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滥觞于大禹治水的伟大抗洪精神

[内容提要] 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对民族精神品格的塑造具有标志性、奠基性意义。从大禹治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抗洪斗争，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展现出一以贯之的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创造精神、梦想精神、奉献精神。在伟大抗洪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中，可以探寻到中华民族自大禹治水以来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能够触摸到流淌在中国人民精神血脉中的源头活水。

[关键词] 大禹;大禹治水;中国共产党;抗洪精神;民族精神

[作者简介] 郑小九，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理事，河南省伦理学会副会长;范宝文，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中华民族精神是在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长河中孕育生成、传承弘扬的，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早在民族形成初期就已确定。我国是“东方治水大国”，大禹治水是铭刻在中华民族先民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大禹主导的治水大业是中华民族先民积极适应和成功改造自然环境的典范，对华夏文明走进国家形态有奠基之功，其中蕴含的伟大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创造精神、梦想精神、奉献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塑造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1998年中国人民同史上罕见的大洪水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斗争，彰显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从大禹治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洪救灾，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思考伟大抗洪精神，有助于我们探寻到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触摸到流淌在中国人民精神血脉中的源头活水。

一、 自强不息、奋进不止的奋斗精神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开发和建设了祖国辽阔秀丽的大好河山，开拓了波涛万顷的辽阔海疆，开垦了物产丰富的广袤粮田，治理了桀骜不驯的千百条大江大河，战胜了数不清的自然灾害，建设了星罗棋布的城镇乡村，发展了门类齐全的产业，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生活。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1]140 他说：“中华民族有着善治水的优良传统。传说中大禹治水就标志着我们的祖先为治水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2]127“自古以来，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攻沙’，从汉武帝‘瓠子堵口’到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2]130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伟大奋斗精神的卓越展现。一是自立自信、自力更生。人是具有自觉性、能动性的存在。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在洪水来临的情境下，人们一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消极适应，躲避洪灾，转移到洪水达不到的附近高地上，或迁徙到远离故土的“乐土”“乐国”，或者幻想在神的安排下躲进“方舟”;另一种是能动改造，迎战洪水，保卫家园，恢复秩序，维护文明成果，通过积极的奋斗改变命运。

大禹选择的是后者，他不是把治水的希望寄托于神力的拯救，而是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于人自身，以“赞天地之化育”（《礼记·中庸》）的自信和自立，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

二是不惧艰险、攻坚克难。大禹知难而进，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庄子·天下》）。治水的工程量巨大，大禹是治水大业的设计者、决策者、领导者，一直亲临治水一线，手持橐耜、光着脚板参加治水，以非凡的智慧、顽强的毅力、巨大的艰辛换来了治水的成功。范文澜认为：“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4]

三是驰而不息、奋斗不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与洪水的抗争早在大禹之前就已经开始，如共工、鲧都在治水史上留下浓重的笔墨。大禹接过父亲留下的重担，进行了一场漫长而且艰难的治水斗争。他“勤劳天下，日夜不懈”（《吕氏春秋·古乐》），水患不除决不罢休，经过长达13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治水大业的成功。从鲧到禹的治水历程体现了中华民族接续奋斗、永久奋斗的精神，体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刚毅，体现了“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洪实践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奋斗精神。1998年汛期，由于气候异常，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明显偏多，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致使一些地方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面对滔滔洪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困难、顽强拼搏，洪水涨一尺，斗志高一丈，与洪水进行殊死搏斗，以超人的勇气和惊人的毅力战胜了一次又一次洪峰，谱写了战天斗地、惊天动地的英雄赞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防汛抗洪救灾中发扬不怕吃苦、斗争到底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在安徽指导抗洪时指出：“广大干部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坚决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发扬不怕累苦、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精神斗志，坚守在防汛抗洪救灾第一线，涌现了许多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展现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书写了洪水无情人有情的人间大爱。”[5]

二、 齐心协力、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1]141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而从未中断，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表明中华民族内蕴独特而巨大的凝聚力。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优秀的文明形态，其内部的合作关系非常独特、非常紧密、非常全面，远不是“一盘散沙”“各扫门前雪”之类的断语所能否定的。

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创造的改天换地的壮举，体现出很高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团结程度，极大地彰显、增进、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一方面，文明越是优越，人们的认同感就越强，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吸引力就越大。在大禹所处的时代，炎帝、黄帝开创的华夏文明已经奠基并不断成长壮大，中华民族早期的文明创造如朝阳般喷薄而出。华夏族是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态。“华”有“光华”“荣华”之意，“夏”有“大”“华彩”之意，“华夏”这一称谓本身就蕴含着文明自豪感。另一方面，当人们所属的文明体面临自然界的危险或其他族群的侵扰时，该群体的凝聚力就会被激发出来，群体成员就会非常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应对危险、抵抗灾难的巨大力量。在大禹所处的时代，华夏文明遭遇来自于洪水的巨大威胁，“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要治理大河流域内面积广阔的系统性洪灾，靠每个部落各自为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协调、整合流域内各个部落的力量，形成统一的、强大的战斗力量。在此背景下，大禹站到治水大业的“浪尖”上，站到保卫文明的历史舞台上，成为团结众民、战胜洪灾的伟大旗帜。

