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记录东方巨响

60年前的今天，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来自地球东方的一声巨响，沸腾了东方大国，震惊了世界！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中国新疆的罗布泊，伴随着雷霆万钧的一声巨响，一个巨大的火球翻江倒海般腾空而起，直冲云霄。火球上端直径迅速膨胀，形成蘑菇状烟云。与此同时，强烈的冲击波和光辐射如狂飙般覆盖广阔的区域。波、光所至，预设的坦克、车辆、大炮、飞机、舰艇等效应物被掀翻或摧毁，各类建筑物土崩瓦解。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不仅标志着中国核力量的崛起，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共和国不会忘记，为了这一刻，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殚精竭虑；忘不了“两弹一星”元勋卧薪尝胆、呕心沥血；忘不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全国人民的无私奉献、大力协同；还不应忘记这样一批人，他们虽然不在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岗位上，但他们也在第一线，是他们记录了第一声东方巨响，而且60年来一直伴随着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发展的步伐。他们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人员。尽管他们总是谦虚地说：“这是人家干的，我们只是个记录员罢了。”但没有他们，我们不仅看不到第一朵蘑菇云的升起，甚至听不到留不下那永远听不够的第一声东方巨响。他们曾经隐姓埋名，现在随着“两弹一星”逐步解密，就让我们走近这批人，了解他们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用最简陋的设备拍出最绚丽的“花朵”

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照片见诸报刊以及纪录片公映时，广大读者和观众总也看不够。海外侨胞也盛赞：“那蘑菇烟云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

但谁能想到，这美丽的“花朵”是用最简陋的设备拍出来的。

1964年春，八一电影制片厂接受了组建摄制组拍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任务。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一项危险性很大、十分艰巨的工作。厂党委经过认真研究，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摄制组。人员个个政治上强，作风过硬，是各专业的业务尖子，大多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老兵。

多年来，这些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兵一直憋着一股气：超级大国在核武器的加持下横行霸道。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台湾问题上多次对我国进行核讹诈。赫鲁晓夫也千方百计阻止我国进行原子弹研究，妄图把我国置于他们的“核保护伞”之下。在国际斗争中，核大国一直把核爆炸影像效果作为他们的外交语言。为此，毛主席曾经就原子弹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现在我们中国也搞出了原子弹，很快就要爆炸，这使有幸参加摄制组的人员兴奋不已。他们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拍摄好，要让它成为我国在国际斗争中说了能“算数”、超级大国听得懂的“语言”。

摄制组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设备简陋、数量不足。他们知道，这不是一般条件下的拍摄。拍摄电影，一次不行可再来一次，两次不行还可以三次。拍摄原子弹爆炸，那可是一锤子买卖，绝对没有重来的机会，必须万无一失！美国当时拍摄第一次核试验，动用了上百台摄影机。而我国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不久，经济很困难，根本拿不出外汇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摄影设备，只能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除了厂里配发的摄影机外，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又从已退役的陈旧设备中挑选了数台，有的甚至是当年在解放战争战场上缴获的。最让他们高兴的，是找岀了一台已经报废的高速摄影机，经过改装、整修，居然还能运转，频率达到每秒200格左右。就这样七拼八凑，最后带上的摄影机达到十多台。

摄制组一到试验基地，就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专门到摄制组帐篷嘘寒问暖，责成有关部门提供一切便利，做好服务保障。这让他们很感动，进一步增强了完成拍摄任务的信心。

摄制组人员都有着丰富的拍摄经验，曾经拍摄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影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地雷战》电影，就是这个队伍中的柴森和郑治国拍摄的。但到了试验场，接触到有关核爆炸知识，他们才感觉到，这次拍摄与一般的电影拍摄完全不同。原子弹爆炸时，爆心的温度达上万华氏度，在什么距离上拍摄？如何避免胶片受到光辐射而曝光？设备如何防止冲击波？这些问题不是靠热情和勇敢能解决的，必须有科学精神。

于是，他们抓紧时间认真学习核爆炸的有关原理，反复向专家请教，研究出了釆用固定机位遥控拍摄和手动拍摄相结合的方案。经过反复踩点，确定固定机位的设置点，既不能太远，远了拍不到或拍不清楚；也不能太近，太近了不但胶片会感光，镜头都保不住。最后确定在离爆心10公里左右的两个工号里，安装了固定摄影机，那台高速摄影机也在其中。这4台摄影机都作了分工，调整好角度，一一调试好镜头的焦距、光圈、频率。为了抵御强光，摄制组还自制了深浅不同的阻光镜，确保胶片不被曝光。

根据周总理“一次试验，全面收获”的指示，围绕爆心，在广阔的区域内布置了飞机、大炮、坦克、车辆、舰艇等效应物，原子弹爆炸对这些效应物的破坏状况和程度，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部队防核训练的重要教材，因此也必须拍摄好。

