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红军医疗卫生机构探析

井冈山是革命的摇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井冈山建立了最早的医疗机构，确立了一系列医疗卫生工作方针，摸索出许多医疗卫生工作经验，开创了红色卫生事业发展的先河。通过梳理井冈山时期红军医疗卫生机构创立与发展历程，致敬革命先辈筚路蓝缕开创医疗卫生事业之初心使命。

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并在三湾村进行了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两个营、一个特务连、一个军官队。为了便于部队机动作战，又能集中照顾100多名伤病员，改编时专门成立了卫生队，加强对伤病员的集中统一管理。卫生队首设党代表，何长工为卫生队党代表，曹鎔为卫生队队长。“三湾改编”在部队整体缩编的情况下，专门成立团卫生队，并加强了党对卫生队的直接领导，一方面体现了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从一开始就对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标志着党探索领导人民军队卫生工作的开端。

建立卫生队的迫切性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湘赣边秋收起义时，部队共有5000余人，经过浏阳战斗失败到进驻永新三湾村时，仅剩千余人，部队面临作战伤亡等严峻考验。当时，部队对卫生工作没有引起重视，卫生机构极不健全，缺医少药十分严重，除起义军第1团（原为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有卫生队外，其他团营机构中均无卫生组织和卫生人员，部队的伤病员主要由一些稍懂医药的行政人员来照护，或者战斗员自救互救、互相包扎伤口。起义时正值炎热天气，部队艰苦转战，生活条件又差，病患者日益增多，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时，有三分之二的人得了疟疾，痢疾病人也很多，给部队带来严重损失及影响。严酷的现实表明：部队作战需要有战伤救治；行军转战需要有疾病防治；大量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急需休养治疗的场所。因此，三湾改编时，成立卫生队并随即在茅坪建立医疗所（小型医院），将伤病员集中管理，妥善安置，并施以治疗。由于红军伤病员有了稳妥的休养治疗环境，不再随军行动，部队战斗力得到了提升，红军后勤保障工作也由此开展。

红军医疗机构的发展过程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领导人提出“不准丢下一个伤病兵”，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红军医疗卫生机构从无到有，不断完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创建茅坪医院。1927年10月7日，秋收起义部队抵达宁冈的茅坪村，将部队伤病员安置在攀龙书院，由此建立起红军第一所医院——茅坪医院。这是我党最早建立的为自己军队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称茅坪医疗所。该所建立之初仅有三四名医生，几名看护，连同担架兵共有20多人。医疗所几乎没有西药，治疗伤病基本采用中草药土方土法，收容伤病员达200余人，原书院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伤病员，便在附近小河边收割完的稻田上，用竹片搭起了数栋简易的临时病房。在袁文才的支持下，动员了当地土郎中到医院帮助医治伤病员。据该所看护肖明回忆，1928年5月他从28团调到这个医疗所看护班工作时，医疗所有队长和党代表，医务室有2个中医和2个西医，看护排10多人，担架排10多人，事务排10多人。医院容纳有四五十个病人，病人进进出出比较多，当时有许多从永新送来的伤兵，先在茅坪医院治疗了一下，马上转到小井医院去治。

时任红四军第31团1营2连连长的张宗逊也回忆说：“我在茅坪医院住过两次。第一次是打茶陵后，大概是1928年1月，我在这里养伤。第二次是黄洋界战斗后我在这里养伤。”张宗逊两次负伤都是用中草药治好的。特别是第二次伤在左大腿，开始用了各种办法总不见效，“后来请来本地的一些草药医生，也不知用的是什么草药，有草根、青草、树皮，混在一块，砸成糊糊，然后敷在伤口上，把脓血都弄出来，再贴上一张膏药，一个星期就好了。”

从众多亲历者的回忆来看，茅坪医院存续了近一年时间。在这期间，医院除陆续加强了后勤保障外，作为医疗机构，其规模一直较小、收容伤病员能力有限。茅坪处在井冈山下，交通相对便利。朱毛红军会师后，敌人加大了对根据地的进犯，茅坪医院也极易遭到敌人的攻击和破坏，因此也不是一处稳固安全的后方医院。但茅坪医院在红军出击茶陵、永新等地和粉碎敌人多次“进剿”“会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所靠前的医疗所兼转运伤病员的“兵站式”医院。

第二阶段：首创总医院。1928年4月底，朱毛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了红四军，直辖6个团。随着部队的合编与扩大，医疗卫生工作得到了发展。各团设立了卫生队，同时在山上设立后方留守处。由于战斗的日趋激烈和伤病员的剧增，前委决定在茅坪医疗所的基础上，抽调各团卫生队的部分力量，在井冈山的中心区域——“五井”建立红军医院，由后方留守处负责管理和供给。

