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渊源、形成及未来走向

[内容提要] “西方中心主义”无论作为术语概念，还是作为实践样态，抑或作为意识形态，都是历史性形成的。作为一种抽象思想领域的观念形态，其精神内核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哲学精神及其文化形塑，“绝对同一”“理性”与“普世价值”等思想为其提供了立论基础;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是其形成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以“中心—边缘”为内核的理论架构的世界历史产物，东方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之下呈现出的落后社会面貌是其自我认同感的生发基础。历史地看，“西方中心主义”并不具有恒久正当性，以地缘性所构筑的“中心”必然会被打破，绝对的“唯我”主体标准将被扬弃，平等多元、和谐共存的文明格局将成为普遍共识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 “西方中心主义”;人类文明;资本主义;中华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杨增岽，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室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士泽，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对于“西方中心主义”概念，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理解，一是作为一种学术概念，强调西方历史、文化和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中心地位;二是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或思维方式，从西方视角审视和解释全球现象;三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或实践，在国际事务和规制中强调西方利益的优先性。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指向西方文化霸权与“文明优越”。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西方中心主义”式微，但其所倡导的一些价值观仍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影响人类文明实践。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10。新的文化使命在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为建构世界多元文明秩序指明方向。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脉络，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传承发展中华文化与增强文化自信自强、促进人类文明百花齐放具有重要意义。

一、 “西方中心主义”生发的思想渊源

基于哲学的“批判性”视角澄清“西方中心主义”形成的思想前提，立足于哲学的“历史性”特质，审视“西方中心主义”因何产生、如何发展的理论渊源问题，是我们全面认识把握“西方中心主义”精神内核的前提。

1. “自我”意识与“普世价值”思想基础

孕育于地中海文明的西方，古希腊哲学构成其思维源头，即“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意识的萌芽。从古希腊自然哲学来看，米利都学派中的“水”“阿派朗”和“气”，爱非斯学派中的“火”与“逻各斯”，以及后来的“四根说”、原子论等，无一不在追寻世界的“始基”（beginning或element），最终悬设一个终极性的———无限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普遍依据。从古希腊形而上学的源端来看，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转向对世界本质规定性（principle或form）的探寻，将感性但又超越感性的“数”或“神”———抽象的“一”———作为世界的本原。随后，“实体”“共相”“文化”“语言”“符号”……均充当过“一”的角色。从“万物统一性”到“人性统一性”，再从“世界的统一性”到“人类活动的统一性”[2]133 再至“绝对同一”的逻辑起点，充分表明了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一个共识，即世界上存在且具有绝对的、最高确定性的、完美的规定性———“一”。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发现了宗教外衣下的“人性”，但很多人文主义者仍然是基督教的信徒，并且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保持对上帝的信仰。在启蒙运动时期，“上帝”的全知全能遭到进一步的削弱，作为“自然法则”的代名词而存在。随着19世纪反形而上学倾向的高扬，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击，上帝的权威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便是自诩世界中心的“西方”。

蕴含其中的另一条精神主线是西方哲学在对“一”的多元诠释中逐渐形成的“理性”的思维模式。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始基”之时，便开启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之路。随后，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均运用“理性”精神探寻万物运动变化的本质。苏格拉底强调的“美德即知识”，将理性启蒙、理智知识提高到一个重要的地位，并高扬于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理念论”的倡导者柏拉图以普遍性和不变性———“理念”（idea）世界的“永恒不变”和现实世界的“变动不居”，进一步为理性主义奠定了基础，并以达到“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2]254 的原则赋予理性更高的地位。亚里士多德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进一步阐释了理性的意义和内涵。无论是平衡公民利益的城邦治理还是寻求“普遍”原理[3]，均依赖理性的发展。而体现在政治上，则是“自由”“共和国”的观念与“帝国”“法治”的观念以及贵族气息浓郁的“民主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法治下的自由”“理性下的自我权利”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显著特征。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自适性理性”和“实践的智慧”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并孕育出一个承接“轴心时代文明目标”的兼具现代化特征的新式文明，即“欧洲文明”[4]73。20世纪初期，随着欧洲帝国的分崩离析、海外殖民地的独立、宗教信仰的式微，“欧洲文明”的狭隘性尽显，取而代之的则是“高度理性主义的产物”，即“西方文明”[4]73，涵盖了更广泛的地域文化。西方文明以所代表的个人主义、政教分离、法治精神等“理性信条”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不同形式的霸权，从而为“西方中心主义”建构的“自我”意识的延伸提供精神滋养与物质土壤。

“普世价值”论作为基督教信仰体系与西方古典哲学融合的产物，为“西方中心主义”的生发提供了又一思想渊源。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基督教哲学推动西方古典哲学从本体论和知识论逐步过渡到生存论，“最完美”的上帝完成了理性与信仰的融合。于是在“普世价值”的主导下，西方社会形成了一种平等与规则的主导原则[5]，并开始寻求人类终极价值、生命意义上的文化关怀。随之，欧洲在基督教“普适性”理想的笼罩下，试图寻求一种“天主教”式的宽容和“普适”，强调个体的尊严，探寻全球范围内的“普适”———自由、平等、民主———的伦理范畴。在资产阶级兴起后，“普适”在转化成为阶级利益服务的“普世”。在启蒙运动之后，基督信仰的“思想载体”逐渐庸俗化，个人主义等意识被改良派新教世俗化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日益扩大等一系列变化，使“普世”成功披上了人类价值“共性”的外衣，不仅全力推广混淆“个人权利”与“普世权利”的“普世”人权观，更将普世价值变为“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6]648 的以资产阶级立场衡量人类行为手段和价值目标的最高标准，即西方“自我”意识的表象和扩充“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工具。而随着神圣的准则———基督神权———的跌落，以及“自我”（资产阶级）需求的强化，西方逐渐从对多元“统一性”的追寻转向了对二元“差异性”的追求，进而开启了“他者”意象和“文明优越”思维的演进。

