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实践逻辑

延安时期，我国外部有美英苏日等国的政权干涉，内部要呼吁民众抵御外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要妥善对待根据地人民内部矛盾，与国民党争夺话语权。纷杂的历史背景下，1936年毛泽东提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这说明作为“文以载道”的工具，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文艺战线也要组织起来，负起应有的责任。

实践逻辑方面，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目的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就要求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成立，用革命的、民族的文艺作品启发民智，鼓舞人心。文艺工作者也曾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用群众路线作“药方”，鼓励他们放下身段，虚心向群众学习，实现自我改造。此次改造实现了文艺创作者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变，并在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的结合、文化继承和文艺创新的结合以及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的结合三方面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文艺实践。

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自我改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民族危亡的紧张时刻，扛起抗日战争的大旗，以文艺宣传启发民智，鼓舞群众加入抗日队伍便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化的力量极为重视，拯救民族危亡，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需要文艺的帮助。作为发动民众抗战的重要一环，文艺工作者要致力创作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达到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及民族自豪感，使其积极参加抗战的目的。可以说，大众化的实践要为抗战文艺战线的发展铺平道路。

基于如上的时代号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大众化即“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就需要知识青年对“工农兵大众”足够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并与之融为一体。可当一腔热血的文艺青年真正踏足延安，这些大多来自大城市的文化先锋却对陌生的风土环境深感无力。受新文化和思潮影响，他们的创作风格高雅、自由，且互相在创作视角、审美偏好等方面存在分歧，加上自身阶级立场和严酷革命形势的影响，使得他们没能深入群众，反而以旁观者的角度对延安地区的文化落后情形进行描述甚至是批评。这不仅不能切实满足边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与中国共产党试图引导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的愿景背道而驰。

那究竟如何才能与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实现文艺的大众化呢？毛泽东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要求这两部分人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强调“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这就意味着延安文艺大众化首先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使其走下“神坛”，实现由化大众的启蒙者到大众化的被改造者的角色转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掌握大众的表达方式，知识青年才能顺利与他们交流，从而深入了解他们。况且，仅有将学会的语言灵活使用于创作中，得到受众的心理认同，才能发挥文艺的感化和教育作用。在党的文艺思想指导下，许多文艺工作者和团体进入乡村，与人民群众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同时也了解和接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文艺实践当中。

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的结合

过去，知识阶层不太关注民俗文化，甚至对其加以排斥和贬损。在延安时期，民俗文化的瑰宝得到了文艺界的重视。大量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农村采风，充分挖掘、改造民间艺术形式，使民族文艺形态与大众化语境相结合，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创新，焕发了中国民间文艺的勃勃生机。

对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他将中国文化的形式视为“民族的形式”。这启发文艺工作者应在文艺创作实践中留意在坊间广为流传、大家喜闻乐见的传统文艺形式，“旧瓶装新酒”，表达与时代相符的革命内容。唯有如此，革命文艺传播的先进思想才能在群众间得到广泛认同，更好地鼓舞群众投身革命，参加抗战。

延安时期文艺与民族形式结合的成果丰富。妇孺皆知的《东方红》，是陕北民歌歌手李有源以陕北传统民歌《骑白马》为原型创作的红歌。它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深情。它不仅是人民集体创作的成果，也是人民情感的真挚表达。这首歌一经问世，便在全国范围内传唱。另外，文艺工作者们通过改造说书艺术，批判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战争行为，引领大众改正旧习、解放思想、提高文化水平等。这种充满时代内容和革命思想的新式说书，如韩起祥创作的《张家庄求雨》《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巧团圆》等，得到大众追捧。诸如此类的传统民间文艺改造活动还有社火、诗歌、年画、木刻、剪纸等，极大促进了民间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文化继承和文艺创新的结合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深入挖掘延安艺术宝库及民俗文化，并从中汲取灵感，得到创意和鲜活的素材。他们不拘泥于形式，不落窠臼，把握其内容上和形式上的各种优点，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实现了文化继承和文艺创新的完美融合。

延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通过秧歌、秦腔、信天游等传统地方戏曲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们运用多种纷繁的艺术形式，比如评书、话本、戏曲等，把抗战色彩的题材表达出来。于是涌现出许多极具地方色彩且内容新颖的新型秧歌剧，例如《王秀鸾》《兄妹开荒》《刘胡兰》。此外，民歌体裁的长篇叙事诗《王贵和李香香》吸收了信天游的元素，把反压迫的阶级斗争和乡村青年的爱情主题搭配得很到位，传递出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与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密切联系，在革命背景下洋溢着乐观的革命精神。再如有200多年传承的平剧在改革后，诞生了《难民曲》《三打祝家庄》等反映乡村生活近况的新平剧，谱写出许多丰满的人物形象。民间文艺的“老树”发出“新芽”，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推动了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

文化教育普及和提高的结合

延安时期，由于革命根据地地缘环境较差，经济匮乏，文化也难以发展起来，大众普遍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要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需要将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而要达成这一目的，教育方面的努力不可或缺。毛泽东指出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在这一指示的引领下，党领导文艺工作者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文化建设：编教材，建学校，大力推动边区的扫盲和基础教育，并在扫盲时不忘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比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论持久战》编纂的读本《抗日三字经》，是朗朗上口的三字格式，节奏干脆，语言简明，催生着大众的抗战意识，可以说是边区扫盲过程中经久不衰的课本。

鉴于当时普遍的文化水准和急迫的革命任务，毛泽东更为重视“普及”，但并非不在意“提高”。普及工作的开展是为之后的提高工作打下根基。普及工作开展后，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对于文艺作品的需求层次也会提升，提高工作便得以开展。“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中国各地文化发展不均衡现象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认为对于一处成功开展普及工作并取得提高的有效经验，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并在其他地区加以实施。“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结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通篇阅读，不难发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继承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优良思想，诸如“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等论述，不仅有对于人民这一群体的关注，也有对每一个微观个体的重视，我们对于文艺的要求也突破了群体画像，更加具有人文关怀。“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等论述更是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谋而合。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延安文艺经时间长河的淘洗，仍历久弥新，展现出不菲的时代价值，为今后的文艺实践提供着宝贵经验。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延安时期，文艺作为文化阵地的号角，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宣传作用，为推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延安文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脉相承，在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只要当代中国文艺继续秉持“人民性”这一本质特征，坚持大众化发展，必然前路坦荡，其道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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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R].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作者系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曾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