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俭德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弘扬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需要加强对中华传统俭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只有系统梳理并厘清中华传统俭德思想的发展脉络，在把握俭德内涵古今之变的基础上确立俭德的时代内涵，在辩证分析传统俭德标准的基础上扬弃发展俭德的丰富内容，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并阐发俭德的当代价值，才能逐步实现传统俭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关键词] 中华传统俭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简介] 姚郁卉，哲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研究员。

* 本文系2 0 2 1年度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以社会公德建设为重点提高新发展阶段社会文明程度研究”（项目批准号： 2 1 L LML C 0 2 9）的阶段性成果。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七个着力”要求之一。节俭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以日用而不觉的方式仍然深刻影响着百姓的日常生活。立足新时代，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近年来，餐饮浪费、粮食浪费现象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号召全社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2]。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批示精神，既需要汲取中华传统俭德思想精华，也需要抛弃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过时观念，立足时代条件，推动中华传统俭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新时代要求相融相通。中华传统俭德思想博大精深，限于篇幅，本文仅提出一种个人的研究思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一、系统梳理，厘清中华传统俭德发展脉络

中华传统俭德思想历史悠久、独具特色，但这些思想散见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鲜有系统研究的著述。因此，要实现中华传统俭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按照其产生、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行系统梳理、精细筛选，弄清中华传统俭德思想的发展脉络。按照中华传统俭德思想产生、发展、完善的历程，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和近代以来四个阶段。

1.先秦时期俭德思想的萌芽与产生

在原始社会，物质极度匮乏，为了生存，人们总是根据食物多寡的情况酌量取用，这一习俗可以视为后世节俭观念的萌芽。但真正把“俭”作为一个道德概念提出来，是从商初开始的。这一时期的俭德思想主要见于《尚书》和《周易》。例如，“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尚书·太甲上》）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 ，“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象传》）。春秋之际，针对当时奢靡的社会风气，闻名各诸侯国的一些贤大夫，如管仲、子产、晏婴等都从治国的角度，反对君主及贵族奢侈的生活方式，提倡节俭的消费观，并提出判断俭奢生活的标准。例如，管子认为“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管子·八观》） ，因此统治者必须“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管子·权修》） ；子产十分严厉地反对奢侈的生活方式，主张“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左传·襄公三十年》） ；晏婴因节俭而扬名于各国诸侯，“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 ，但他反对极端的节俭，并从道德价值上对“吝”“爱”与“啬”等概念进行了区分。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丰富而深刻，许多论述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在当时对于制止奢靡之风、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不言而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先秦儒家的代表孔子、孟子、荀子等都从不同角度看到了节俭的积极作用，从而主张节俭，反对奢华的生活方式。例如，孔子主张“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 ；孟子从治国的角度要求统治者厉行俭朴，提出“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荀子强调节俭的政治、经济价值，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墨家的代表墨子是中国古代最早系统论述节俭的思想家，其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远胜于儒家。例如，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 ，并系统论述了“节用论”，这些思想为后人所重视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道家的代表老子以“俭”为宝，认为“俭故能广”，并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的生活方式，在当时对于限制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负担具有积极意义。法家的代表韩非子也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并从治国之道的角度总结出“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韩非子·十过》）的规律，指出富而生骄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共同倾向。与儒家依礼而行的节俭标准不同，韩非子主张依“道”而行、依法而行，在经济标准上主张量入为出，并依靠法治的力量来节制消费，制止奢靡之风。

先秦时期，虽然儒墨道法等不同学派的思想家对“俭奢”的认识和观点有所不同，但“崇俭黜奢”始终是大多数思想家所赞同的主流观念，其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都值得系统梳理、深入研究。

2.汉唐时期俭德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秦朝统治集团奢侈的生活方式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二世而亡。秦朝以后的统治集团，大都吸取教训，轻徭薄赋，宣扬以俭治国，特别是汉初的几位皇帝，接受陆贾、贾谊等思想家的建议，把厉行节俭作为治国良策。汉初的陆贾认为骄奢淫侈是亡国的重要原因，向统治者提出“应之以俭”（《新语·无为》） ，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与陆贾同时代的贾谊则进一步界定了节俭和奢侈的含义，系统论证了节俭与治国的关系，提出了适应当时封建尊卑贵贱身份需要的等级消费标准，成为墨子以后反对奢侈消费最有力的思想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有些思想家开始关注过度节俭对于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其中，司马迁的自由消费思想、桑弘羊提出的“节奢刺俭”（《盐铁论·通有》）的口号，在中国俭德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魏晋隋唐时期，俭德思想和实践都进一步丰富。首先，针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无度，一些清醒的思想家提出了崇俭归朴的主张，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傅玄提出的“俭而有节，所趣公也”（《傅子·平赋役》） ，在当时和今天都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其次，一批以节俭持家为主要内容的家训所提出的“俭以养德”（诸葛亮：《诫子书》）、“施而不奢，俭而不吝”（颜之推：《颜氏家训》）、“俭则家富，奢则家贫”（宋若莘：《女论语·营家》）等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再次，一些道教经典提出的节俭之道，如“送终之制，务在俭薄”（葛洪：《抱朴子·省烦》）、“纯俭之道”（谭峭：《化书·俭化》）等，为改善当时的社会风气开出了济世良方，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最后，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如曹操、隋文帝、唐太宗等，不仅提倡节俭，以俭治国，而且身体力行，“以俭率人”（《三国志·魏书》） ，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俭德思想的理论宝库和实践案例。

