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中国中医药事业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关于健康和养生的智慧与经验。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中，周恩来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守正创新。他不仅高度评价中医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还经常具体指导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方向，为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高度评价中医学

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的对于生命健康的认识，体现着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周恩来对中医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与认识。

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就十分信任中医，经常用中医知识治疗疾病。长征期间，他在云南境内突然病倒，连日高烧不退，李治医生检查后认为是痢疾引发的肝脓肿。该病死亡率高，但行军期间没有手术条件，治疗十分困难。后来，李治采用“穿刺引脓”与“冰敷”的中医疗法并辅以中药汤剂进行治疗，使周恩来最终痊愈。①全民族抗战时期，周恩来与重庆、延安知名中医王文鼎、李鼎铭、李振三时常往来交流。新政协筹备期间，他在为政治协商会议起草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手稿中提出要“团结并教育全国可用的医生、护士及一切卫生人员，改造旧医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格外重视从人民实际需要发展中医药事业。他多次谈及中医学的历史地位，认为中医学是能治病的科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生活在人民中，与人民有多少年来的接触”，所谓中医“不是指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不是指以阴阳五行来治病的。事实上，中医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②。1955年10月7日，周恩来会见印度卫生部部长考尔夫人时，向外宾介绍：“中国的中医大夫数量很大，中医历史很悠久，如果加以整理，对人民有很大好处。”11月8日，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对于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无论是音乐、歌唱、戏曲、舞蹈，甚至乐器，都应该同中医一样，需要研究提高，找出规律。”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重视西医、轻视甚至排斥中医的倾向。为此，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医的重要性，指出要“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周恩来也多次强调要尊重和关心中医工作者。1956年1月，他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作报告指出：“有少数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知识分子，例如一部分戏曲艺人、国画家和中医，目前收入比较少，这种问题也应该由主管部门另行设法解决。”1957年六七月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针对不尊重中医的问题作出指示：“在医药卫生人员中，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应该坚决克服这些缺点，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根据党中央关于成立中医研究机构、对中医中药知识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指示，1955年卫生部决定筹建中医研究院。周恩来亲自从各地选拔、调集了几十位知名医生组成中医研究院的中坚力量，前述王文鼎、李振三等老中医也应邀进入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周恩来还为研究院书赠“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题词。

周恩来不仅肯定中医学的历史地位，也格外关注中医药服务于人民健康的问题。1950年1月28日，他提出要在老根据地“帮助中医学习，设立中药铺”以保护群众健康。同年秋，在政务院发布的种痘指示中，他高度肯定河北通县等地发动中西医一同进行的种痘运动，希望各地学习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天花。1969年8月全国卫生会议期间，他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指出，医学发展要“与中国实际结合，树立雄心壮志，创造新中国的医学”。在经过数次座谈会了解群众的医疗困难后，周恩来指示建立防治流脑办公室、老慢支研究室等，推广中医药技术。1970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外宾时谈道：“中国中医有很好的传统，但发扬中医传统仅仅是开始”，应当在具体实践中发展中医。

周恩来的相关重要论述不仅明确了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有力推动了中医学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步伐。

指导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周恩来不仅高度评价中医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还从坚持中西医团结、中医人才培养等方面指导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一）推动贯彻中西医团结的方针1950年8月，国家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工作方针。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听取全国卫生会议报告时指：出：“中西医团结搞不好，对广大群众损失很大。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今天中国在这方面的实际是：广大群众患了病没人治，因之，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小孩子。共产党不是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就可变成医生。现在全国中医有九万多人，西医才有二万人，人数比例相差很大，老百姓又迫切地需要医生”，“因此，在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医生和医生少，西医更少，而中医又能治好一些病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在目前的过渡时期，我们就需要团结中医和改造中医。首先是团结他们，把他们的积极因素发扬出来，把消极因素去掉”，“中医是要改造的，但首先是团结中医，因为只有接近了他，才能改造他”③。在党中央对于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下，中医大夫受到广泛关注。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指出：“我国有几十万中医散布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这一重要论述，引发与会者的极大关注。据参会代表回忆，广东组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最热烈的议题就是中西医团结问题。

周恩来还多次提出辩证地认识中西医的关系，推动中西医团结。1950年9月8日，他在政务院第94次会议讨论时指出：“中医是中国土生的，它有治病经验，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但医理没有西医科学；西医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主张，要使“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并推动中西医的团结。1959年1月3日，他为纠正一些人在中西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再次对卫生工作作出指示：“普遍号召中西医团结，西医学习中医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统一中国医学的捷径。”在他的指导下，有关部门于1月2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为纠正轻视和排斥中医药的错误观点作出有力引导。

