路。追问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不在于“破”而在于“立”，换言之，关键不在于拔高马克思主义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而贬低另一方，而在于“融通贯通”，“将‘古今中西之争’转换为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以交融会通的方式促进文化‘涵化’”[ 1 2]。二是明确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1 3]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契合性，并且互相成就。“魂脉”和“根脉”统一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其结果是一个，即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1 4]三是拓展基础。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有机统一，同时拓宽了“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 1 5]，特别是后者，有可能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上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