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书信见证八路军川陕运输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馆藏有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及副处长李华分别于1940年底至1941年初写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宝鸡转运站负责人史唯然的3封书信。本文结合档案资料和回忆录等材料，从分析信件内容入手，着重考察抗战时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驻陕办事处构建川陕运输线，开展物资运输及人员转送的情况。

背景概况

全民族抗战初期，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是国共两党间政治与军事联络的窗口，也是为抗日前线和陕甘宁边区运输物资的枢纽，其中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陕办事处（即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凭借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成为运输线上的重要节点。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军政部驻陕军需局、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等机构设在西安。为方便领取军饷、军需品，采买、转运物资到延安和抗日前线，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设立经理科，经理科科长兼任八路军西安兵站站长。为高效地完成运输任务，经理科设立运输股，并于1937年10月成立了八路军第一支汽车队，后通过第二战区调拨、苏联援助及购买等方式，至1938年拥有不同类型汽车22辆。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运输任务最为繁重之时，这些汽车连同租用的商车最多约有120辆奔驰在不同的运输线路上。驻陕办事处开辟的运输线路主要有3条：北线向北经三原、宜君、富县到延安。东线经潼关、渑池，渡过黄河到山西垣曲，潼关、渑池和垣曲都有负责物资接转的八路军兵站等机构。西线有两条，一条向西北方向经咸阳、乾县、长武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至兰州，接取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和新疆办事处筹集的物资，以及苏联援助的部分物资；另一条向西南方向经西汉公路或陇海铁路到宝鸡，再由川陕公路到重庆，通过重庆办事处与中共南方运输网相联系。为协助开展物资转运工作，驻陕办事处在西安北关、咸阳长武、宝鸡、三原、广元等地设有联络站或仓库。

1938年11月，针对广州、武汉陷落后的物资运输问题，周恩来、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拟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设立的交通网分为西北、西南、海上3个中心。西安是西北交通网中心，负责联络西北、华北及中原；桂林是西南交通网中心，负责联络东南、西南；香港是海上交通网中心，负责联络沿海及海外；重庆则负责联络3个中心①。1939年1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正式设立，并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合署办公。为执行运输任务，重庆办事处设立运输科、汽车队，下设土湾仓库和小龙坎修理厂，以归国华侨为司机，装备汽车10余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下，重庆办事处担负起统筹南方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开展物资运输等任务。它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贵阳交通站、衡阳交通站、韶关办事处等共同构建起覆盖南方各省的交通网。就运输路线而言，经重庆到成都、绵阳、宝鸡，可与西安、延安相联系；经重庆到贵阳、桂林，至衡阳、韶关抵达香港，可与海外相通；经重庆到贵阳分道昆明，至缅甸可与南洋联系；由衡阳分道向东，可进入江西、浙江，与东南局和新四军联系②。重庆办事处经常协同南方各办事处、交通站联合执行运输任务。如1939年4月，协同贵阳交通站从贵州黄平弹药库领取军需署拨发的10吨弹药，运往延安和抗日前线。同年5月，与香港、桂林办事处联合开展物资抢运，安排人员在越南河内和中国广西凭祥、河池等地分段接运，用近5个月时间，把在越南购买的7000加仑汽油和一批车辆、电讯器材及华侨捐赠物资经重庆转运至延安。