在人手紧张、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对人员科学分工，设备合理配置，确保爆点这个中心部位，又兼顾前方后方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一切准备就绪，摄制组严阵以待。

摄影师郑治国在离爆心10公里左右的一个山包上，管着5台摄影机，4台是固定的，1台手拿着作机动拍摄。原子弹爆炸前两小时，所有人进入预定位置。郑治国看着放置原子弹的那座铁塔，就等那一刻了。突然一辆吉普车向他这边开过来，到了跟前，下来的是核试验基地的张蕴钰司令员。张司令员握着郑治国的手说，你这个点离爆心近，是个光荣的岗位，也是非常危险的岗位。爆炸前我来看看你，希望你千万注意安全。张司令员还细致地向他交代，爆炸瞬间要背对爆心，用手捂着脸。郑治国嘴里应着请首长放心，一定注意安全，可心里想的是，多少人等着看这个镜头啊，自己在这个光荣的位置上，一定不能拍瞎了，就是“光荣”了也要把镜头拍下来。进入倒计时时，他再一次检查4台固定的摄影机。高音喇叭中传来倒计时6一5时，他沉着地开动了4台固定摄影机，听到转动都很正常。倒计时数到3一2时， 郑治国转过身去。随着起爆的口令，先是强光，捂着脸都感到光亮，接着是巨响和狂风。爆炸成功了！郑治国兴奋得差点跳起来。他连忙开动手拿的摄影机，强光和冲击波卷起的沙尘，使得方向难以辨别。但郑治国早已在地上放了块石头做标记，他据此立即辨出了爆心方位，对着拍个不停。他成功地拍到了火球、烟柱和蘑菇云。后来见报的图片和纪录影片中蘑菇云的镜头，大都是手动摄影机拍摄的。

在纪录影片《东方巨响》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扇大门上，整个贴着红底黄字的一个“响”字。这里是离爆心不到10公里的控制室。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多月，毛主席在研究首次核试验时间问题时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准备工作更加紧锣密鼓，这个“响”字就贴上了控制室的大门。毛主席、周总理在等着这一声响，试验基地的所有工作都为着这一声响，发明了火药的炎黄子孙更盼着这一声响。摄影师杨映梅的位置就在主控室外，他亲眼看到清场的最后时刻，张蕴钰司令员再一次细致检查后，从控制室走出来，贴着“响”字的大门徐徐关上。这一镜头成为永恒。当爆炸成功、白光闪过，杨映梅只觉得皮肤有很强的灼热感。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巨响。杨映梅看到，取景框中的火球不断变幻，翻滚升腾，逐渐形成了蘑菇烟云，随着图像的变化，他用变焦镜头不断切换景别。当烟云升到一定高度时，摄影机中的胶片也拍完了。

原子弹爆炸成功已经得到科学家的反复确认，并已上报周总理和毛主席。这一壮景有没有拍下来？拍得好不好？胶片没洗出来谁也没把握说。为了尽快把胶片洗出来，杨映梅搭乘张副总长回京汇报的飞机直飞北京，将胶片火速送到早已准备就绪的洗印车间。他目不转睛紧盯着药槽里循环滚动的胶片，“啊！我看到成影的蘑菇云了！”随着杨映梅兴奋的一声叫喊，大家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下了。拍摄成功了！摄制组用最简陋的设备拍出了最绚丽的“花朵”！

几天后，周总理亲自来到八一厂看样片。当他看到火球翻滚、蘑菇烟云升腾的镜头时，非常高兴，连声说：“拍得好！拍得好！”11月2日，在送审对外宣传照片时，周总理亲自选了4张，并批示：“底片交八一厂，各洗大、中、小相片三套准备发表。”同时指示见报的照片不要露“根”，以避免别有用心的国家据此推断相关数据。周总理还要求在11月15日前要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搞出来。初稿出来后，他派来专家对镜头画面逐一审核，并亲自审定了解说词。影片公映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走进这个团队，就已把安全生死置之度外

