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逻辑、风险挑战与实践进路

[内容提要] 经由生成式技术的迅速嵌入，新一代人工智能从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教育环体等方面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变革，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但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主客体自主意识的消解、算法偏见的遮蔽、情感的深度伪造和容错率探底等潜在风险。为此，应从主客共同体、技术主导权、情感共识圈和元理论体系等角度推进深融合、高精准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 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变革；风险；人机交互

[作者简介] 徐晓风，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充，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本文系2 0 2 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 2 0 VH J 0 1 0）的阶段性成果。

以生成式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表达策略。尤其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语言处理工具带来的深刻影响，昭示着人类教育活动将要经历要素范畴的诸多变革。多轮次人机交互、生成性智能推荐、预训练学习模式等新技术促进了教育新样态的产生，使新一代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可能。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化引发的连锁反应，必然会带来教育主客体关系、教育内容及环境的改变，同时催生各种复杂性问题。因此，有必要系统审视新一代人工智能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规律，进而助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一、新一代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逻辑

随着算法革新、计算技术和网络硬件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正以颠覆性的力量解构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生态，其所带来的技术伦理新生态，或将突破数字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使思想政治教育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呈现出超越性的变革逻辑。

1 .教育主体：从“单纯躯体”到“人机化合”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施加者、输出者，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运用一定思想、观点对社会成员进行有目的性、有组织性的教导活动[ 1]。在旧人工智能时代，智能体系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传导”教育主体发出的生物体指令，出现类似智力协同的主体形式，但这种“人机混合”却未能突破人是教育主体的固有样态。然而，新一代人工智能凸显“机械大脑”的学习能力，能够模仿人类思维模式并自动生成仿生回应，不再仅限于“传导”，而是将逐步“替代”人作出高度相似的生物体指令，人脑与“机械大脑”在万物互联开放环境中发生了人机融合的“化合反应”，教育主体在人机融合场域中呈现出“二变一”和“多变一”的主体样态。一方面，人工智能将以“顾问”的形式出现，通过抓取海量数据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提供数据参照，以个性化反馈、大数据分析和弱理性判断提高教育主体的教学潜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者有计划地分析和改造“顾问”方案，从而产生“人类智能增强”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带来教育场景的变革，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局限于现实空间，而是可以在现实课堂、网络空间、元宇宙社区等多元空间之间自由切换，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也随之拥有现实的人、数字孪生、N P C（非玩家角色）、虚拟数字人等多重身份，提供智能柔性且敏捷可控的思想政治教育。由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现由现实躯体向由现实的人、数字人、虚拟人、语言模型等耦合驱动的新主体的拓展，实现教育主体形式和内涵的变革。

2 .教育客体：从“检索式学习”到“对话式学习”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施加对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学生所掌握，学生是显而易见的教育客体[ 2]。唯物史观揭示了现实的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开端，在此意义上，所谓教育客体的变革逻辑，就是力求研究阐明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开端与前提上的实质差异[ 3]。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生是向教师、课本和课堂学习新知识，而在互联网技术出现后，学生的学习渠道逐渐向网络搜索引擎、门户网站和局域网等方面拓展，学习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检索式学习强调键入关键词的动作，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浏览、选择、点读与学习需求相关的内容，这种方式虽然便捷、省时、自由，但依然靠大量输出教育资源实现知识覆盖，施教的过程仍是“自我教育”和“灌输教育”的单线型模式。新一代人工智能可以推理判断人类语言的模糊性含义，能够作出令人满意的逻辑性答案，为施教活动带来了双向的交互态势：学生直面的不再是平面化的视频、图片和文字，而是强烈拟人感的虚拟现实，学生可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投身到评价、交流和反馈之中，推动自身进一步加工认知，迸发更多的批判性思考，驱动大脑投入新一轮的对话，并有机会与客体建立亲近的社交关系，进而降低学习内容的检索难度和话语转换压力。这种清晰直观的对话方式，既够能开门见山又能够由表及里，无所不知却又不会令人产生老生常谈的厌烦感，能够使学生挣脱网络信息爆炸带来的知识过载。尽管新一代人工智能不能直接创造人与人的教育场景，但源于“超级科技”所构建的类似于“志同道合”的虚拟友人，有望将学生重新带回“对话式”学习。