此后，周恩来不遗余力推动中西医团结方针的贯彻落实。1965年2月21日，他在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卫生工作规划时指出：“不要强迫西医学中医或中医学西医，应是自觉自愿地去学。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防病治病。”1969年8月15日，他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时又指出，“在卫生界，对中西医都有迷信，对西医学、中医学都要批判地接受，理论联系实际”，西医要与传统中医药相结合。1970年7月2日，约见卫生部有关负责人时也提出：“中西医要融会贯通，要闯出一条中国新医学的道路来。”

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和推动下，中西医团结的方针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71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期间，多次接见与会代表，就中西医结合问题发表意见，指出：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由此，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工作五年规划。工作规划中指出有关部门与工作人员要“致力于培养出一支西（医）学中（医）的骨干力量、总结出一些中西医结合防病治病的实践经验、理论研究要有新的发现和进展”④。在党中央的关心指导下，各地纷纷展开以中西医团结为基本原则的“中草药运动”。例如，陕西中医研究所组织28批科研和医疗团队在丹凤、黄龙等11个县和8个工厂进行科研和巡回医疗，山东乐陵县医院以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中草药剂型改革和临床应用，广东韶关地区结合防治农村常见病建立起中西医结合的四级协作网，贵州思南县组织群众开办土药厂自制药剂。周恩来等领导人对于中西医团结的坚持，有力推动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提倡培养中医学人才

周恩来鼓励建立中医教育新体系。他提倡中医带徒弟的做法，也号召成立在职中医学习班。1951年12月，卫生部颁发《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先后成立17所中医进修学校和101个不同门类的中医进修班，初步建立起中医教育培养体制。为集中人才以推动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周恩来指示卫生部选调一批中医名家进京，秦伯未、蒲辅周等享誉南北的医者被委以重任。

同时，一批中医学教学机构纷纷建立，1956年初，周恩来在召见卫生部负责人时指出：“光带徒弟是不够的，还得办中医学院，先在东西南北各办一所。” ^（5）8 月，他代表国务院在一份给高教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分别成立四所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初建时，因师资、校舍等条件薄弱，办学遇到了困难。有关部门打算将该校迁至条件较好的南京。此举引起了北京中医界和部分师生的反对。周恩来得知事情原委后，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认真分析搬往南京和留在北京的优缺点，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最终决定中医学院仍留在北京办学。周恩来还对培养方针和办学经费等问题作出批示，使北京中医学院克服了困难。

（一）推动实现中药现代化

此后，全国各地逐步建立中医学院，截至1958年，已有中医学院13所、中医学校100余所。1960年，一些中医学院还组建了中药学专业，3所西医院校也设立了中医系。中医学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得到了科学有序的发展。1962年，为贯彻中央精简精神，卫生部拟定对全国23所中医学院进行精简缩编，只保留北京、南京等地的5所中医学院。有医者向周恩来写信反映此事，他当即指示：“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在后来召开的教育系统精简大会总结会上，许多中医学院被保留下来。到1966年，全国共有中医学院21所，在校学生1万多人。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医学科不断发展壮大，我国逐步建立起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中医教学人才队伍。

周恩来提出要对传统中药制剂进行改革，向剂量小、毒性小、副作用小和高效、速效、长效及生产、运输、贮存、携带、服用方便的“三小、三效、五方便”方向发展，实现中药现代化。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中医药事业获得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医纷纷向国家“献方”。1954年，河北开展了访求民间良医和秘、验、单方的“访贤采风运动”。此后，各地也开展大规模献方验方运动，福建率先整理出版《中医验方》一书，陕西、支持中医药创新和推广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创新。周恩来也坚持中医药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方针，关心中医药在具体技术实践中的创新应用和宣传推广。

安徽等省收集的中医验方著作也相继出版。

1969年8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指出：“中国过去治病用草药，草药和化学药品应结合起来。民间传下来的好办法，都要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研究提高，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972年2月6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医疗卫生红旗单位时，在了解到神木卫生学校学员跑遍境内各地寻找中草药的事迹后，他鼓励广大医者学习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的精神：“今天的李时珍总比明朝容易，交通发达，可以到各地去找。” ⑥

中医药在畜牧业方面的应用也得到周恩来的关注。在农业部召开的全国民间兽医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恩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中兽医古籍整理、名老中兽医经验总结和民间兽医经验采风等工作。根据这一指示，河南、陕西等地出版《河南中兽医临床药方集》《兽医中药处方汇编》等专著，揭开中兽医学复兴的序幕。1956年9月3日，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民间兽医座谈会，鼓励搜集、研究中兽医验方。1957年，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编写出版《中兽医验方汇编》《兽医针灸汇编》，甘肃、陕西等省也整理出版了兽医验方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