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宣传教育工作的“时、度、效”论析
作者: 侯鉴洋 张澍军[内容提要] 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因时而动、张弛有度、务求实效,实现了宣传教育工作“时、度、效”的有机统一。在时机选择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时事及时开展宣传工作,充分利用舆论,抢占思想宣传阵地,并适时选取最有效的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教育。在尺度把握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官方许可的斗争中争取最大的宣传自由,在通俗易懂的前提下加深教育内容的理论感,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尽力满足宣传教育对象的需要,在坚持灌输的基础上采取温和的启发式教育。在务求实效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追求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显性效果与隐性效果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时机;尺度;实效;宣传教育工作
[作者简介] 侯鉴洋,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张澍军,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系2 0 1 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研究”(项目批准号: 1 9 J Z D 0 0 7)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形势下提高宣传思想工作质量和水平,关键是要“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 1] 1 5 5。中国共产党人对宣传教育工作“时、度、效”的重视,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对“时、度、效”的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明确将“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 2] 5 7 2作为加入共产党的首要条件。正如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3]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 4] 4 0开展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这种宣传工作,使得工人得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以前强过百倍”[ 5] 2 7 3。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那么也许“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6] 5 5 8。在实际的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抓住时机、审时度势、讲究策略,体现了真正的宣传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素养,这对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一、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时机
时机是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时间的易逝性体现了在宣传教育工作中把握时机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最主要的就是不要错过时机!”[ 7]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展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时,非常重视把握有利时机和最佳契机。因为他们坚信:“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时机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8] 5 8 5他们善于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及时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舆论,抢占宣传阵地,并根据不同革命时机适时选取有效的传播媒介,精准把握宣传教育的最佳时机。
1 .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及时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社会危机往往是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最佳时机。在人民群众生活相对平静且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宣传教育工作往往难以取得成效。社会危机可以激发人们对现状的反思,并促使人们更愿意接受新的观念。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时,可以利用社会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人们的焦虑情绪,激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促使人们采取变革社会的行动。正如马克思指出:“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很难进行鼓动,正如人的机体在没有大气压力的情况下很难作出反应一样。”[ 9] 4 5 5马克思恩格斯深知,最好的宣传教育时机需要借助于时事,应及时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最佳机会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宣传。他们发现,英国“争取恢复谷物关税”[ 5] 5 0 6的宣传就与社会危机有关,当工业繁荣或农业工人的处境不太坏的时候,“这种宣传就永远不会起什么作用”[ 5] 5 0 6,但只要危机一发生,“就会在农村中引起一场不寻常的风波”[ 5] 5 0 6。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及时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展现了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效的创造力。面对1 8 4 8年的革命风暴,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把握时机,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德国革命的纲领,并将这份《共产党宣言》的德国版小册子以传单的形式印发给德国无产阶级,产生了显著的宣传教育效果。随着革命的不断蔓延,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秘密通讯的方式已不再适用,于是他们紧急筹办了《新莱茵报》,并将其打造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喉舌。1 8 6 3年,波兰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俄国民族压迫的民族大起义。与此同时,英国工人纷纷声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的侵略和压迫。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态势,于是主张成立“第一国际”。为此,他们亲自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并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启发工人阶级不断觉悟,以此加强国际工人间的团结。列宁特别指出:“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 1 0]1 8 7 0年普法战争爆发,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此时正是开展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最佳时机,因而他们搁置了理论研究工作,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第一时间对革命态势的变化进行及时分析,从而掌握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主动权。马克思指出:“战争所引起的种种情况将给我们的原则提供最好的宣传材料。”[ 1 1] 3 4 81 8 7 3年,马克思在分析美国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时同样提道,“危机对我们来说起了动员作用”[ 1 2]。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政治活动几乎都伴随着对时机的准确把握,如顺应时代之势创立唯物史观,推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迈向新的历史阶段;根据时事进行宣传教育,动员无产阶级开展政治行动。
2 .充分利用舆论,及时抢占宣传阵地
