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问题的历史澄明

[内容提要] 自由问题从来没有远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对自由的追寻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囿于观念论的思维程式，通过概念辩证法将自由还原为精神层面的意识活动，从而为自由笼罩上观念论的迷雾。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理论探索过程中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并借助其中所蕴含的生产辩证法，立足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澄清并证明了自由问题的历史之境，驱散了笼罩在自由之上的观念论迷雾，破解了自由之谜。

[关键词] 自由；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论；《德意志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武天森，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邹广文，哲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自由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光辉的字眼，人类的伟大就在于自由的伟大。塞万提斯曾借堂吉诃德之口说：“自由是苍天赋予人类的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大地蕴涵与海洋掩藏的任何珍宝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就像是维护自己的荣誉一样，人们可以而且应该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自由。所以，失去自由就是人生的最大不幸。”[ 1]身为自由之子的马克思恩格斯绝不会对此表示反对，因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 2] 。马克思恩格斯起初追随黑格尔，力图从自我意识展开对自由的哲学论证。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自身思想的演进，他们渐趋意识到所谓的观念论批判从根本上来看是对现实的个人的远离，而“真正的自由就是人成为自身最高的目的，而自由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而是内在的、属人的东西”[ 3]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自觉地清算了他们之前的哲学信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并在此基础上连续追问了何谓自由、为什么不自由、如何追求自由这一系列疑难，最终在历史的语境中澄明了人的自由问题。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对自由问题的解答及其困境

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所开创的思想变革，都能够追根溯源到德国观念论的哲学传统，而这个传统的代表人物便是黑格尔，因为“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 4] 5 1 4。因此，对被围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下的自由的拯救，务必要到黑格尔的哲学基地上去声索主权。

对黑格尔而言，康德的“批判哲学已经把形而上学改造为逻辑”[ 5]，但这种改造并不彻底，将自在之物视为彼岸世界的存在只能显示出逻辑本身的畏首畏尾。因此，黑格尔着手反向推进康德的工作，即从逻辑出发改造形而上学，从而构筑起逻辑学和包括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在内的应用逻辑学为一体的哲学科学体系，黑格尔对自由的论证便包含在这个“大全一体”（ E i n s u n d A l l e s）里面。黑格尔的论证开始于对自由的认定，“必然性的真理是自由，实体的真理是概念”[ 6] 2 6 1，从必然性到自由或从实体到概念的过渡不是借助任何外力发生的，而只是自我运动的辩证过程，因为“概念是自由的东西，是自为存在着的实体性权力，也是总体性”[ 6] 2 6 5，而且“只有概念本身才是自由的，才是真正的普遍者”[ 6] 3 2 4。因此，黑格尔实际上将自由定位于概念本身的专属谓词，自由的获得必然需要经过概念辩证法，即从存在论到本质论再到概念论的逐层推演和逻辑递进才能实现。与此同时，自由何以展开是黑格尔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正如作为“道”的逻辑本身要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下降到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领域，作为概念的自由在应用层面同样有所展现。这表征在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视域当中，后者其实是前者的最终施展，因为《法哲学原理》正是以对世界历史的探讨作为全书的终点。“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更切近的位置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权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是精神从它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一种第二自然的那个精神的世界。”[ 7]当作为最高存在的概念下降到法权（ R e c h t s）领域时，自由便以意志的面貌问世而构成自由意志，这被视为法权的实体和规定性。自由意志经历了抽象法、道德法与伦理法在内的三个环节，在以自身为中介的活动中不断充盈起来，将自由的概念性转化为现实性，成为自在自为的意志，并最终在世界历史的展开中完成证明，这就将自由引向了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的发展，而“‘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 8] 1 6，自由并非匀质化地播撒在世界上的所有地区，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递进的上升过程，其背后隐藏的正是“理性的狡计”（ L i s t d e r V e r n u n f t）。世界历史由此被划分为包括中国、印度和波斯在内的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个部分。东方世界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世界与罗马世界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日耳曼各民族由于信奉基督教而知道全体人是自由的。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只有在现代的日耳曼世界才能实现，这得益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推进，此时“‘自由’这个原则实现了它自己；因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 8] 4 2 6。