2. “逻辑的泛神论”中的“他者”意象与“文明优越论”的思维模式

在西方文明语境中，“他者”意指相对于特定（西方）文明的另一种实体。这一设定在抽象思维中表现为“文明优越论”的解释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建设一种参照体系，以通过对比和差异凸显或证实“自我”即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者”意象与“文明优越论”的思维模式均是时代的“产儿”，需要从“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7]的哲学思想中寻求其根源。

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时代反映和德国观念论的顶峰，促进了西方“他者”意象和“文明优越论”思维的形成。黑格尔的观念论“乃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哲学表达”[8]，通过强调绝对理性、自我意识的宏大历史进程，为“他者”意象的演进提供了理论框架，为“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统一性的解释原则和理论内核。首先，黑格尔的民族主义。黑格尔将自由精神和理性的最高体现———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视为最完善的政体，“自由精神的原则成为新世界的旗帜”[9]55，“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9]55;将欧洲文明颂扬为“高于一切”的存在，“世界的历史由东方走向西方，因为欧洲无条件的是历史的终结”[9]56;将普鲁士的侵略扬言为“神圣使命”的宣扬者，战争可“防止由于长期和平会带来的腐化”[9]58。其次，绝对理性和自我意识对“他者”意象的塑造。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最后实体”[10]，理性是世界的唯一主宰，历史不过是“自由观念”的发展。任何文明的发展均遵循着绝对理性的必然规律，西方文明是这一规律的最高体现，代表着绝对理性的实现。而中国和印度“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11]，且中国是停留于抽象层面的。“自我意识”从直观到本质的完善过程也只能是西方自我意识才能达到的最完善的状态，其他文明仍处于“野蛮”“未开化”的状态或较低的文明发展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讲，黑格尔始终借欧洲式的形而上学语言将西方文明塑造为唯一的真实的与合理的，并将“中国与欧洲的对立性本质化”[12]193，进而塑造出“他者”意象。最后，黑格尔哲学对近现代哲学中“他者”思维图景建构的影响。一方面，黑格尔哲学中蕴含的西方“文明优越”凸显了“理性”的特殊意义，影响了其他思想家关于“理性”的认识与思考。马克斯·韦伯将“理性”这种普遍性的“我思”工具归纳为西方所独有的范畴，认为理性所建构的法规、“严格而系统的思想逻辑形式”[13]2、宪法、国家共同体、劳动组织甚至“理性的社会主义”“仅为西方所特有”[13]4，而东方社会则“缺乏理性化”[13]3，进一步凸显西方文明的“理性”优越。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中“实体即主体”对主体性价值———主体即理性———的弘扬，在倡导实现人的自立的同时也带来了“主体”之外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的萌发，引起一系列广泛的反响。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主体性哲学批判以及萨特的主体性困境均是这一思想的表现。还有部分近现代思想家基于对黑格尔哲学中“文明优越”和“理性”观念的认同，作出了不同的表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从思想渊源来看，“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要将西方“自我”价值构建为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西方中心主义”中潜在的、自觉的、无条件的意识前提是将西方预设为一种至高的确定性存在，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力促成适宜于西方殖民主义或资本扩张的观念形式。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14]525，因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探索不能仅仅停留于思辨的层面，还要回归到其产生发展的现实根源，探究其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

二、 “西方中心主义”形成的现实基础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14]533，“西方中心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其提供合法性基础。从唯物史观看，对“西方中心主义”生成的探索要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以“物质的生活关系”[15]591 来阐述并剖析其形成的现实基础。

1. 资本扩张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塑造

其一，资本推动“西方中心主义”的形成。“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4]550 工业革命奠定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现代国家本质上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机器”[16]295。资产阶级需要一种可以理所应当地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15]43 的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力量”，使其他一切阶级“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15]46。而这样一种“精神力量”是可与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无论是“道德、宗教、形而上学”还是其他思想意识均需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且能够充分系统化、理论化地反映资本主义的精神思想。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在于建构一种“自我”中心的理论内核以适应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实践需求，促进“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阶级结构的建立，使资本主义精神成为引领社会乃至世界发展的“普照的光”。

其二，资本的对外扩张促进“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表达。“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要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7]166 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前提，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又是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运转的前提。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圈地运动、政治干预等资本增殖手段已无法改变国内市场的饱和状态时，资本主义社会为纾解自身内在的、固有的“劳动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之间的矛盾，以及扩大市场，积极开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18]，平衡“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19]247，推动资本逻辑下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全球性扩张。于是，一种作为资本附庸的话语表达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为进一步扩大其中心统摄地位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种话语实质上在于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0]90 投射于世界历史之中，塑造资本主义先进性、文明性的身份，使其殖民扩张“合法化”，进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使其朝着既符合资本逻辑又掩盖资本剥削秘密的方向发展，即“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