舆论作为公众的意见,是人们表达意愿的一种重要方式。如果宣传教育工作能够及时介入舆论、借助舆论,并赢得舆论引导的先机,那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利用舆论及时抢占宣传阵地。正如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9] 1 0 0。在运用舆论进行宣传教育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借鉴了欧文的宣传经验。一旦出现社会主义者被迫害的事件,他们就充分利用舆论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出现为共产主义事业殉难的人,“这就会惹起宣传,而宣传是使他们的事业更加深入人心的一种手段”[ 1 3] 5 7 0。官方对舆论进行镇压之际,更是利用舆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佳时机,因为“对某件事采取镇压手段往往比拥护这件事的人所进行的宣传鼓动的效果还要大”[ 1 3] 5 7 0。在人民已经有所觉悟的情况下,舆论一旦发酵起来,就会产生广泛的传播效应,愈是压制舆论就愈会使舆论迅速发展,舆论控制者如果不对问题进行彻底解决就根本无法平息舆论。在实际的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根据最近发生的且能够迅速引发舆论的事件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譬如,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马克思报道种植葡萄和捡枯树枝的农民的悲惨状况,借助舆论力量揭露普鲁士当局政府的丑恶行径,引发了同情农民悲惨遭遇的舆论,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这样的舆论发酵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并为改善农民处境贡献了积极的力量。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的三个女儿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中遭到警察长达一周的搜查、盘问和监视,马克思随即便将这一事件刊登在报纸上,以法国警察迫害妇女为主题开展舆论战,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揭露法国当局政府的野蛮行为和真实目的。此外,恩格斯也十分重视利用社会主义者被迫害的舆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他强调:“我们将无情地把每一个压迫工人的事件提交舆论谴责。”[ 1 4]1 8 7 1年,恩格斯在了解了意大利国际成员被迫害的事件之后说道:“欢迎迫害,把它作为一种极好的宣传方式。”[ 1 5]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把握时机介入舆论,迅速分析研判舆论的发展态势,充分利用舆论的发酵来扩大事件的影响力。这种利用舆论发酵的宣传策略,使他们能够占领舆论的制高点,从而掌握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主动权。
3 .适时选取有效的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教育
在开展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不同的宣传时机和目标受众,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作为宣传载体,确保达到最大的宣传教育效果。在1 9世纪,报纸和杂志作为当时最有效的传播媒介,被广泛应用于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报纸和杂志因性质不同而承担不同的政治职能,它们所带来的传播效果也存在差异,“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 1 6] 1 1 5,而杂志则不具备这样的长处,其优点在于“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 1 6] 1 1 6。换言之,报纸注重时效性的特点决定了其能够通过频繁地互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紧密联系,而杂志注重理论性的特点决定了其能够更系统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报纸和杂志各自的优点,结合革命不同阶段及宣传教育工作的需要,精心选择具体且有效的传播媒介,用以进行政治宣传和革命教育,这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在1 8 4 8年革命进入高潮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及时报道和分析整个欧洲革命的政治局势和发展态势,以清晰明确的方式向工人阶级阐述斗争的形式。他们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及时制定不同的革命斗争策略,并通过日报的方式与现实的工人运动建立了紧密联系。很快,《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便成为当时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而在1 8 4 8年革命的热情逐渐消退之际,马克思恩格斯又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此次革命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为下一次革命时机的到来积蓄力量。具体而言,马克思在《1 8 4 8年至1 8 5 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章中,聚焦于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揭示了传统的思想观念残余对人们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告诫工人阶级避免陷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并强调了无产阶级以专政的形式建立思想统治的重要性。恩格斯则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文章中总结了德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回顾了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揭露出一些工人和农民的思想状况受到来自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势力的侵蚀的情况,提出唤醒并吸引“农业短工群众”参加政治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 4] 3 1。这些文章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启发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也鼓舞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士气。在无产阶级宣传教育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不同的革命时机,适时选取最为有效的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教育,引领了无产阶级的前进方向和革命进程。
二、无产阶级宣传教育的尺度
尺度是质和量的统一,包含着力度、程度、分寸、节奏等多重内涵。在宣传教育工作中,要恰如其分地把握尺度,这意味着既不能过度,又不能不及。这种适度的宣传教育工作,真正考验了宣传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水平。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和节奏,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对宣传教育工作应有尺度的把握。
1 .在与官方许可的斗争中争取最大的宣传自由
宣传教育工作的前提是思想观念的自由表达和自由传播。在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书报检查制度对于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在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下,“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 1 7]。书报检查制度禁锢着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自由,也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对于经济地位上占劣势且毫无社会地位的工人阶级而言,思想观念的自由表达和传播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对自身权利的捍卫。恩格斯将争取思想观念的传播自由视为无产阶级“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 1 8] 8 6 - 8 7,甚至可以说,“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1 8] 8 4。因此,马克思向普鲁士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发起进攻,以争取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自由表达和自由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官方许可的斗争中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既争取了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发声的权利,又没有将宣传教育工作只限制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展现了对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尺度的把握。马克思指出:“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最需要的是停止搞官方恩准的鼓动。”[ 1 9]例如,马克思在筹办《新莱茵报》时就将办报地点选在了享有相对自由出版权利的科隆,以便更好地开展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中采用了一些隐喻的修辞手法,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到文学、哲学和经济学的讨论中,使得官方难以直接察觉其真实的政治意图。这种规避官方审查的方式,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在严格的限制中得以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屈服于官方的书报检查制度,能够在官方许可的限制中巧妙地完成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尽管马克思一生颠沛流离甚至被多个国家驱逐,成为世界公民,但他从未停止与书报检查制度的抗争,始终致力于推进无产阶级宣传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