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的施行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上饱含深情地诵读出这段抗战时期家喻户晓的民谣时，新时代的我们又重温那段泥泞不堪而又遍地新生火种的艰难岁月。沂蒙山区，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小推车推出来的伟大胜利”。回望峥嵘岁月，不由慨叹于党与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深厚感情，在沂蒙山区这片热土上诞生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沂蒙精神这一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斗争法宝，借助由内而外的思想改造与升华来团结人民群众，最终解放人民群众。

群众路线形成的理论实践土壤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系列组织严谨、分工明确的工人运动便为新生的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策略与革命理念提供了实践土壤。香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及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在群众当中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在组织上磨砺了共产党人，而且使我党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逐步成熟。此时国内的先进革命力量得到了广大人民最坚定的信任与支持，为国民革命战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自1921中国共产党建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始终将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作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最重要的途径，而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就是群众运动。早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工农运动中总结出开展群众运动工作的一系列方法，这也是群众路线的早期理念。不论是以城市为革命区域的工人运动还是以广大农村为革命中心的农民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等人始终将广大工农群众作为革命斗争的出发点，将广大工农群众最关切的现实问题作为革命斗争最亟须解决的问题，将革命力量化整为零融入工农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以共产主义为指引点燃人民大众心中共同的革命斗志与革命热情。

1929年9月由陈毅、周恩来拟定审核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就筹款等工作，两次提到“要经过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来进行革命工作。12月，毛泽东在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而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批评“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等单纯的军事观点的同时，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的工作方法。《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阐述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并指出：七大“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总之，党的七大将群众路线正式写入党章充分证明了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已经形成了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革命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方法。

群众路线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表述

关于群众，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被释义为“在社会中没有权力和影响并且是被认为缺乏教育的普通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针对群众的阐释则是完成对于新唯物主义理论的构建后，以“新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审视群众的内涵，并佐以阶级分析方法，以历史的眼光来正视群众的存在意义与渐进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群众这一社会集体已经超越了以往时代附属于权力的所有者而存活、缺乏自我意识仅能麻木地囿困于社会秩序之下的消极观点。群众作为见证历史洪流不断推进的最庞大集体，始终对于命运有着难以抗拒的求知欲望，而这种欲望即为对于哲学真相的渴求。获得引导的群众此时已不再是随波逐流的器具，而蜕变为有能力解释和掌握社会演变的哲学原理的、拥有脱胎于自身实践活动形成独立意识的实践主体。在这一梳理之下，群众一词有了更为全面独到的解释——饱含现实性的，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承受社会变迁的客体，解放与自我解放的统一体。

如果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群众的世界”的重新审视作为二人实现哲学根本转向的真正切入点，那么对于中国革命道路而言，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工作路线、工作方法也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立足点。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把群众观点作为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总的来说，在群众路线初步成型及贯彻落实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党对人民群众的正确引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于群众路线的推行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党的干部需要以中肯的符合实际的革命理论来启蒙和发动群众的革命思想，贴近群众生活、体谅群众苦难，在此基础之上宣扬正确的政治主张号召群众；其次需要通过建设工会、工农组织以及革命根据地等党的革命团体来团结、动员具有先进革命斗志的工农群众，借由有组织有规模有计划的罢工、示威游行、武装反抗等形式向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开展反击；最后便是在发动武装暴动后，及时总结并发展自身的革命理论，防止“矫枉过正”与“前紧后松”的错误现象。

群众路线在沂蒙地区革命斗争中的灵活运用

沂蒙地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革命老区之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沂蒙老区人民都始终同党站在一起，同全国千万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坚定不移地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坦途上。

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沂蒙老区就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日照暴动、沂水暴动，积极地响应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打响了沂蒙山区劳动人民的民主第一战。沂蒙地区早期党组织通过建立工人夜校等形式向人民群众讲学授课，一扫以往对底层群众的知识封锁，力图实现群众自我进步的愿景，对劳苦大众进行了初步的思想领域的启发与解放。然而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遭遇沉重打击的老区人民便选择了蛰伏以待回暖之日，革命方向也逐渐由城市工人运动转为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运动，作为中国农民阶级一分子的老区人民开始崭露头角，新的革命形势下的革命斗争方向也逐步明晰起来。

“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是鲁中区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始。”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同年10月日军入侵山东后，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广泛游击战争并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山东抗日根据地将党政机关和主要文职干部安置于沂蒙大青山地区，促成了沂蒙地区在整个抗战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位。在中共山东省委开展的诸多革命斗争当中，对于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影响因素——农民群众而言，群众运动与农业生产运动的结合已经刻不容缓，而能否实现土地的减租减息政策则是能否成功发动群众的首要任务。1941年山东颁布的《劳动互助队组织大纲》明确规定了劳动互助队的主要任务、行动规则、建立标准、成员选拔等原则。也正是以劳动互助队的成立为开端，生产资料分配方式的调整极大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对党组织的拥护，山东革命根据地整体的农村地区生产互助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土地运动并非一帆风顺，1941年11月大青山突围战中，很多干部在突围中牺牲，这使山东地区的优秀党政干部储备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也使农村地区对中共中央的精神及政策措施无法及时普及和督促施行。对此，中共中央作出了对于山东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单位人员的调整，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农民运动与群众工作就此发生了新的转折，尤其是在1942年5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后，明确提出了开展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的方针，将根据地早期“忽视发动群众……群众消沉，根据地不巩固”的局面彻底扭转。数月内中共山东革命根据地已经扭转颓势，区域政治建设重回正轨，农村土地运动和群众思想工作发展迅速，根据地军事武装力量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党政军民空前团结！

进入抗日战争后期，沂蒙地区的群众运动和生产运动的结合已经如火如荼，劳动互助运动已然成为当地农业、手工业、商业的主要合作模式。直至解放战争结束，沂蒙地区通过支前队伍、民众自愿捐赠以及本地人民筹款购得的食品、药品、武器弹药、战时器具等不计其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沂蒙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齐心协力、锐意进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决策，坚决执行党中央布置的任务，始终与党站在一起，与人民站在一起。“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这是毛主席在《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农业丰收再丰收》的报告上对莒南县厉家寨的亲笔批示。沂蒙不仅有厉家寨，还有九间棚、高家柳沟、沈泉庄等完美展现沂蒙精神的先进村镇，不朽的光荣也将激励一代代沂蒙儿女接续奋斗，令沂蒙精神熠熠生辉、与时俱进。

沧海桑田，信念永存。沂蒙精神作为新中国历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时至今日仍然迸发着耀眼的进取之光，仍然在提携着一代代的沂蒙人力求上进，为党和人民贡献沂蒙力量。步入新时代，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更应当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沂蒙精神和“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重要指示，结合新时代新理念不断拓展丰富沂蒙精神的革命内涵，让沂蒙精神进一步深入人心，给予新时代新青年奋进拼搏的血脉力量，融入建设之路、强国之路、复兴之路，成为助推新中国翱翔天际、凌空而起的精神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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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3页.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黄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