1928年6月，七溪岭战斗后，红军的伤病员加上需要医治的白军伤病员已达800多人。于是在中井设立红四军后方总医院院部，医院采取总院制的管理模式，将伤病员按病情、伤情分类治疗管理，在大井分设第一、二两个管理组，主要收治内科病员；在中井设第三管理组，主要收治痢疾、肠胃炎、肺炎等慢性病人；小井设第四管理组，主要收治外科伤员。

曾任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的曾志回忆井冈山红军医院设置情况时说，在大井有一个中药房，那时西药很少，主要靠中草药治病。1928年12月组织上通知她到后方总医院担任党总支书记，她告别在大井的后方留守处，去后方总医院报到。后方总医院位于中井，离后方留守处只有四五里路，不到半小时就走到了后方总医院，见到了总医院的院长曹鎔和副院长萧光球。由此可见，此时井冈山上基本形成了由中井的后方总医院管理大小五井四个管理组的医疗格局。

安置在大小五井治疗的伤病员连同医务人员，条件极为艰苦，少数能住在医疗所，有木板床或竹子床睡觉就不错了，更多的伤病员是借住在农民家里。农民家里也住不下了，就住在农民房子旁边搭建的灰棚、柴棚里。

第三阶段：建立红光医院。为了改善医疗条件，安置更多的伤病员，同时也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按照毛泽东“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的指示精神，1928年7月，红四军决定在小井建设一所红军医院。

小井村原有十几户人家和店铺，后方总医院在小井设立第四医疗管理组，也称小井医疗所。小井红军医院当初计划建设4栋，实际仅建成一栋两层木质结构房子，共32间，能容纳200多名伤病员。为了加快医院建设进度，红军专门从宁冈、永新、酃县等地请来一些木工铁匠，还从部队抽调人员参加建设，并指派了干部专门负责兴建房屋。为解决建院经费问题，红军干部、战士纷纷将自己的零用钱和每天5分钱菜金中节余的“伙食尾子”捐献出来，一共捐了1000块大洋。这所医院在11月份建成第一栋后，12月便投入使用，分散在群众家里的伤病员陆续搬进了医院。看护员肖明回忆，1928年冬天已经很冷了，医院的房子也建得差不多了，有二三十个轻伤员卷了自己的东西搬了进去，后来大部分伤病员都搬进来了，重伤员住楼下，轻伤员住楼上。这所医院建成投入使用后，取了个名称叫“红光医院”。医院设有医务室、换药室、中药房、担架排、看护排、事务排等。红光医院虽然条件简陋，但它是红军第一所正规医院，也是红军时期专门建造的屈指可数的医院之一。红光医院建成后面临的仍然是缺医少药问题，医院的医务人员就自力更生，自制医疗器械，上山采挖中草药，同时利用从敌人处缴获的药品，采取中西医疗法。

1929年1月，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由于强敌压境，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出击赣南，以“围魏救赵”之策解井冈山之围。1929年1月底，敌人绕道袭击并烧毁了红光医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红光医院按原貌在旧址予以重建。

井冈山时期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地位与特点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红军医疗卫生工作，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地位突出，特点鲜明，影响深远，开创了人民卫生健康事业的先河。

一是组建了我党直接领导的最早的医疗卫生机构。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于“三湾改编”时，专门组建了卫生队，在卫生队首设党代表制度，这是党重视并着手开展医疗卫生工作政治建设的开篇。自此，在井冈山成立的医疗卫生机构，普遍设立了党代表等党组织负责人，强化了医疗卫生工作的政治建设。

二是建立了红军第一所医院。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伊始，就在宁冈的茅坪攀龙书院建立了红军第一所医院。虽然医护人员不多，没有西药，基本用中药和民间土方、验方治疗，但让红军伤病员有了固定的医疗场所，能较好地治病疗伤。

三是普遍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疗法。部队医疗工作在西医人员奇缺、西药特别匮乏的情况下，利用井冈山上中草药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摸索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伤病员的办法，总结出许多有效的中草药治疗伤病的办法，中医、中草药为救治伤病员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之后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中采用中草药治病疗伤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重要借鉴。

四是探索了最早的医疗管理模式总院制。在井冈山红军部队医院的扩建中，医院管理模式采用总院制，设立后方总医院下设若干医疗所，再分医疗组，医务人员相对固定又可调配使用。后方留守处负责医院选址和建造工作，医院日常工作由后方总医院统筹管理。

五是形成了我党早期医疗卫生工作方针。红军依据井冈山斗争的医疗工作实践经验，总结并形成了多项红军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在井冈山第一次提出了“不准丢下一个伤病兵”“做好医疗工作也是政治问题”“医治敌方伤兵”“遵守群众纪律”等卫生工作方针政策，为之后党在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从此党领导的人民医疗卫生事业扬帆起航。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

[2]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回忆史料》[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34-35.

[3]《星火燎原》[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249-251.

[4]曾志.《百战归来认此身——曾志回忆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62.

（作者严国方系赣南医科大学苏区卫生与健康中国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刘善玖系赣南医科大学苏区卫生与健康中国建设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黄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