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个艺术单位，但是个姓军的有血性的艺术单位。

许多人不一定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有7位烈士。从成立那天起，八一电影人以手中的摄影机为武器，从未缺席我军历次战争和重大军事行动。7位烈士有的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有的牺牲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有的牺牲于中苏边境冲突，有的牺牲在越南，有的在直升飞机上拍摄部队演习时牺牲于飞机坠海。不惧危险，勇于牺牲，是八一电影人的精神血脉。进入“两弹一星”摄制组的，都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和危险，但他们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核爆炸的光辐射和冲击波虽然危害大，但是瞬间的事，而核污染的危害则是全方位和深远的，轻则影响健康，重则危害生命。拍摄核试验，受到核污染在所难免。摄制组把这叫作“吃剂量”。为了完成好任务，他们将之置之度外。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拍摄中，最靠近爆心的是柴森。他也是最早最多“吃剂量”的。他要拍摄的是一支高炮部队。这支高炮部队的任务，是当蘑菇云形成时，要迅速把许多降落伞发射到蘑菇云上，最后由科学家根据降落伞受到的沾染来测定原子弹当量。这个炮只能在光辐射、冲击波过去后和蘑菇云卷起的烟尘落地前这段时间打，间隔非常短。在纪录影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强光和狂风一过，一队身穿白色防护服的战士立刻冲出掩体，有的跑向炮位卸下炮上的防护装置，有的迅速从地下掩体中抱出炮弹，很快，10门高炮的火舌就吐向了蘑菇云，真叫一个神速！这就是柴森拍摄下来的。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士，是离爆心最近、最早暴露在蘑菇云下的人，柴森和他们一样。因为时间紧迫，不可能退到远处拍大全景，胶片洗出来后，柴森看到拍的全是移动镜头，觉得有点遗憾。谁知科学家看了却连声叫好，说是太有价值了，如果拍大全景，顶多好看，却没有科学研究价值。这位不顾安危拍下经典镜头的摄影师，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七烈士之一。4年后在航拍军事演习时因直升飞机失事而牺牲。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历史上。

拍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光有图像没有声音不行。而录下那一声巨响的，是席珍。当年在延安电影团时，席珍常给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和军委领导放电影，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后，他是第一任录音车间主任，业务是顶尖的。他知道，毛主席、周总理关注着这一声巨响，全国人民也盼着听到这声巨响，甚至全世界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也都想亲耳听听这个响声。可当年由于设备的限制，这个声音可不是那么好录的。席珍可是动足了脑筋，既考虑到不能把录音设备放得太远，录不上或录不清楚；又不能放得太近，受到光辐射和冲击波的破坏。他和专家一起研究论证，在适当的位置放置了录音设备，并作了防护。进入倒计时后，他遥控打开录音设备。猛烈的光辐射、冲击波使得席珍心里有点忐忑：录音设备和录音带有没有损坏？声音录下来没有？强光和冲击波过去不久，他全然不顾核污染，跑过去把录音带取了回来，这个剂量吃的可不小，但席珍哪顾得这个。他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一按放送键，原子弹爆炸的巨响清晰地传出来。这才长舒一口气。摄制组帐篷立即炸开了锅，从基地司令员到炊事员，一批一批地涌过来，大家围着录音机，爆炸声放一遍，就有人喊：“再放一遍！”又放一遍，还听人喊：“再放一遍！”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大家总是听不够。这一声巨响，是中国向世界的宣言，中国人听得懂，敌人也能听得懂！

杨采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摄制组的负责人。这位抗战时期入伍的老兵，是延安电影团第一期学员，新中国第一代摄影师。他遇到的危险比“吃剂量”还大。

1964年8月初，离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还有两个多月。试验场总指挥、张爱萍副总长在马兰基地召集各部门负责人传达周总理和中央的指示。试验场离马兰基地360公里。听完传达，大家急着返回试验场。杨釆和总参防化部作战处处长等同坐一台吉普车。车子黑灯瞎火开了100多公里，撞到山坡上翻到了沟里。杨采和那位处长都受了重伤。杨釆被压在车子下面动弹不得。不一会，后面一辆吉普车赶上来，里面坐的是“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等3位科学家。3位科学家赶忙施救，可他们怎么也抬不起车子，只好让司机到附近求援。最后来了一个班的战士才把车子抬起来救出杨采。基地医院诊断，杨采右锁骨骨折，重度脑震荡，左臂脱臼，内脏有不同程度损伤。根据伤情，确定送他和那位处长到乌鲁木齐治疗。杨采和那位处长一商量，坚决不走。医生说，你们还要不要命啦？他们说，第一次核试验很快就要开始，有多少工作等着做，哪能出师未捷身先撤！就是死也要死在试验场！40多天后，杨釆和那位处长没等完全痊愈就返回了工作岗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杨采负责拍摄指挥所，他亲耳听到张副总长同北京通电话，根据北京的指示，一次再次向专家核实到底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当张副总长把“确实是原子弹爆炸”的结果答复北京时，整个指挥所沸腾了！大家冲出去尽情欢呼跳跃，有的将衣服、帽子扔向空中。杨采拍下了这一精彩的瞬间。这个镜头后来出现在各种报纸和电影中，定格在“两弹一星”发展史上。张副总长急着要了解前面的情况，和基地张司令员直接来到摄制组的帐篷，详细地问这问那，最后高兴地和大家合影。杨采往边上站，基地张司令员硬是把他拉到张副总长和他中间。杨釆哪里敢在这个位置坐，只到张副总长发话“你就坐这里”，他才服从命令坐了下去。这充分体现了首长们对摄制组的重视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