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在奉新的革命实践

1930年8月初，朱德、毛泽东率红一军团转战奉新6天5夜，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如在奉新发布两道命令、打土豪筹款子、开展革命宣传、征兵壮大红军队伍……使全县人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在奉新的蓬勃发展。

进军奉新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酝酿并发动中原大战，各地工农运动高涨，革命逐渐走向高潮。李立三“左”倾错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提出“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和主张，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同年6月中旬，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闽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扩编红军的命令。13日，毛泽东在福建汀州（即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红军进行整编，将红军第四军、第六军（后改称第三军）、第十二军组成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中共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6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五军与红八军合编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并组成中共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

红一军团组建后，为服从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命令红军攻取大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决定，红一军团作出了向南昌推进的行动部署。23日，部队从长汀出发，途经广昌、兴国、永丰、新干、樟树、高安等地，准备攻打南昌。

7月29日，红一军团下辖三个军分别在南昌凤凰池、万寿宫、灵宫庙举行了军人大会。各军首长在会上宣读了红一军团总部在高安发布的《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毛泽东亲自在红四军军人大会上作了《进占牛行，举行八一示威》的重要讲话。当天晚上，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全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南昌守敌情况，具体布置了推进新建（今南昌新建区）西山，进占牛行车站的军事行动和注意事项。会议根据敌我力量对比评估，决定不采取正面冒险强攻南昌的战术，而以一部分兵力攻击牛行车站，诱敌出城，予以歼灭。8月1日，攻占牛行车站的103团和105团，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诱敌出城，并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但敌人不还一枪，不出一兵。守敌龟缩在南昌城内不动，使红军找不到攻击目标，但又不敢贸然攻城。于是，红一军团总部在西山万寿宫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发布了《南昌围城后向安义、奉新休息整顿的命令》（以下简称《命令》）。《命令》指出：“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定诱敌离开巢穴而歼灭之，拟于明（2日）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筹款。”并布置“第十二军开赴安义向九江方向警戒，第三、四两军到奉新归还建制”。对于奉新的设营事宜和总部与安义第十二军的通讯联络问题，规定“由第三军黄公略负责，安义部队（12军）与奉新之总部之联络，着由总部交通队派出通讯兵一班随往架设电话”。按照命令，总部机关随第三、四军浩浩荡荡向奉新进军。

2日凌晨，总部、前委由万寿宫出发，红三军由石子堎出发，红四军由藻上出发，经广福桥、岗咀头等地，10时左右由下桥进驻奉新县城。部队进城后，朱德随总部住在土豪宋俄山家，毛泽东随前委住在王源昌染布店。中央特派员涂振农也随军来到奉新会埠渣村老家。

在奉新下达两道命令

朱德、毛泽东入驻县城后，白天与指战员一道深入城乡调查民情，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晚上挑灯阅读文件、查看报纸、制定方针政策、拟写报告书信文章，操劳人民的解放事业。

8月3日，朱德、毛泽东在奉新发布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同月5日，红四军遵令分左右两路由奉新出发，经高安、上高到万载大桥。同日，驻安义的第十二军亦分左右两路，跨过奉新县境，经宜丰向大桥与第四军汇合。总部、中革军委和第三军，原计划同月5日出发。当部队正要开拔时，毛泽东看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载有长沙已被红军攻下的消息。因此，推迟行进日期，在奉新延长工作两日。其间，又获悉红三军团已于8月6日撤出长沙，并在长江地区受到国民党何键部追击。即决定红一军团朝湘赣边境西进，向红三军团靠拢。6日，红一军团在奉新县城总部重新发布《由奉新向宜丰前进的命令》，7日凌晨4时，毛泽东、朱德率总部、中革军委和第三军最后离开奉新，向宜丰挺进。

打土豪筹款子

红军进城前夕，土豪、劣绅、官吏和商号老板闻讯而逃，只留下学徒、店员看管门户，店铺财主的贵重资财，有的被转移，有的被埋入地窖。而劳苦群众则扬眉吐气，欢天喜地，热烈欢迎红军的到来，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打土豪筹款子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任务之一。也是红一军团进驻奉新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红军进城后，派出大批指战员，上街张贴标语，找工人、贫民调查了解情况，提高民众觉悟。通过察访，红军大体上掌握了县城和各集镇土豪、劣绅的基本情况，并将他们逐个登记编入花名册，做到不错不漏。

