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价值意蕴

[内容提要] “创造历史”是唯物史观特有的重要概念，创造历史主动精神与被动创造历史的精神现象相对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突出了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百年辉煌和新时代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重大意义。在唯物史观逻辑上把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精神现象，可以深刻理解“焕发”之深意。在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逻辑上，挖掘其如何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方法论，以及深刻把握实践的现实性之规律，具有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创造历史；主动精神；唯物史观；社会意识

[作者简介] 池忠军，哲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郭超飞，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 本文系2 0 2 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社会共同体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 2 0 B K S 0 6 9）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新时代人民群众“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 1] 6 2作了精要阐释。《决议》深刻总结了党和人民以特有的精神气质创造历史的百年成就：“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1] 1 - 2“创造历史”“历史主动性”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创造历史主动精神体现了这两个概念的意涵。在创造历史的深层逻辑上思考何以焕发、以何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以及二者如何统一于实践的问题，就成为当前应当重视的课题。

一、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逻辑

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深含唯物史观逻辑。“焕”字的古义从火，奂声，是火光或光照之义。[ 2]“焕发”一词具有主体因某种原因将内在力量释放出来的意思。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命题关涉历史与精神的深刻关系问题。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构建了精神发展规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科学再现了以人为主体创造社会历史的自觉与非自觉的精神现象，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深意蕴于其中。

“精神”是既自明又晦暗的概念。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在物质元素中追寻精神的本源失败后，唯心主义哲学用“超验”“先验的逻各斯”“理性”“理念”等概念来确定精神存在形式，创作了庞杂的精神学说史，但这既不是精神发展史，也未揭示历史与精神的关系。真正完成历史与精神逻辑化建构的是黑格尔的唯心史观。黑格尔认为，“精神是知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 3] 1 0，既是实体又是主体，是不依赖于他物的自为存在的绝对的自由[ 3] 1 9。自由即自我决定、自我创造实现自己目的性的道路。这条道路便是：精神为自我实现而外化、异化、对象化自己，从而转化为精神现象，即人的意识；人的“意识的经验现象”诸阶段的发展史就成为人类历史。在黑格尔看来，精神实现自由推动了人的自由实现历程，他把人的自由道路作了这样的安排：自由起始于东方君主的只知道一个人的自由，转移到西方的少数人知道自己的自由（贵族） ，人的自由将终止于日耳曼人，这是人达到了人与绝对精神的共在。[ 4]黑格尔确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而然演进的必然性规律，人的激情、欲望、功名心、荣誉感等在精神自我实现的规律中类似于“蔷薇上的舞者”。在这一逻辑上，黑格尔只把精神的工具赋予英雄[ 3] 1 7，而劳动大众只是物性生存，不配做精神的工具。马克思赞扬黑格尔把精神视为发展的历史的概念，但深刻批判黑格尔用逻辑学代替了神创世，又拜理性、理念为神，以“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 5]颠倒了历史中人与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虽然没有给精神下过明确的定义，但唯物史观本身就蕴含丰富的精神内容。精神属于人，而不是人属于精神，“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6] 5 2 4。在广义上，精神包括了人们创造现实生活的目的性、意识、思想活动等；在狭义上，使用“人的目的性”“人的意识”“人的思想活动”等任何一个概念都体现着人的全部精神现象。思想活动并不是思想家独有，“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6] 2 8 6。马克思彻底改变唯心史观“把群众称为‘物质’，而把‘精神’当做真理性的东西同‘物质’对立起来”[ 6] 2 9 6的荒谬，确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作为构成性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既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又阐明了主体被异化为他者的悖谬性问题。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6] 2 9 5的论断深刻说明，人们为了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了社会历史，而不是相反，这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的思想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的真实。这就造成了一种历史的实然状况，即具有创造自己生活意志的主体自觉而不具有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自觉的人们，创造了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自然必然性的历史。恩格斯对这一谜题作了简要解答，人们出于创造自己生活的目的而相互作用的“合力”，是个人“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7] 5 9 2，这种力量不仅超出个人意志的可控范围，而且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就是自然必然性的“历史”规律。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深层逻辑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7] 5 9 1。历史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囊括了经验的、知识的、理智的、想象的、伦理的、信仰的等一切精神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以及这些方面构成的复杂关系。在这一逻辑上，使剧作者和剧中人面对周遭环境创造自己生活的自觉与对相互作用合力限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自觉的显与隐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来。由此，人的精神现象呈现出的自然必然性的发展规律也就得到了揭示。

首先，对人们精神发展作自然必然性理解的根据在于人们的社会存在。马克思揭示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8] 5 9 1是打开历史之谜的钥匙。但对这一命题的理解歧义丛生，其中把社会意识（人们的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派生和二者彼此外在的观点影响了对这一命题的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决定”概念指什么？威廉斯考证了“决定”概念复杂的演进过程，原初具有前提、条件之义，后演化出派生、机械唯物论的因果关系等意涵。[ 9]实质上，马克思的“决定”概念是前提、条件和辩证的因果关系之义。社会存在的“存在”，特指人们创造自己生活的过程；社会既不是抽象的伦理体，也不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人们交互作用的运动变化的有机体。社会概念是“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 1 0]的抽象表达。社会意识包括人们所有的精神活动，但更重要的是关于个人、群众和建制化的横向、纵向交叠作用关系，是在为了生活而创造生活的界域展开的。因此，社会存在是包含社会意识在内的总体性概念。有学者指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二者并不是彼此外在的，而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1 1]也就是说，作为构成性的社会存在的总体性与社会意识之间是同一、分化为矛盾、统一性的辩证运动。马克思指出：“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 7] 4 2尽管社会意识具有历史传承性和独立性，但没有社会存在的对象，意识就为空。空想、幻想的意识及其丰富性总是存在的，但在人们生存的“现实性”上是具体改造自然之物变“为我之物”的“社会关系存在”的全部意识。[ 1 2]人们的意识受人们的社会存在制约，也必然与社会存在基本同步。

