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进路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衍生于特定社会关系、传播媒介与文化情境的动态情感结构，文化记忆彰显着人类记忆的集体化与社会化形态，揭示着中华民族亘古通今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脉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向度。文化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对抗遗忘危机、应对虚无主义等多重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精神力量。文化记忆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同一性”与“现代同一性”的深层机理，通过记忆建立起中华民族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性，回应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何以存续”“我们去向何处”的历史追问，有助于各族人民增强“四个自信”与“五个认同”。面向新征程，要以文化记忆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立足文化记忆“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与如何记忆”的理论架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政治引领力；整合记忆内容，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内容凝聚力；创新记忆载体，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媒介吸引力。

[关键词] 文化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认同”；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 邓观鹏，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顾友仁，法学博士，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本文系2 0 2 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伟大建党精神的记忆叙事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研究”（项目批准号： 2 3 C D J 0 0 8）的阶段性成果。

2 0 1 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2 0 1 7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正式写入党章。2 0 2 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3 3由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领。论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1] 2 8 5诚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源自于各族人民亲缘、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联，更生成于培根固基、凝心聚魂之“文缘”的记忆熔铸。这种文化记忆是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纽带，生成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共存、共通、共融和共享的发展历史，不断强化着各族人民的身份归属和情感认同。从记忆视角来看，作为历时性与现时性互构的形态，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记忆共同体，以文化记忆溯清来源、确证当下并指向未来。因此，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和心理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利益共享与制度保障，也受到特定文化记忆的影响，需要通过共同文化记忆进行推进。目前学界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角度与历史记忆、心理认知、情感认同等微观视角切入，而从文化记忆维度进行系统探讨的研究成果则相对欠缺。有鉴于此，深入探究文化记忆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必要、何以展开、何以推进，将对新时代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大有裨益。

一、文化记忆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据探赜

2 0世纪9 0年代，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理论，从文化角度对集体记忆进行探究，认为“文化记忆关注的是过去中的某些焦点”[ 2] 4 6，借助文本、图像、舞蹈与仪式等媒介进行编码与展演，旨在通过回忆过去来实现身份和文化认同。关于文化记忆的界定，学界形成“文化即记忆”与“文化的记忆”两种代表性观点，皆把文化作为核心指针。从文化记忆的功能来看，其具有联通过去与现在、构建个体与集体同一性等独特功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身份与情感等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表现为“文化记忆理论关注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文化记忆理论的这种研究旨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具有高度一致的理论脉络”[ 3]。

1 .唤醒民族情感：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底

文化记忆是共同体意识生成并延续的内在基因，它既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文化的传承和镌刻，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脉络和文化特性，也承载着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与理解，是人们身份归属和情感认同的缘来与支撑。扬·阿斯曼认为：“将民族作为一个集体的想象，依赖于对一种可以回溯到时间深处的连续性的想象。”[ 2] 1 3 7就这个意义而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称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内含通过共同的文化记忆建构起民族成员对民族的感观、印象和情感。文化记忆构成了民族共同体成员民族情感的基础，缺乏统一文化记忆的民族不仅难以获得价值和身份的共识，也会因为文化记忆的缺失或混乱而丧失民族情感，弱化民族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正是具有认知塑造与价值共享功能的文化记忆起着维系民族身份和情感认同的纽带作用。

个体的文化记忆并非自造的，而是根植于特定的群体和社会的记忆之场。对于文化记忆而言，文化符号是文化记忆的载体，它存储并标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空记事，让民族成员能够在与文字、图片、建筑、英雄等符号的互动中重温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中华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创造了系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它们既成为确证中华民族历史存在的意义对象，也构筑了民族成员回溯民族历史的“记忆之场”。一方面，从纵向的时间范畴来看，文化记忆折射着民族的历史脉络。中华民族历经千年发展，在经济、文化、制度、技术等领域曾领先于世界。即便在近代遭遇西方列强侵入和内部战乱的黑暗时期，产生许多创伤记忆，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成员团结协力，使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并向民族复兴进发。这无疑增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感、荣誉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从横向的空间范畴来看，文化记忆是民族的专属身份标识。对民族集体记忆的强调事实就是要生成对民族历史与民族身份的认同，在自身与他人的对比中形成并凸显身份意识。在文化记忆下，“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群体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2] 4 7。因此，尽管各民族成员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上存在空间差异，但都在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场域中认同中华民族的优先性和必然性。在文化记忆的驱动下，中华民族始终是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共识与力量的图腾，在增进各民族成员互动与共鸣的过程中绘就“最大同心圆”，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2 .对抗遗忘危机：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传承赓续的依托

“记忆”与“遗忘”是孪生范畴。“记忆与遗忘共存”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反映着人类记忆官能与记忆对象之间取舍、调整与适应的关系。所谓回忆，就是同遗忘作斗争的过程。用保罗·利科的话来说，“就总体而言，人们感到遗忘是记忆可靠性的一个妨碍”[ 4]。诚然，没有记忆，我们将会迷失自己，失忆的人会在恒久的、无情的现实中无法自拔。[ 5]任何民族文明的发展，都寄托于一代又一代民族成员对文化记忆的延续与传承。这种民族文明的延续不仅依靠亲历者个人记忆的塑造和代际传递，还需要借助于文本、纪念碑、博物馆等媒介进行民族记忆的储存与再现。然而，无论是代际传递还是符号建设，文化记忆始终面临着“文化失忆”的风险，它既受制于主体对民族文化、价值与精神自觉选择意愿的程度，也受外在文化记忆符号载体建设的影响。