需要强调的是，有着民本主义、整体主义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其肇始阶段就培育出了强大的团结基因。从民本主义看，中华民族的团结得益于悠久深厚的民本理念，“重民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质之一，是自尧、舜、禹、汤、周公以来一以贯之的核心政治主张，历代天下治理实践都遵从“民惟邦本”“敬天保民”“养民爱民”等思想，形成了一个刚柔并用、宽猛相济的富有弹性和韧性的政治治理模式，在较长的历史阶段中较为有效地保障了民众的基本利益诉求，对阶级分隔、利益对抗、人群撕裂等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形成较为明显的对冲。从整体主义看，中华文明以血缘为根基，形成了由个人、家庭、家族、国家直至天下的社会系统，其中个人从属于家庭，小家庭从属于大家族，大家族从属于国家，国家从属于天下，个人意志服从集体意志，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体现出非常鲜明的整体主义特质，其凝聚力大大强于以个人主义为特质的社会群体。禹能够号召、联合、领导天下四方的力量成功消除水患，充分显示了整体主义的威力。“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这说明大禹具有号令诸侯、统合万邦的能力和威望。从字形分析看，禹与龙有关，为蛇形的龙。“禹，虫也。从禸，象形”（《说文》），“夏后氏，蛇身人面”（《列子·黄帝》）。在河南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就发现许多龙形遗物，在许多陶器上也有龙形图案，说明夏人以龙为图腾。龙图腾是若干动物图腾的整合，是部落融合的象征，表明中华民族早期已经形成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与洪灾作斗争的实践中，我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国人民发扬伟大团结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在“团结就是力量”的信念鼓舞下，勠力同心、顽强奋战，取得一场场抗洪救灾的伟大胜利。在1998年的抗洪斗争中，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全国一盘棋”的大团结、大协作精神，集聚了磅礴的力量。“团结奋斗”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关键词之一，报告的题目、主题段、结尾段的最后四个字都是“团结奋斗”，报告强调“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6]。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党中央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团结精神，其深刻背景可以从如下方面考虑：其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非常高远，越是高远的目标其实现难度就必然越大，就越需要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块整钢，需要全国各族人民能够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需要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其二，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实施封锁、孤立、分化、讹诈、打压。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全国上下就必须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其三，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文化不断潜入以及市场经济根深蒂固的逐利性对我国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与规范形成严重侵蚀，消解着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对此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三、 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很多伟大的思想成果、艺术作品、科技成果等，在不断的创新创造、吐故纳新中为创造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7]如果没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革新精神，如果没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的革新使命，如果没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的革新思维，中华民族就必然会被历史的沙尘无情地埋没，不可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不可能发展成为有着超大国土面积、超大人口规模的文明体。

在大禹之前，黄帝、炎帝之所以被尊为“人文始祖”，决定性的因素是他们对文明的开创之功。据远古传说，农耕的起步、陶器的制作、市场的设置、草药的使用、乐器的发明等都有炎帝的创造智慧。以农耕为例，农业文明的发育是一场全面的、深刻的社会革命。随着自然知识的不断积累，人们逐渐掌握天象变化、季节更替、河流涨落等规律，对土壤状况、作物特性等形成比较准确的把握，加之生产工具的革新，才会有神农“始教天下耕种五谷”（《帝王世纪》）的生产革命。在此基础上，逐渐实现以游居为主到以定居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人口规模由小到大的变化以及家庭组织形式与政治组织形式的变化等。

大禹治水是穷则思变、勇于创新的典范。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的主要方式是“障”，“鲧障鸿水”（《礼记·祭法》），即加高堤埂以拦住洪水。这种办法对治理小规模洪水是有效的，而当大规模洪水袭来时则无济于事。鲧带领人们一次次地把堤埂加高，堤埂又一次次地被大水冲垮，劳而无功，归于失败。大禹吸取父辈治水的教训，探索新的治水方略。“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孟子·告子下》），他根据“水之就下”（《孟子·离娄上》）、“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的特性，依照地形的变化来疏通洪水下泄的路径，采取以“疏”为主、疏堵结合的方法，开凿河道、因势利导，把积水排导出来，最终取得治水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