3 .教育介体：从“符号互动”到“沉浸互动”

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是指教育主体所掌握的各种方法和中介内容，通过这些方法和内容作用于教育客体，从而达成预期的教育效果。目前，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都离不开网络，网络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介体。随着网络的发展，大量电子文化产品应运而生，教育的叙事方式也呈现出非语言符号化趋势，趣味性的超文本“符号景观”持续扩张，捕捉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长期沉溺于符号叙事，宰制学生的注意力，悄无声息地挤占思想政治教育场域[ 4]。而新一代人工智能则使教育介体从符号平面化向立体式递进，营造身临其境的沉浸体验。首先，智能辅助提升了教学路径的科学化和精准化，科技新动能促进超级智能和类脑特征的出现，甚至可以将人类的幻想具象化[ 5]，带给学生更加灵活多样的受教途径。其次，智能虚构场景可以满足学生对学习方式个性化和过程化的需求，以语言识别、A I推荐、虚拟场景、预测推理为主的交互平台，弥补了传统教育方式中非同步交互的不足。最后，智能互联有效增强了主客体之间信息传递的效果，通过对数据的发掘、分析和推荐，关注受教者的心理需求，回避重复性说教，实现要点重点与棘手疑难的有效结合，拉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交互距离。

4 .教育环体：从“习惯性滞后”到“主动性跟进”

思想政治教育环体是指教育活动所处的环境，包含国家社会大环境与教育关怀小环境[ 6] 1 6 8。对教育环体变革的认识，要掌握其变革逻辑、找准其本质。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持续进行教育实践创新以适应教育环体的变化，就大环境而言，逐步形成以人本价值为核心的教育共识，立足国家社会发展需要推进改革创新；就小环境而言，凸显互动性、科技性、叠加性的特征。但受到传统观念前瞻性不足的束缚，外界对教育环体的影响所引发的结果，往往并不会伴随着成因的出现而立刻反映出来。新一代人工智能倒逼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性能超越，主动适应环体的模式应势出场。其一，通过大文本数据训练后，人工智能不仅能模仿人类的逻辑动作，而且可以适应不同环境给出最优对策，避免任意拔高教学要求，能够避免教学中晦涩难懂的理论让学生感到无所适从的不足；其二，通过组建视觉智能+强化探索的智能模型，自动找到学习材料的漏洞并及时进行反馈和修复，能够基于学生已有的学习基础和认知结构，准确甄别最优素材；其三，基于算法运行推出指向性教学内容，不会强制打破教育客体的价值体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友好性。此外，智能制造的出现将有助于开展个体关怀和因材施教。智能制造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强大的仿真能力，并且可以做到实时动态仿真，这种特点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场景获得极强的可塑性[ 7]，能够打造立体化、三维化的场景模式，打破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限制，实现教育环体的柔性化变革，满足学生对教育环体的多样需求，进而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二、新一代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挑战

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技术进步的时代必然，但科技发明并非中立，任何新技术均具有正反两面性，新的风险考验也往往因智而生、因智而增。新一代人工智能有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式微甚至边缘化，因此有必要从差异化视角分析风险的表征形式和根源。

