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政治“大课”模式探索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改革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一项关键举措。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基于国情、校情和学情，整合教学资源成立“大课”委员会，探索政治“大课”教学方案，结合“大课”演讲、班会讨论、小组讨论、学期总结、课后实践等方式，推动革命历史、政治理论进入课堂，增进学生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开设政治“大课”，是清华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政治理论课建设和革新教学制度的开端，也是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尝试，亦为新时代建设“大思政课”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历史经验。

[关键词] 政治“大课”；“大课”委员会；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价值观

[作者简介] 李玉蓉，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高校德育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 本文系2 0 2 2年度清华大学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优良传统”的阶段性成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嵩丹同学参与了本研究的部分工作。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始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使命。[ 1]为了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新人，中国共产党在接管高校后迅速推动课程改革并探索政治课教学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结束不久后， 1 9 4 9年1 0月5日，清华大学正式启动了政治“大课”，推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理论进课堂。政治“大课”的组织与建设，是清华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思政课的重要标志。系统剖析清华大学设置政治“大课”的时代背景、组织结构、工作机制和课程模式，既有助于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铸魂育人、教育改革、课程革新的历史脉络，亦可为继续推动新时代“大思政课”改革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经验与借鉴。

一、立足国情、校情与学情：“大课”政策的出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教育体系、贯彻新的教育理念，更需要将加强政治教育的任务落实到具体的课程教学之中。清华大学对于政治理论课的探索，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推动高校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和培养国家建设所需人才的必然要求。

第一，从国情出发，建设政治理论课是培育国家新型人才、加强思想教育的必然要求。早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曾办过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军政类大学，这些大学侧重政治教育，为党的机关、军队和边区政府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积累了政治理论教学经验。在接管大城市及普通综合性大学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改造旧大学、培育新人才的新任务。由于各高校背景复杂、师生思想各异、课程设置不一，高校课程改革也随着新解放区的开辟及高校接管工作同步展开。[ 2]

政治教育关乎国家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建设，强调把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作为新中国教育体系的主要任务来抓。高等学校要“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 3]。因此，高等教育在内容、制度、方法各方面都必须密切地服务于工农，服务于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 4] 4 9

政治教育还关乎思想改造与思想斗争。受到冷战国际局势、新旧政权交替、长期革命与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路线。如何在大学教育中加强革命政治教育，落实为国家建设培养新人才与推动青年思想改造，课程改革成为落实这两大任务的重要抓手。

在新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大学“业务课”与“政治课”进一步区分开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钱俊瑞认为，政治教育配合业务教育，才能解决全盘的教育问题。其中，业务课的目的是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技术，而政治课的目的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国家需要“和人民相结合的科学家”[ 5] 6 6，需要技术与革命的政治相结合，需要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费孝通将学习业务课与政治课的关系比喻为“磨刀与操刀”，他认为充实技术好比“磨刀”，磨得快快的；建立正确的思想好比“操刀”，使我们的刀不被敌人所用。随着经济与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政治课越来越被视为有利于让大学“教育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能忠诚地去为人民服务”[ 5] 1 9 2的课程。从国情与时代需求出发，清华大学面临着探索政治教育与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

第二，从校情出发，建设政治课是革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必然要求。清华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北平接管的第一所大学。中国共产党在1 9 4 9年1月1 0日接管清华大学时即宣布实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致力于将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一所人民的大学”[ 6]。但在1 9 4 9年春季学期开学后，清华大学发现原有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例如文学院和法学院的课程内容有非马列主义的成分，需进一步商讨研究。

1 9 4 9年3月，北平文管会正式着手推动北平市内各高校的课程改革。1 9 4 9年4月，中共北平市委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决定在全市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对于青年学生的政治教育，北平市委学习委员会提出，应把《改造我们的学习》《社会发展史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作为基本学习文件，培养青年学生的革命观点、群众观点与劳动观点，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与工农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服务。[ 4] 1 5

在思想教育和学习运动的大背景之下，清华大学的教育改革尤其是政治课的建设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1 9 4 9年5月4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并明确指出，大学的中心任务在教学，教学的中心工作在课程，课程改革是改造大学最主要的工作，而课程改革中最大的工作是全校共同必修的政治课程。1 9 4 9年暑假，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召开华北各高校负责人会议，决定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列为大学生的必修课。然而，如何教、谁来教，各校负责人普遍表示感到困难，清华大学亦面临着特殊校情、教学模式固化、缺乏政治课教师等问题。

从客观情况来看，清华大学历来注重通识教育，强调开设贯通中西的课程，很多文法两院的教授擅长采用“少而精”的教学方法。[ 7]因此，原有教员中不仅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家，亦缺乏教学经验与方法。对于开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理论课程的要求，很多师生认为这些课程需要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家来承担。因此形成了“教的方面，不敢负起责任来；学的方面，迷信威权”的局面。从主观思想来看，除一部分教师已经开始转变思想并积极主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外，大部分教师仍持有不问政治的思想倾向。[ 8]结合清华大学的教学传统与实际校情，设置新型的政治课、采用新的教学模式已迫在眉睫。

