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文化·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维向度

[内容提要]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包括心理生活、文化生活和信仰生活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心理生活的重要基石，能够纾解中心失焦、心理失序和心态失衡等心理陷阱，进而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作为文化生活的价值标尺，能够调节文化供给、文化享有与文化交往的内在矛盾与瓶颈问题，从而确保文化生活的充实丰盈、和谐有序和自信状态；作为信仰生活的意义支撑，能够回应社会转型期中的信仰问题，继而形塑信仰生活的理性认知、精神自觉和惯习图式。

[关键词] 心理；文化；信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者简介] 柏路，法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乔庄，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 1]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和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2]，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唯物史观来看，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催生了精神生活的层次性。心理生活处于精神生活的基础层级。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包含人的心理感官系统在内的全部解放，人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体验就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感性直观之维。文化生活处于精神生活的中介层级。文化是在人类生存与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不断积淀、升华的产物，文化生活凝结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精神基因、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为民族成员的精神生活注入历史基因与现实物料。信仰生活处于精神生活的根本层级。人在生命活动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显示出自我否定、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超越属性，是人之为人的特质和标志，具有照亮精神家园、抚慰心灵、构筑意义世界等功能，这也是信仰生活的展开方式与意义呈现，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支柱。立足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生活的理想样态和实践要旨。因此迫切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尺与重要引擎，破解社会新发展阶段人们心理生活、文化生活和信仰生活中的现实困顿，达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理生活，和谐多样、优雅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活，意义充盈、凝魂聚气、崇高笃行的信仰生活”[ 3]。基于心理生活、文化生活、信仰生活，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维模式，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心理生活：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

在历史发生的起点，“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4] 1 6 1。人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与自然界进行能量交换，以满足基本的肉体需要与精神需要。马克思指出：“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 5] 4 7 - 4 8因此，与这种肉体需要直接相联系的精神需要实质上就是人的心理生活，即肉体在认知、情感和意志等感性心理活动层面对物质生活的反映，它是最简单的精神生活形式，构成物质生活基础上精神生活发展的起点和基石。

人的心理生活既是个体的知情意行等心理状态，也是集体心理生活的表征，即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不仅表征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程度和社会民生福祉状态，也反映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的社会需要、共同认知、情绪反应、价值取向等社会精神生活的整体状况，被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心理生活共同富裕实质上是社会成员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需要在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情绪、理性的社会认识和稳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心理生活共同富裕能够缓和利益冲突、凝聚社会共识，能够为人们提供理性思考、保持乐观情绪的心理环境，促进形成稳定持久的价值取向。在此意义上，心理生活共同富裕构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

社会心态的起伏涨落、运行演化直接关系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当代中国社会心态呈现出何种样态，以何引领、如何引领社会心态走向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注入精神力量等，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心态的发展演变是由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群众对实现美好生活充满信心和期冀，但受社会转型影响，也滋生出中心失焦、心理失序和心态失衡等问题。一是“怎么都不富裕”的心理陷阱致使中心失焦。经济学家常常设想将“蛋糕做大”从而使每个人获得比较满意的生活条件，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6]。事实上，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充裕，而且更为紧要的是避免“心理蛋糕”对“经济蛋糕”的抵消，陷入“怎么都不富裕”的心理陷阱，降低大众的获得感与满足感。二是群体极化造成心理失序。积极情感的普遍认同往往会转变为对所属集体的认可，而消极负面情感的积聚，则可能引发破坏性的集体行动。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公权力形象塑造、民生热点话题等，容易引发利益相关者和“看客”的情绪波动，继而产生群体极化，造成社会心态的分野。三是阶层差异造成心态失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社会成员心态失衡，并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产生冲突意识和对立情绪，造成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疏离感和怨愤感。社会心态是关于社会现实的主观感受，本质上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结构特征所决定的。当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阶段，人们具有良好的心理预期、认知和感受，社会心态就会随之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心理倾向；当社会发展趋于平缓，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暴露出来，人们就会产生心理落差与心理分歧，社会心态也会随之变得消极。根本而言，社会心态是以一定社会价值观为支撑的社会认知、社会感受和社会情绪的综合表征。因此，既要从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来提升人们的心理预期、认知和感受，更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心态，支撑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坚定信念，避免各类心理陷阱的产生及其带来的危害。