其次，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存在的驱动力。人本身和物质生活资料的两大生产是人们社会存在的内容，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也是两大生产的范畴，而且是渗透在前两大生产之中的。正是在这一深刻的层面上，马克思给出了人们不能任意选择社会的原因：“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 7] 4 3对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只限于物质生产力的解释是狭隘的，而将“精神生产力”概念狭义化为创造精神产品的能力也是不够的。广义的精神生产力包含人们创造物质生活的精神动力以及思想、理论、观念的全部。承认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就必然承认人首先占有自己的精神生产力，由此才有人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对象化、物化结果的生产工具的功能性生产力。马克思深刻阐释了社会形态的演进“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1 3] 1 5 5。精神生产力的能动性是社会的发展动力，但受人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只有在与物质生产力的辩证运动中才能发展。

最后，从总体生产力维度来看历史主体被异化的精神现象。马克思的“总体生产力”概念有两种表达，即人们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 6] 5 3 2 - 5 3 3与“应用能力”[ 7] 4 3。这两种观点的一致性在于，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统一于人们创造生活的共同活动和应用能力。马克思把人与动物分离后的本源共同体即共同活动本身作为人类历史“第一个伟大”的“主体生产力”[ 1 3] 1 4 6。只有主体共同体的共同活动方式从最初的运用本能的意识向运用智力的经验的意识发展，才可能有占有自然界和再创造客体生产力的能力。这一时期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还没有发生分离，但人们的精神已经出现异化现象，即人们对共同体本身的崇拜从象征的自然神向脱离人本身超验的神转变。尽管如此，创造性的生产能力还在人本身，只是这种创造力被异化为神。人们以生产和再生产共同体本身为对象的意识发展了物质生产力，使本源共同体解体。进入阶级社会又以重建虚假共同体的形式即共同祖先、语言、信仰等社会意识形成共识，统治阶级生产虚假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人们生活的观念意识形态是互动的。到资本主义时代，物质生产力的创造已经不是经验的技术，而是自然科学技术化，这一抽象的生产力的运用被资本化了。资产阶级在旧共同体意识的废墟上重建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成为人们的社会意识。马克思用“照相机”之喻[ 6] 5 2 5来说明创造历史主体被异化为他者的精神现象，这也就是被异化的合力。

从马克思关于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来看，前两个阶段经历了创造历史的主体被异化为他者的精神现象。究其缘由，“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6] 5 3 8。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们这样创造历史的过程称为“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 6] 3 1 2。这里的“无意识”就是指历史创造者没有历史主体自觉意识地创造历史的过程。到发展个人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1 4]，但只有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才可能从非自觉向自觉创造历史转变。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刻意蕴就在于此。

二、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的方法论意义

焕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精神，必须把握人民群众是谁的问题，必须具有鲜明的历史方位的指引，同时引领主体也必须具有合理的方法。人民群众是谁似乎不是问题，但在历史观上却是大问题。在唯心主义思想史上，“人民”这一概念不是指个人的集合体，而是指抽象的有机的伦理体，与“权力”概念相等同。亚里士多德把权力设定为世俗世界之外的理性的超验力量。此观念的流传，使唯心史观总是把“人民”作为抽象的高贵的概念使用，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都以人民的权力来论证。群众与劳动大众等同，古希腊思想家把奴隶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视为劳动或物质，由此，“群众”概念作为低级的、没有教养的、盲从的大众或乌合之众、群氓而流传。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民群众是历史范畴，特定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既是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又是处于那个历史时代的生产者。现代无产阶级不是古罗马“无产者”概念的历史迁移，而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因此，马克思使用“人们”和“他们”表达“劳动者”这一贯穿社会历史的“人民群众”概念。这就使质疑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主体而不追问现代无产阶级历史生成逻辑的唯心史观陷入了困境。可以说，马克思实现了人民群众的术语革命，这如同恩格斯说《资本论》实现了“术语的革命”[ 1 5] 3 2一样，二者具有同等价值。现代人民群众是指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在资本逻辑和大工业的劳动分工条件下继承了劳动者的意识，但自觉自为的社会主体、政治主体意识的焕发是必须面对的课题。马克思深刻认识到“真正的群众自己在内部和相互之间形成最为群众的对立”[ 1 6]和“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1 7]的现实性问题。对如何引领工人群众自觉创造历史，概括来说包括三层指要。其一，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必然性不可逾越。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1 5] 5 6这一论述重在说明创造新历史必然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并要利用人类生产力的历史成就和一切文明成果。其二，创造自由人联合体的条件。无产阶级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根本改变了受外部偶然性因素支配的历史，但这是再创造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既需要物质基础的客观条件，也需要工人阶级的自我革命的主观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1 5] 9 7。工人阶级只有具有为自由人联合体创造出一系列条件的历史主动性，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其三，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是引领工人阶级自觉创造历史的前提。共产党人要在实践上以“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先锋姿态塑造工人群众历史主动精神，在理论上要“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8] 4 4。这三点深刻阐明了谁来引领、怎样引领的一般问题。这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所作的结论，但既不能忽视其普遍的时代价值，也不能苛求马克思对一切特殊条件作出完全的最终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社会历史规律和人民主体地位，立足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焕发和引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形成了具有独特方法论意义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