第三，从学情出发，清华大学政治课程建设是学生思想转变与理论学习的必然产物。在北平解放前后，清华大学学生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转变，部分学生对于课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部分进步学生成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把全校学生编成五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六七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小队，积极主动学习与研讨新民主主义理论、各项政策和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还有学生已有了“改造自己的萌芽要求”，响应号召到清河制呢厂、石景山发电厂做工人教育工作，到附近乡村访问和调查，甚至直接参加解放军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各项工作。但从理论层面来说，大多数学生缺乏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面了解，进步学生希望对此有更为系统、深入的学习。

在1 9 4 9年秋季学期入学的新生中，仍有不少学生是非无产阶级成分，对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认识比较少。他们不仅不了解共产党，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共产党胜利以后会不会腐化变质？新社会里的干部使用制度与个性发挥有无矛盾？为什么非无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此外，部分学生还对教育理念和学校课程设置存在困惑。例如，有人关心能否毕业和毕业后的出路；有人提出为人民服务与为工农服务有何关系；有人提出“改造清华园”；亦有人讨论如何改革学制与课程方案。[ 5] 5 7因此，建设新的政治课程模式，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转变学生思想与答疑解惑的客观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华大学政治课的出台与建设是培育国家新型人才、加强思想教育的必然要求，是革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生思想转变与理论学习的必然产物。对此，清华大学基于国情、校情与学情，开始探索建设“大课”委员会，指导全校政治课程建设，探索帮助学生确立革命的人生观的具体方法与路径。

二、整合教师资源：“大课”委员会的组织与动员

针对各高校存在的师资与学情问题，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出“教学相长，师生互助”的原则，要求各高校一方面纠正学生依赖教员、教员脱离学生的教学方式；另一方面要自力更生，探索政治理论课模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亦要求各高校要开设“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这两门全校必修课。[ 9]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根据“教学相长，师生互助”的原则，开始加强组织与动员，整合教师资源，筹备建设全校必修课。

首先，上下联动，充分整合教师资源，建立“大课”委员会。政治课建设的第一步是要打通教员的思想，发动教员来担负教学工作。1 9 4 9年7月6日，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叶企孙在校教授会上传达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开设大学生共同必修课的决定； 8月3 0日，校务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成立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委员会，费孝通为召集人。校委会重点在文法学院教员中召开报告会与座谈会，推定1 0名教员和学生代表组成共同必修课委员会，这成为“大课”委员会的雏形。

1 9 4 9年9月1 0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举行华北各大学公共必修课之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教学目的、教材资料、教学方法等问题，并决定由各校教授专家组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领导辅助各校进行该门必修课的教学，各校另行成立分会，由教员、同学推选人员共同组成，具体领导各校教学的进行。[ 1 0]

根据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指示， 1 9 4 9年9月2 3日，清华大学第二十四次校务委员会会议对最初的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委员会进行调整，将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委员会改为两个教学委员会。一是“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简称“大课”委员会，由费孝通担任召集人，初步确定组织2 9名教师担任委员；二是“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王亚南为召集人，共组织1 0名教师担任委员。

从工作任务上看，“大课”委员会须计划及推进“大课”教学事宜，通过“大课”使学生建立革命的人生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组织结构上看，“大课”委员会隶属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并受到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的指导，向下依次设“大课”常务委员会、班会、学习小组，常务委员会中还设置了秘书组、学习报编辑部等辅助组织。[ 1 1]

在费孝通看来，政治学习是一个群众运动，不是“先生讲，学生听”的冷课，需要“靠自己努力和群众的创造性，耐心试验出一个新的课程来”。[ 5] 2 2 3 - 2 2 5因此，“大课”不仅是有系统、有组织的政治教育课程，也是整个革命形势下思想斗争的一部分，“是一个群众工作，是一个政治工作，是进行思想斗争思想改造的群众运动”[ 5] 2 0 4 - 2 0 5。把“大课”当作群众工作来展开，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培育革命的人生观，成为清华大学“大课”建设的方向与特点。

1 9 4 9年1 0月，“大课”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了成员名单，包括“大课”常务委员会委员1 2人，班会教员1 8人，秘书组4人。整体而言，“大课”委员会成员以社会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专任教授为主，辅以政治系、电机系、地质系等学院的青年教师，院系结构与专业结构十分多元。1 9 5 0年，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再次修订了“大课”常设委员会委员名单，叶企孙担任“大课”委员会主席，费孝通担任副主席，任华担任代副主席，季镇淮、郭良夫等2 7名院系教师担任常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