红一军团在奉新县城打了同榜第、徐仁聚、资政第、立生厚、裕昌祥、宋俄山、宋伯荣、熊明燕、廖洪吉等较大的土豪和商号。红十二军路过上富、甘坊等地时，又打了上富的罗勤甫、甘坊的厚生福等土豪。几天下来，共筹款70.6万，其中土豪劣绅交出60万、商会交出6000，仅县城就收缴金砖、银元计10万元以上。土豪甘余遐将金砖、银元都埋入地窖里，红军依靠群众提供的线索，招出藏于地窖内金银财宝若干。红军的筹款收获，据1930年8月16日《江西民国日报》载：“甘宅同榜第损失更甚，甘余遐曾充任张少轩（张勋）处之秘书长，兼之系一老财主……故该宅所藏窖亦皆掘获，计搜去金砖、银宝、银元10万圆以上。”搬运工人蔡贵富、王家祥为协助红军筹款，两人到石下闵家，捉住了躲在乡下的财主熊明燕，并令其交出200块银元。回城后，他把款子如数交给了红军总部，受到红军的称赞和奖励。红军将缴获的财物，散发给当地贫苦老百姓。红军的善举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军民鱼水情深

红一军团在奉新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在奉新近代革命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种军爱民、民拥军的场景和深厚情谊，着实感人肺腑。奉新人民在支援红一军团时，有的为红军缝军衣、军帽和袖章，有的把军号让给红军使用，有的帮助红军修理手表、怀表、雕刻图章等。红军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支援。裁缝谭有生接到做军帽、袖章的任务后，马上邀章祖吉、章家孙、骆亦年、邓仁贵、谭裕生、谭广源、谭志义、谭志信、谭志发、陈兴典、骆亦勇等人，每人自带一部缝纫机，在登瀛集做了5天5夜，只收红军92块银元的报酬。红军为感谢谭有生，送给他一个银子顶针，留作纪念。奉新小学师生见红军缺军号，就将两把军号廉价转让给红军使用，红军军纪严明，特地用红漆写文于墙上告示，原文是：“鉴于我军急需军号使用，因为市场上没有卖，所以请学校将两把军号转让给我们，我们已付给学校工友光洋24元，请学校查收。”落款是“红一军团总指挥部”。

红军秋毫无犯的行为，使群众深受感动。上富蔡传云、蔡玉书父子俩在给红军修怀表三四天的时间里，红军每天都精心照料他们的食宿。石溪雕刻工人蔡孔嘉，给红军雕刻图章三四天。一次，一个身穿旧军装、脚穿草鞋的军人，请他雕刻图章，蔡说：“给当官的还刻不赢，那（哪）有时间帮你刻。”那人二话没说便走了，旁边一个红军战士对蔡说：“你知道他是谁吗？”蔡说：“还不是个伙夫。”那位红军战士说：“刚才这位是我们团长。”蔡惊得吐了吐舌头，那位红军战士解释说：“不要紧的，我们红军官兵一致，当官的也没有什么架子的。”红军官兵都一样，此事在群众中被传为佳话。

扩红整编壮大队伍

红一军团对扩大红军队伍十分重视。总部指示各军：“在此革命局势紧张的形势下，扩大红军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红军战士在与群众接触中，先是了解群众情况，后再动员群众参军。凡报名参军者，均表示欢迎。全县广大工农中的进步青年，在红一军团的宣传教育下，革命热情高涨，踊跃报名参军，跟随朱毛红军闹革命。

据了解，这次参加红军的贫苦青年有赵维和、郭家国、郭忠书、刘品质、刘仰、谌贻福等人。在这之后的岁月里，这些同志跟随部队南征北战，驰骋疆场，有的捐躯长征路上，有的阵亡抗日沙场，有的献身解放江南大地，有的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如赵维和参军后转战南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朝鲜作战时，不幸于1952年11月光荣牺牲。历富村谌贻福参军后参加了攻打湖南文家市等战役，尔后，又转战夺取吉安活捉张辉瓒的战斗，最后因在富田负伤而离开部队回到家乡。

红第十二军路过甘坊时，杀了反动民团首领，召开了群众讲演会，随后便开赴宜丰潭山。其间，适逢邹达帮率领修铜宜奉边赤卫军进行暴动，攻打宜丰同安反动武装，在红军协助下，暴动取得成功。之后，还协助地方整编了红八大队，把参加革命后恶习未改、不听指挥、无视党组织教育的原大队长，处决于宜丰找桥街头。

红军在边特区委驻地，抽调了一批地方武装力量（其中有红八大队，少年先锋队和一批赤卫队员，总共有八十多支枪，四五百人），随红军入湘，参加战斗。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转战奉新，从8月2日入境至7日离开，历时6天5夜，红军足迹遍及全县。他们所到之处均开展了革命宣传、打土豪筹款子、扩大红军以及帮助整顿苏区革命团体等活动，使全县人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奉新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单位系奉新县党史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责任编辑/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