1 .异智的过度倚赖消解主客体的自主意识

人工智能超高的技术能力，在为教育活动带来便捷服务的同时，也在逐渐吞噬着教育主客体的自主意识，可能出现主体性消解[ 6] 1 6 9、主体异化[ 8]、主体性机械化[ 9]风险。一是对智能技术的过度倚重弱化了施教者对主体能力的认知，遮蔽了施教者自身的智慧和影响，施教者愈发沉溺于技术性“效用主义”，就愈会不自觉地陷入自身能力的降维发挥状态。长此以往，教育主体就可能逐渐满足于被数据描绘的受教者画像，习惯于通过异智而非人的理性对受教者的心理和性格进行判断，对智能技术形成“绝对合理”的片面思维。这看似有利于科学施教决策，但实质上却容易使施教者在技术迷雾中陷入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失衡，丧失对提升自身素养必要性的认识，在培育学生创新思维、批判思维的时候可能束手无策。二是受教者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科技附魅”，可能导致学习自主性的堕化。智能学习系统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依据受教者的偏好，精准推送教育资源，但长期的“投喂供养”式教学，则可能导致受教者逐渐丧失好奇心和自我驱动，使学习被从生活中抽离[ 1 0]。三是随时待命的智能技术改变了受教者的记忆模式，使学习变得松弛愉快却浅尝辄止，阻碍高阶思考能力的发展，人机交互的高度倚赖侵蚀了师生之间的思想交融和价值共鸣，主客体双方接触点锐减，教师失去了调动课堂热情的本领，弱化了激发学生积极性的能力，学生的求知欲下降、注意力分散，认为教师不再必不可少，尊师重道意识逐渐淡化，教与被教的关系受到严峻挑战。

2 .算法的不透明性遮蔽创作者的认知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 0 2 4年全球风险报告》提出，人工智能“政治机器人”力压气候问题、经济下行和战争，成为第一风险，尤其是算法分发资源造成的“信息茧房”问题[ 1 1]。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了人工智能服务透明性和内容准确性的相关要求。这说明，人工智能算法引起的遮蔽问题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算法是人的本质活动的技术体现，其编程和使用都受人的掌控，具有明显的选择倾向性。当我们将课程资源的选择权让与算法时，算法的“逻辑”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困于算法”，由此产生“算法政治性”风险。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中智能算法的普遍应用，可能导致受教育者进入“信息茧房”，沉溺于难以察觉的思维诱导，扼杀自身的判断力，进而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失声”风险。其次，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算法背后往往隐藏着多方利益较量[ 1 2]，产品的开发者很难保持对利害关系的清醒抉择，当教育与技术的跨界合作不再以教授知识、凝聚思想和沟通理解为目的，而是为了刺激受众的某方面需求时，其结果必然导致教育偏离其本质。最后，人工智能产品的创作者设计某种算法框架，不会直接公开数据的推送权重，由于技术监管难以评估渗透在算法中的人文因素，因此可能会为“数据黑箱”的设置留有空间，倘若在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急于解开“黑箱”，盲目地公开源代码，就将直接暴露算法漏洞，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被攻击或被滥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和意识形态风险。

3 .情感的深度伪造加重恐怖谷效应

生成式人工智能之所以令人神往，在于其具有人的属性[ 1 3]，即它获得了理解人的喜怒哀乐并为此随机应变的能力。国内外的科研人员已经着手尝试通过神经融合生成技术模拟人的情感能力，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了情感动作的数字化[ 1 4]，一旦这种能力在制造温情和控制情绪方面匹配了人的自然情感，就会使人迷失在这种“欺骗性”的人工情感中，造成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产生复杂的恐怖谷效应。恐怖谷效应是一个关于人与人造人感情关系的假定，即当人造人与人的外表、行为酷似的时候，人对人造人的情感上升，而当酷似程度达到特定高度时，人会猛然表现出抵触情绪，而当酷似度继续上升时，人的情感又会回归到正面，甚至完全移情到人造人身上。[ 1 5]《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文件都将解决由人工智能情感制造引发的伦理问题作为重要内容，这意味着智能情感的伪造正式成为技术进步的风险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包括人与人情感的互换、传达和碰撞，人工智能的介入虽然可以精准分析人的情感特征，也能生成个性化的情感陪伴以及吸引受教育者产生情感依附，但当人工智能以极其精准的方式持续投送情感共鸣时，被投送人会逐渐感觉到被窥视，进而开始产生情感怀疑和情感焦虑，产生任人摆布的强烈感觉，若不施加干预，这种感觉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而施教者难以洞悉受教者的情感需求，必然制约施教者与受教者的情感互动，若放任情感割裂的持续，受教者将逐渐发生向人工智能的移情效应，从而导致施教者话语权旁落，束缚教育主客体间“真实”情感的发展，产生拒斥心理，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