为保障物资运输工作的开展，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驻陕办事处在重庆至西安近1500公里的漫长运输线上，设立多个联络站（转运站）和仓库。《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一个公开报刊。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成都设立发行组，之后发展为《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成都设立的半公开联络点。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立后，《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成为八路军运输车队的重要落脚点。同年11月，驻陕办事处交通发行科科长许光庭护送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代表返回重庆，途经成都时就住在成都分馆附近的太平洋饭店。罗世文（后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曾以重庆办事处驻成都代表身份开展工作，他经常组织党团员骨干或爱国青年乘坐重庆办事处的汽车前往延安。如1939年11月，时任成都《大声周刊》《星芒报》编辑的胡绩伟就是到太平洋饭店，乘坐八路军运输车去延安的③。1940年初，朱德女儿朱敏也是在成都分馆的安排下，装扮成护士，乘坐送往陕甘宁边区的救护车去延安的④。由此可见，成都分馆在接待运输车队和帮助转送人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成都出发沿川陕公路经剑阁、昭化可达广元。广元地处嘉陵江上游，与陕西、甘肃接壤，是嘉陵江可通航的起点，也是嘉陵江水运与川陕公路转运的枢纽。1938年底，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派遣工作人员赵孟明、王荫圃到四川选址设立联络站，接转从重庆运来的一批弹药。赵孟明选择了毗邻广元火车站的一处农家院落作为联络站，负责重庆与西安之间的物资往来运输，兼顾联络川军及掩护川北秘密党组织的工作⑤。1939年，赵孟明等4名工作人员费时近3个月，将由嘉陵江水运到广元的5000箱弹药储藏在联络站院内，分批用汽车运至宝鸡，再通过火车运往渑池兵站。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相关资料显示，1940年南方局曾设立两条从重庆至宝鸡的秘密运输线，其中一条以重庆十八梯为起点，在邻水、广安、渠县、达县、通江、南江、广元、宝鸡设立交通站，以巴山石墨公司采运石墨为掩护，转送人员和物资⑥。该路线也选择广元作为转运点，足见其在川陕交通线的重要性。

越过七盘关进入陕西境内，经宁强、勉县、留坝等县即可到达宝鸡。宝鸡是抗战时期连接西北和西南的交通枢纽。1936年底，陇海铁路通达宝鸡，加之川陕、宝（鸡）平（凉）干线公路的竣工，从宝鸡往南可入四川、贵州，往北可进甘肃、宁夏、青海。之后伴随沿海、中原工厂内迁，宝鸡逐渐成为西北物资集散地和战时军需民用物资供应地。国民政府将负责军需后勤的一些机构设在宝鸡，驻陕办事处就经常到这些机构领取弹药、被服等物资。1938年底，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后方办事处从渭南迁往宝鸡虢镇。该办事处由高崇德（吕正操妻子）担任实际负责人，受伍云甫直接领导，负责为抗日前线筹集运送军需物资⑦。此外，1939年，重庆办事处在宝鸡神农镇茹家庄设立转运站，该转运站有十几人，在建制上属于重庆办事处管辖，其仓库则属驻陕办事处管理⑧。宝鸡转运站负责人史唯然曾在宝鸡、凤翔一带开展过秘密工作，熟悉川陕两地情况，在协调开展物资运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为完善川陕交通线，驻陕办事处除通过汽车队运输物资外，还开辟了商车运输途径。1939年春，驻陕办事处派与办事处关系密切的西安商车经理李雅轩到重庆申请营业执照，成立春发汽车商行。该商行名义上由李雅轩任经理，但实际上是由史唯然、驻陕办事处工作人员王政参与运营管理。春发汽车商行在距离宝鸡转运站仅几里地的益门堡设车队，以川陕间商业客货运输为掩护，为驻陕办事处运输物资、筹集经费、捎送书信文件等，是辅助宝鸡转运站开展物资运输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封书信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馆藏的这3封书信均为一级文物，是由抗战初期在八路军驻南京、武汉、重庆办事处从事物资运输工作，后组建西安情报处并任处长的王超北捐赠的。收信人史唯然（1902—1955），陕西子长人。1925年春，经谢子长、李象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参加清涧起义。起义失败后投身兵运，历任中共陕西省委、陕南特委军委、上海中央局交通员。1935年在上海被捕，押至南京首都反省院。全民族抗战初期，经周恩来、叶剑英保释，由王超北迎接出狱，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副官。此后，史唯然历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招待所主任、副官长，重庆办事处总务科科长等职。1940年夏，调任宝鸡转运站负责人。因宝鸡转运站仓库存有大量物资，需要分门别类归纳清理，所以重庆办事处决定由史唯然和对物资情况比较熟悉的王超北，共同负责物资清理工作。这也从侧面解释了这些书信最终由王超北保存并捐赠的原因。书信具体内容如下：

唯然同志：

一、兹派我处警卫员石作祥、王茂山帮助押车，受闫志广指挥，每到一地应担任守车之任务，防止奸人破坏车辆。请接洽并详细给以指示，他们来回伙食均已发给。

二、带上护照（军用证明书）十本（千张），请要闫志广妥交钱处长。

三、毛中夫君是蒋委员长亲戚，搭我们车回重庆，请接洽。如车不去重庆，则可送他去成都。伙食用费等他自己已筹足。他曾在晋察冀抗大分校毕业，并同情我方。请嘱押车人员注意照顾和帮助，勿随便谈话，务须给以好影响。