那么，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点引领心理生活共同富裕？社会心理学认为，个人在与集体互动中通过知识、情感、价值观的比较和判断，能够自觉地融入某个心理群体，从而以群体心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为参照形成个体的心理生活。因此，要增进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尊感、信任感和归属感，将其内化为社会心态的价值基点，形成对心理态势的强力支撑与引领，破解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的各种心理难题。

第一，促进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尊感。泰弗尔的最简群体范式认为，个体认同一个群体及其价值观能够获得积极自尊，即个体对给自我带来自尊的特质产生自觉确认；个体会主动寻找、认可符合自身特质的群体价值观念；个体将自己所属的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和评价后得到身份确认。因此，应当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节社会成员的心理秩序，架构“政党引领—社会支持—他者关怀—自我确证”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破解“躺平”“内卷”等带来的消极自我认知，引导社会成员在所属社会群体中找到角色定位和价值所在，积极培育群体精神以提升社会成员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参与感，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尺推动不同群体形成价值共识，实现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同频共振。

第二，促进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任感。当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倡导的价值导向是稳定且一贯的，就会产生信任感，而这种信任感有助于生成稳定的社会心态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利益分配的价值标尺，贯穿于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全链条，以分配公平纾解社会利益矛盾，稳定心理预期，提升社会成员的获得感与满足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舆论宣传的价值导向，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给予社会成员以积极反馈，同时涤荡浊风陋习，驳斥西方错误思潮，祛除不良之风，以共同情感培育涵化社会信任感。

第三，促进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归属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时代精华，又是当下社会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因而社会成员对其具有天然的亲切感与归属感。激发社会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归属感，能够增进其对于民族身份、文化基因和社会发展的认同，从而有效弥合心理分歧、缓和心理冲突等。走向历史深处，充分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民族禀赋与伦理传统，唤起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与心理归属，铸牢里仁为美、履道尚德、家国一体的民族文化心理根基，构筑中国人独有的“我们感”与“家园感”；基于现实考量，破除由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引发的认知鸿沟与心态歧出，引导社会成员正确认识全局与局部、先富与后富、个体与集体、公平与效率等的关系，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意识与社会心态，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在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和共同享有中获得归属感与幸福感。

二、文化生活：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食粮供给

唯物史观从基本事实出发，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 7]。吃、喝、住、穿是人们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相互作用而实现的，是人们的经济生活。在此基础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文化上层建筑也逐步建立起来。马克思指出：“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 4] 5 4 1因此，文化生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表征着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内容。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实质上是文化生产繁荣有序、文化分配公平正义、文化交往自信和谐和文化消费理性自觉的有机统一。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是衡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创造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是人的精神食粮，正如人类肉体的存续需要消费物质生产资料，人类精神生活的满足也需要作为精神资料再生产的文化生活。人的文化生活需要是多层次、多方面和多样化的，一般而言包括“审美之需要、求知之需要、怡情之需要、成德之需要、究极之需要等”[ 8]。不同于心理生活和信仰生活，文化生活具有消费属性，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必须诉诸文化产品，因而文化生活共同富裕首先指涉的就是文化产品的质量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生产领域愈发繁荣的同时出现了质量与数量、高雅与媚俗等矛盾，造成了娱乐化、庸俗化的价值取向，从根源上遮蔽了文化生活的文明样态。因此以何种价值标准衡量和引领文化产品创造，则成为实现文化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问题。从本质上看，，对某种文化质量的价值评判应当“表现为一种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或者说，表现为一种文化在促进文明健康发展上的能量，……所谓具有较高价值的文化就是一种蕴涵着较大创造余地的、为人类创造精神准备了广阔的自由空间的、也就是更能激发并保持人类创造性的文化。这种文化最具特征性的一个现象是，它的传统所起的作用只是为进一步的创造提供了基础而不是把进一步的工作限制为派生性的注解”[ 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精华与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表达，表征着中国人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追求，蕴含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能够并且应当作为评价文化质量的价值标准。

共同富裕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分配公正的有机统一，文化的公平享有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的肉体和精神遭受摧残与折磨，人被降格为“物”，且只有以“物”为媒介，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与独立。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5] 8 7 4。一旦消灭私有制，人们的感觉、精神就会从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进而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当下，我国城乡、区域等的文化服务差距仍然较大，文化生活共同富裕任重道远，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均等化发展是未来一段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建设的主心骨，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以其中蕴含的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牵引，将顺应社会发展、满足人民需要的文化政策落实到城乡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