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中的展现

[内容提要]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基因的集中表达。从连续性角度看，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赋予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创新性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始终发扬中华民族不畏挑战、革故鼎新的精神品格，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注入了时代活力；从统一性角度看，中华文明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深沉追求与坚定信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夯实了根基；从包容性角度看，中华文明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共识与社会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融入多元要素；从和平性角度看，中华文明一贯传承的“和平、和睦、和谐”理念，为人类迈向现代化提出了新型叙事方案，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霸权式文明形态的时代超越。

[关键词]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结合”

[作者简介] 张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吉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系2 0 2 3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项目批准号： 2 3 X NH 0 9 5）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开辟与深化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体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塑造了所谓现代化的“标准”和“模板”，垄断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其他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往往被迫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现代化模式。然而，中国共产党基于我国具体国情，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视角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逻辑，而且能够更好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时代意蕴，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书写人类现代化叙事的中国篇章。

一、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赋予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1] 2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在对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对自身文明特色的坚守中形成的，这一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叙事资源，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浓厚的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富的叙事资源。一方面，在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2] 4 0 1 “人口规模巨大”是指中国1 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正是中华文明内蕴的对“民亦劳止，汔可小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等不分等级贵贱实现共同发展的不懈追求，为当下中国共产党强调“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并带领1 4亿多人民走向现代化厚植了文化根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华文明蕴含着“富民为始”“保障民生、促进民生、富庶于民”的治国之道，即国家富强首要体现在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中提到的“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理想皆成为中国人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一以贯之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而且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我国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为实现“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 3]的目标夯实了制度根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表明“两个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同等重要。“富润屋，德润身”“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蕴含着中华文明对物质和精神相互关系的认识与主张。新时代以来，我们在高质量发展中兼顾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物质和精神相互关系的理念具有内在契合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遵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节用裕民”等思想，都强调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要顺应自然规律，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避免“竭泽而渔”，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万物。不同于西方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路，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的创造性运用。“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重视国际和平、稳定与合作，倡导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对外交往中始终秉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念，主张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要尊重差异、求同存异、和谐共处，这些思想孕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共谋发展”的文化基因，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不会搞对抗和排斥，而是保持“以礼待人、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大国姿态。总之，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推动中华文明在时代传承与发展中实现自身的跃升。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绵延赓续为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智慧与重要依据。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4] 2 6 2。我国目前已形成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也是总制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等思想为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深厚文化土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权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民本思想为我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2] 2 2 2“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展现出中国古人对政令上下统一政治理想的追求，为我们建立党的领导根本制度提供了明确指向。“钟鼎俱奏，鸣钟开元，国乐和谐，抚慰心田”的治理经验，为我国建立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作为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有效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 5] 2 6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集中表现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治理理念的一脉相承中，是保证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基石，使中华文明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成为世界上最为悠久且充满活力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为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提供了稳定的文化土壤和逻辑前提，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坚持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相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历经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强大文化支撑。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赋予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新生支点。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得以自觉主动谋划现代化任务，进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崭新的文明样态。

二、创新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注入时代活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其连续性的保证，也是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传统是随着时代不断生长的有机体，现代化的大变革必然要更新和发展传统。因此，继承传统不是回归传统，而是要超越传统。”[ 6]文明的进步归根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恩格斯曾指出，“由于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 [ 7] 1 8 7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驱动人们打碎旧制度，从而激发出一个民族无穷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潜能，成为人类社会不断迈入更高级形态的重要动力。近代以来，现代化逐渐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得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1 9世纪共同构建了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世界历史理论。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所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隔绝状态将逐渐被打破，开始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然而，这种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辟和主导的，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8] 3 5。由此，在近三百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通过垄断现代化的定义权、解释权和评价权，将自身描绘成现代化的“先驱”和“榜样”，而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描绘成西方现代化的追随者、模仿者，从而确立了现代化的西方话语霸权。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9]。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将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终点，“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现代化模式的垄断，推进了人类现代化的话语更新。“百年来，我们党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领导人民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取得成就的历史进程” [ 1 0]，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除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光辉典范。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把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质融入探寻现代化之路的历史进程之中。鸦片战争后，“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 8] 6 0 8。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包括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救运动，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动的变法图强，革命派为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发动的辛亥革命，先进知识分子高喊“民主”“科学”进行新文化运动，都显示出近代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时极力挽救国家危亡的尝试，但皆无疾而终。这启示我们，创新精神固然在一个国家迈入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罔顾具体国情而简单模仿西方模式的被动创新，并非真正有效的创新，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2] 4 7 7的悲惨局面。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华民族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才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叙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对革命的性质、对象、道路等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又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此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 1]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形成了包括“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新理念，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发挥了先导作用。他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 2] 3 7 3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打开了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新思路，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江泽民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1 3]。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奠定了体制基础。胡锦涛围绕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1 4]，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源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为我们带来了消除民族痼疾的良方。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指导，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生死存亡问题，还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路。“第二个结合”中两个主体的结合是一种“相互契合”，这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命运的思想武器的重要原因。例如，在理想社会这一问题上，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天下为公的思想相通。另如，在思想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其客观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内含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1] 6。这种高度契合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创造性运用提供了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