四、送重庆的书籍请分装各车，夹在货物中装去以免麻烦。此事请与我处押车副官商处。

五、钱处长说，将送八百加仑油料存广元。各车汽油，由宝鸡只发至广元。请询问此次装油之车，广元实到了若干油，以便核发。

六、军面十袋请顺便捎至广元联络站。

七、汽车何日开行？有几辆？8403号是否开回重庆？均请来信告知。

八、其余的汽车最好买一些草遮盖起来，以免下雪时冻坏及暴露目标。

此致

敬礼

伍云甫、李华

1940年12月27日

唯然兄：

最近渝办派了一辆汽车，装有四百加仑汽油。据周副部长来电，该车可请装火车上在咸阳下车，请催运输延安，希阅明。该车押车军人须将护照等弄完整，免生麻烦。如随车带有人员，亦可随去，不必赶回西办。

林伯渠

1941年1月20日

唯然同志：

二月廿七日来函及汽车运输详细表均收到，炊事员即可补充你处。仓库管理教育仍请多予帮助和指导他们。据我处管油的同志检查，上次由广元运来的七百五十加仑汽油，每大桶均不够数，共约少去了四十五加仑左右。请你顺便考查送油途中的情形如何？是否被人偷了油？柴油问题由我处负责电知钱处长。上次去广元的二车运费千四百元。除养路费及什用外，我已要汤池同志交还渝办，以便你处统计运费。据说已由超北同志将此款接收。请注意登记归账。

接渝办电，已于二月廿五日开来一汽车，到宝鸡请即办理回渝手续，并酌装货物。我处有数人去渝，并有重要东西送渝，请准备一下，并将车回日期先时告我。

余由谢春霖同志面谈。

敬礼

附重庆寄你信件

伍云甫

1941年3月1日

内容分析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在战略要地、交通枢纽位置设立公开的办事处、交通站，并以此连接而成转送物资和人员的运输线。上文中所示3封书信的内容，就是对川陕运输线的直观注解。

首先，这些书信反映了川陕运输线上各办事处、转运站和联络站在物资运输方面的紧密联系。广元联络站、宝鸡转运站及驻陕办事处储存了重庆办事处运来的大量汽油，并根据各方需求适时予以转运。除信中所示的这些汽油来往运输外，1941年2月，叶剑英、叶季壮等在致周恩来和伍云甫的电文中，也曾要求驻陕办事处速将计划送往延安的200加仑汽油送至重庆办事处，以便让两部因缺油而无法使用的汽车重新运转起来⑨。除汽油外，宝鸡转运站还储存了大量其它物资。如1939年初，在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的指示下，王超北赴香港购买了道奇卡车、汽车零配件和无线电通信器材等数十吨物资。这批物资从香港经越南海防运往重庆，后转运至宝鸡，这也是王超北对宝鸡转运站物资情况熟悉的重要原因。

其次，川陕运输线还承担着人员的转送任务。1940年2月12日，国民政府明确规定，为增进战时运输效能，节省人力物力，各军事机关、各部队所属军车，调供军运之路车商车，除卸空驶往附近停车地点及由停车处驶往附近装运地点外，一律禁止空车行驶⑩。因此，两个办事处往来川陕之间的车辆，转送人员成为一种常态。同年4月，周恩来和几十名随行人员从延安赴重庆，先从西安乘火车到宝鸡，随后乘坐宝鸡转运站的卡车经川陕公路到达成都。在成都期间，周恩来还专程看望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工作人员⑪。1940年底，茅盾从延安到西安，乘坐驻陕办事处的汽车到宝鸡，再沿川陕公路前往重庆。他根据路途见闻写下的两篇散文《秦岭之夜》 《拉拉车》，就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川陕公路上的运输情况。由此不难理解，伍云甫会在信中请史唯然嘱咐押车人员，注意照顾和帮助搭乘驻陕办事处汽车回重庆的毛中夫，鉴于毛中夫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要从统战的角度出发，“给予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