1 8 3 1年黑格尔的遽然离世没有终止日益兴盛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由”概念辩证法式的论证也并未在根本上取消。其思想反而经由门徒的襄助在德国以及整个欧洲铺展开来，甚至拥有“我们时代的世界哲学”（W e l t p h i l o s o p h i e u n s e r e r Z e i t）[ 9]之称，然而“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 1 0] 2 7 3。恩格斯在1 8 8 6年回顾这场运动时不无反思地指出：“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1 8 3 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成了第一个推动力。”[ 1 0] 2 7 3 - 2 7 4首次高举“青年黑格尔派”（ J u n g h e g e l i a n e r）旗帜的施特劳斯，不满黑格尔运用理性主义调和宗教与哲学从而论证自由的观点，率先撕裂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施特劳斯在《耶稣传》①中以神话学的方法，尝试褪去由基督教附着在耶稣身上长达千年之久的神秘色彩，将其恢复为历史中的凡人。施特劳斯通过对宗教的历史考证与对耶稣的尘世还原，在一定程度上为自由问题的解决注入了现实基础。他据此明确指出：“我们德国人在政治上的自由，只能随着我们在精神上、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自我解放而增长。”[ 1 1]这虽然不同于黑格尔运用概念辩证法论证自由，但仍然未能完全脱离黑格尔的观念论束缚。布·鲍威尔起初并不认同施特劳斯激进的宗教批判。与施特劳斯将福音书视为基督徒们无意识的“实体”式思维不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概念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概念的重新阐释[ 1 2]，鲍威尔借此从主体的视角展开了对自由的论证，同时将个人的主体性即自我意识推到了实体的前面，认为基督教徒们的主观意图并不是无意识的精神，并描绘了通向自由的自我意识之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青年马克思，尤其体现在其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但马克思很快清醒过来，指出这场宗教批判之争不过是“神学家‘鲍威尔’与神学家‘施特劳斯’的兄弟之争”[ 1 3]。将鲍威尔从自我意识中开辟出的主体性原则贯彻到底的，是施蒂纳。施蒂纳高度重视对自由的论证，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将“自由者”专门列为一节，系统批判了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人道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种种误解及其实践危害。[ 1 4]他认为，只有将唯一的、高于一切的“我”视为创造性的“无”并当作自身事业的基础，才能成为具有独自性的、自我所有的、作为唯一者的“人”，而此时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然而，“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 4] 5 1 4，他们对自由的救赎始终局限在宗教批判的语境当中，自由仍然被束缚于天国而无法回到人间。费尔巴哈最初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尝试恢复湮没于观念论之中的人的尊严。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样，费尔巴哈首先从宗教批判着手，但他第一个揭示出宗教与观念论之间的本质关联，认为如果不彻底批判观念论，那么对宗教的批判只能流于表象。“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 1 5] 1 1 5，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只不过是思维内部的对立而无关现实，自由问题依然在思维之中打转。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意义上的宗教展开了唯物主义的还原，认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一切宗教的本质都只是人的本质的抽象形式。他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指出：“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 1 5] 2 4 7由此，自由问题终于得以从天国降到人间。然而这种降落却十分粗糙且并不稳固。费尔巴哈纵然将异于人的本质、不依靠人的本质的实体界定为“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自然”[ 1 6]，为自由奠定了唯物主义的自然根基，但在追求自由的方向上却出现了偏差。费尔巴哈将感性视为思维与存在的现实的同一，他对感性的理解局限于感性直观而非感性活动。如果不能够从人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来把握感性，那么自由之谜的唯物主义求解相较于观念论而言只前进了半步而已。费尔巴哈借助感性直观，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纯粹的“你”和“我”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推演出广泛的“你—我”关系就是“类存在”。当人的关系的社会学属性被抽离为生物学属性之后，自由就愈加偏离正轨。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作为“类存在”自然具有“类意识”，这是“你—我”关系的内化表现，包括理性、意志、心，伴随着这三者的能力即思维力、意志力、心力（爱）。相较于黑格尔的“旧哲学”，费尔巴哈的“新哲学建立在爱的真理上，感觉的真理上”，而“不被爱的，不能被爱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 1 5] 1 6 8因此，“爱”贯穿着人类历史，“是上帝与人、精神与自然之真正的统一”[ 1 7] 8 5，从个体的自爱，进展到两性之爱，延伸至对所有人的爱的宗教，爱“使人得到自由”[ 1 7] 8 5。

总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对自由的论证都无法完全摆脱观念论的桎梏，即使费尔巴哈实现了部分超越，但由于缺乏辩证法的使用和未能正确理解感性的本真含义，仍使自身陷于自然与历史的缠斗当中。因为费尔巴哈对自由问题的解答始终无法调和自然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唯心主义之间的对抗状态，于是“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4] 5 3 0。质言之，“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4] 5 1 6。但毫无疑问的是，费尔巴哈相对于其他德意志意识形态家而言向前推进了自由问题，已经将自由安置在唯物主义的土壤之上，天国对自由的控制由此产生了松动，这为马克思恩格斯最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地出发论证自由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二、拨开自由的迷雾：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

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凭借概念辩证法，在精神领域为自由问题覆盖上一层厚重的迷雾，而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问题的探索，是在与观念论迷雾的斗争中逐渐清晰起来的。如果将目光回溯至自由之路的起点，那么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当中也能管窥其解决自由问题的开端。由于受到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强调要以自我意识（ S e l b s t b e w u？t s e i n）为哲学的出发点去寻找通往自由之路。因为只有自我意识才能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 1 8]。因此，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就被转化成以自我意识为始基同时使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的历史进程。这已经同黑格尔主义与青年黑格尔派有所区别，尽管还带有观念论的色彩，但关于自由问题的求解已然具备朝向实践的冲动。这足以证明，马克思在探索自由问题的开端时并非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亦步亦趋者，而是保持着适当的理论距离并且带有实践的问题导向。通过对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法、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等现实议题的思考，马克思将自由思想植入人间而非天国，高昂的自我意识也不禁低下头颅面向尘世。与此同时，恩格斯较早地涉足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并根据自己在英国的亲身经历驳斥了托马斯·卡莱尔的相关论述，阐明了自身的基本立场，即“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1 9]。这实际上是将自由问题的求解纳入了历史的视野，为最终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破解自由之谜提供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时期完成了向共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转向，并在《神圣家族》中首次尝试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进行思想上的系统切割，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通过驳斥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与唯心史观，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出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当客居布鲁塞尔的马克思恩格斯准备彻底清算旧的哲学信仰时，自由之谜迎来了解答的契机。马克思恩格斯为了破解蕴藏在历史当中的自由问题，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所制造的世界性骚动和普遍的混乱战场上，重新找寻一条追求自由的科学路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首次且系统的阐述就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其“费尔巴哈”章中。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副标题“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所揭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首先奠基于特定内容的前提性批判。因为尽管费尔巴哈已经将宗教世界还原为世俗世界的幻想，但摆在德国理论家面前的仍是费尔巴哈都未曾解答的一个问题，即人们究竟是如何将幻想塞进自己的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2 0] 2 6 1因此，作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w i r k l i c h k r i t i s c h e n A n s c h a u u n g d e r W e l t）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经历“批判—建构”的理论过程方能得到证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性批判与世界观建构实为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