3 .宋元明清时期俭德思想的完善与反思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从达官贵人到普通百姓追求奢靡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面对种种讲排场、比阔气的奢靡之风，宋太祖、金世宗等率先垂范、以俭治国，逐渐形成了一股清廉节俭之风。在宋代仕宦家训中，南宋赵鼎、陆九韶和倪思的俭德思想极富特色，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则系统论述了俭奢的关系，在中国家训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些思想家如王安石、李觏等，对传统俭德观进行深刻反思，论及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俭奢的争辩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程朱理学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传统俭德观的内涵，巩固了“俭不违礼”等传统“崇俭黜奢”论的统治地位。另外，包拯、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等关于节俭的论述也不容忽视，值得进一步梳理研究。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对俭奢的讨论也有了一些新特点。首先，某些封建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对世道人心的深刻影响，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节俭观，将崇俭抑奢作为修齐治平的基本原则。例如，明太祖朱元璋主张并身体力行“居上能俭，可以导俗”（《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五月丙寅》） ；康熙认为，“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庭训格言》） ，并著《勤俭论》以自励；雍正崇勤尚俭，主张“厚风俗之道，必先当崇俭而去奢”（《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九）。其次，明代家训非常重视培养勤俭持家的美德，并提出了在家庭经济管理中坚持节俭的基本原则。例如，霍韬的《霍渭崖家训》、许相卿的《许云邨贻谋》、庞尚鹏的《庞氏家训》等，都认为是否节俭对家庭的兴衰具有重要影响，并提出量入为出、用之有节等系列方法和措施。再次，清代实学学派的代表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批判继承传统“崇俭黜奢”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节俭与奢侈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王夫之创造性地揭示了节俭与奢侈的内涵及各自的弊端，较好地解决了节俭与消费的关系。最后，一些思想家开始反思传统“崇俭黜奢”论的局限，并从积极方面指出奢侈的作用，陆楫的“崇侈黜俭”和郭子章的“右奢左俭”（《郭青螺先生崇论卷之二·奢俭论上》）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主张。清初唐甄的“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潜书·富民》）等思想，已经把封建制度本身作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反映了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在要求。

4.近代俭德思想的批判与嬗变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社会性质的改变，促使地主阶级的一些进步思想家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对传统“崇俭黜奢”论进行激烈批判，并提出了一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主张，动摇了传统“崇俭黜奢”论的主导地位，使在中国思想史上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奢俭之争达到了最高潮。其中，魏源的俭奢论较具代表性。魏源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杰出代表，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仍然主张“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四》）。但是，在传统“崇俭黜奢”论所适用的对象上，魏源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新观点，认为俭“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四》）。魏源的俭奢论，体现了封建社会末期地主阶级改革派顺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倾向，在当时具有不容忽视的进步意义，但仍没有超出地主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没有看到奢侈产生的社会根源。此外，曾国藩虽然居庙堂之高，但在生活中却十分俭朴，坚持“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的1 6字箴言。这在奢靡成风的封建末世，实属难能可贵。

近代启蒙思想家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传统的俭奢论进行批判和改造，提出了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封建统治的新俭奢论。其中，严复和谭嗣同的节俭思想影响最大。严复仍然坚持传统“贵俭”“崇俭”的观点，但他并不是不加区别地一概反对增加个人消费，而是主张奢和俭都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严复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经济学角度对俭和奢进行利弊分析，在他翻译的《原富》按语中提出俭应该“有养有生”的主张。与严复坚持传统“以俭为宝”的主张不同，谭嗣同从理论上对传统“崇俭黜奢”论进行了细致剖析和严厉批判，痛斥崇俭论是中国经济贫弱的根源，是统治者提倡的“禽道”，必然导致“愈俭则愈陋”（《仁学·二十》）。关于俭奢的标准，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俭奢的标准是不同的，应“试量出入以定奢俭”（《仁学·二十》）。在尚奢的问题上，他主张富人奢侈以促进生产和生活消费，认为奢侈是开源，对促进消费具有基础性作用。谭嗣同的俭奢论，深刻批判了地主阶级崇俭论的阶级实质，并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对俭奢进行辩证思考，结合社会消费水平和经济发展来论证俭奢的利弊得失，在当时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当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对节俭的过分批判导致否定节流在财政方面的意义，运用佛教思想否定传统落后的消费观等，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这反映了他的俭奢论还不够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