伴随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数字技术的发展，集体记忆愈加呈现出断裂化、碎片化与泛娱乐化的趋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文化记忆的遗忘危机，消解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记忆内容供给的连续性与系统性。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文化记忆在不同代际的传承与断裂中行进。皮埃尔·诺拉在关注“记忆—场所”范畴时指出：“人们已经摆脱以前尚存于传统的余温、缄默的习俗和对先人的重复（受某种内在历史意识的驱动）中的经验。”[ 6]在此意义上，文化记忆主体易随着“代”的更替发生边际递减效应，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亲历、关注、认知与理解程度趋于弱化，抑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承续进度。另一方面，伴随现实世界数字化的进程，历史传承的人类记忆也呈现出向数字化迁移的总体趋势。[ 7]尽管数字记忆有着储存持久性与可逆性的优势，但网络社会呈现出“万众皆媒”与“万物可娱”的态势，自媒体和公众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解释和传播民族文化记忆的便利，但却容易受享乐主义思潮的侵蚀。“享乐主义”是以消灭“循规蹈矩的良民”（ c i v i t a s）、以构建自我中心论、以冷待公众利益、以对未来的信心及各项制度合理性的丧失等为自己不可动摇的目标[ 8]，分散着人们对民族文化记忆内容的注意力。这就会使民族文化记忆的美好性、崇高性与系统性，陷入资本市场的媚俗化、浅薄化与碎片化的记忆陷阱，继而出现劣质文化信息驱逐优质文化信息的境况，压缩民族文化记忆的生发空间，加剧文化失忆的程度，最终可能导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主性和能动性的缺失。因此，以强化文化记忆建设来应对失忆危机具有必要性。强化文化记忆建设，既是弥合文化记忆代际传递的裂缝、保障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传承的连续性的重要举措，也是应对享乐主义弱化民族文化记忆的危机、维护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内容的主体性的应有之义。

3 .应对虚无主义：文化记忆是中华民族守正创新的支撑

记忆与历史是相互联结的范畴，历史是记忆的内容，记忆是历史的载体，文化记忆是历史存续和文化传递的重要条件。文化记忆通过塑造集体记忆来维护国家、民族与政党的合法性。然而，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侵蚀和消解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从历史与文化双重领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虚无化，从而达到瓦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记忆根基的目的。其一，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发展史进行虚无化，意图阻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连续性记忆，引发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困惑。历史与记忆间复杂的张力关系引来了历史虚无主义对记忆的占有，为历史虚无主义用非历史态度否定历史的真实性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提供了着力点。[ 9]中华民族发展史是各民族交往交融形成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前提。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以“秘史、野史、学术”等为说辞，采用碎片化叙事、娱乐化消遣、牵强式炒作、假设式否定、颠倒式洗白等手段，对中国共产党党史进行歪解乃至否定，以此侵蚀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记忆内容。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借助网络炒作“崖山之后无中华”“元清非中国论”“满蒙非中国论”等论调，恶意将中国与中华民族狭隘化为“汉族政权”，再把汉族与蒙古族、满族进行族类身份与历史叙事的隔离，意图割裂中华民族发展史，达到混淆乃至瓦解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险恶目的。其二，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史进行虚无化，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引发文化自信危机。文化虚无主义立足“西方中心论”视角，通过泛娱乐化、反智化、低俗化等手段，宣扬“黄色文明没落论”，矮化和丑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造成大众文化记忆内容的空洞、混乱和失向，影响各族人民民族认同与家国情怀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文化记忆联结着过去与未来，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资源进行再现，是回应和驳斥虚无主义的情感载体。阿莱达·阿斯曼认为：“任何一种历史书写同时也是一种记忆工作，也在把赋予意义、帮派性和支持身份认同等条件暗度陈仓。”[ 1 0] 1 4 6文化记忆具有意识形态叙事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 0 0 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1 1] 3 6文化记忆通过各种媒介建构“记忆之场”，实现对中华民族特定记忆内容的召唤与书写。一方面，文化记忆的媒介再现，为应对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提供现实依据。文化记忆内嵌于文字、图像以及文化遗址、纪念馆、博物馆等承载记忆的场域之中，这些载体使文化记忆具象化为可观、可感的形体符号，让文化记忆“记之有物”，防止记忆的流变与被裁剪、被篡改，以此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事实依据，能够提升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可见性、信服度与说服力。另一方面，文化记忆的情感培育，为应对文化虚无主义论调创建情感环境。文化记忆作用于主体的情感、兴趣与价值观等，通过历史叙事、情景复现与践行等途径，深化人们对记忆内容的感知与体验，推动文化记忆内容从“认知”向“认同”转化，切实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自信，为应对文化虚无主义提供稳定的心理与情感基础。总之，文化记忆有利于各族人民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体悟“四个共同”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