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思考

陈云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长期负责财政经济领域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既符合我国国情又推动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工作思路和理论观点，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新时代新征程，全面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陈云经济思想的内涵要旨，从中总结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道理学理哲理，对于从经济视角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和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准确把握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探索适合现代化建设的经济运行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推动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转型的两大重要经济运行体制。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它们在一定时期内都呈现出各自的优越性，但同时暴露出一些缺陷和不足，对生产力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造成了损害。

如何准确把握计划与市场间的辩证关系，发挥二者优越性，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运行体制，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陈云在探索适合现代化建设的经济运行体制过程中，既不完全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完全认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准确地分析研判计划与市场间的区别、联系和作用，逐步形成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的深刻认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针对刚刚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单一的计划经济运行体制，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特色鲜明、独具匠心、贴合实际的经济建设观点。他认为事无大小巨细，统统计划不行。“苏联十月革命后，市场完全死了。我们今天也把市场搞得很死。若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天下就会大乱。”①他主张吸取苏联模式的教训，采取“大计划，小自由”的方式。“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总之，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②在党的八大上，面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陈云结合具体的经济工作实践，进一步阐述了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在这一时期，他初步认识到单一计划体制的弊端和市场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作用，改变了过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只能有计划的看法，在一定层面上对供求关系、货币关系、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市场调节机制给予肯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审慎分析比较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长短优劣，在20世纪50年代正确思路的基础上，继续探究计划与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没有教条地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也没有被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西方自由市场理论所束缚，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计划与市场这二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影响和作用，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论断。他首先肯定计划的必要性，认为“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③。但也明确指出后来的苏联和中国都没有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行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有关原理进行创造性发展，导致计划经济出现了各种缺陷和不足。尤其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调节作用，“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④。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第一部分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③他将这一理论观点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他还对此进行了十分生动形象的阐释：“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

无论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理论观点，陈云始终从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市场调节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发挥作用，使经济在宏观上得到控制，推动计划与市场相互结合，发挥各自长处，克服各自短处，从而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和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为之后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合理安排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探索适合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发展方针

工业化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和首要指标。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把工业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力求工业经济总量在国民经济指标中居于第一方阵。然而，没有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的稳定发展，工业建设的全面推进则难以想象。

工业与农业关系的好坏，不仅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更关系到人民的生产生活。在大力推进工业建设的同时，如何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陈云在探索适合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方针的过程中，明确把握二者间的依存关系，没有因为工业建设而忽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始终把发展农业看作是头等大事，反对脱离农业生产水平的经济建设方针，主张工业建设规模要与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按合理比例协调发展。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陈云便敏锐地意识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③在他看来，实现工业化首先需要农业的发展，尤其需要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市场、原料和资金积累。组织编订“一五”计划时，陈云再次强调农业对于工业生产与发展的重大意义。“农业生产供应全国人民的食粮。同时，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工业产品又占目前国家工业总产值的 50% 以上；而且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绝大部分也是农产品出口换来的。因此，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③在这一思想认识的指导下，“一五”计划对于我国工农业生产作出较为合理的安排，明确规定：“1957年比195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将增长 98.3% ，即平均每年递增14.7% ；五年内，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增长 23.3% ，即平均每年递增 4.3% 。”@从执行结果来看，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速基本维持在4：1的区间内，与计划数基本吻合。“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国民经济比例也较为平衡、协调。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陈云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张作计划、订指标都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合理确定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投资当然仍占多数，但轻工业和农业投资的比重要增加，为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也要增加。这样，工业建设的速度一时看来似乎是慢了，但实际上不会慢，可能加快。”①他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建设的规模不能超过农业生产水平的可承受范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陈云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强调，在一个农业占比很高的人口大国，农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经济因素，农业对工业建设规模的约束作用不会轻易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客观经济事实。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农业生产的现实能力的基础上。一切经济工作都不能离开农业这个基础。在他的心目中：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②

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陈云依旧高度重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主张进一步增加农业投资，摆正农、轻、重的排列次序，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争取把农业搞上去。“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 ，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③他还进一步从理论高度进行阐释：“‘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③“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①

陈云对于工业与农业关系的理论观点完全符合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国情，对于探索制定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发展方针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有利于当前进一步科学把握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出发来看问题、想办法、作决策。同时，这些理论观点对于进一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仍然具有可借鉴的时代价值。

三、全面考察国力与规模的平衡关系，探索适合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发展路径

国力与规模的关系，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发展中如何平衡国力与规模的关系，成为决定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新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迫切希望改变当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尽快地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陈云没有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接连胜利而盲目乐观，在面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倾向时，保持了清醒、冷静与理智，坚持从国情出发来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系统地提出综合平衡的发展思想，主张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必须和国力相适应，确保社会再生产的协调发展，保持生产与消费、供求与需求之间的平衡稳定。

陈云明确反对经济上的“冒进”主张，认为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如果经济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不会稳定；如果经济建设的规模与国力相适应，国民经济就会稳定下来，并能够获得增长。他还进一步阐释：“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①在他看来，经济建设规模与国力能不能平衡，是关系到生产、生活和扩大生产之间能否运转顺利的大事情，必须处理妥当、计划到位，决不能不顾实际条件的“蛮干”

在此基础上，陈云还从财政政策、物资分配、购买力和供给力、农业生产状况等方面论述了确保国力与规模保持平衡的一系列具体思路：一是必须保持财政收支与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这样就不会发生依靠财政赤字、信用膨胀来支付建设资金的情况，也就制约了投资膨胀，经济发展也能够保持稳定。“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二是必须保持建设规模与物资供应的平衡。物资供应必须执行“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原则，严格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再基建的顺序排队使用。在他看来，这样的排队很有必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是兼顾民生和建设需要的合理安排。三是必须保持人民购买力和可供应消费品之间的平衡。人民购买力的增长幅度应与可供应消费品的增长量保持相对平衡，如果二者无法保持平衡，则必然出现物价波动，导致经济局势的不稳定。

四、正确认识国内与国外的融通关系，探索适合现代化建设的对外开放政策

四是必须明确农业对建设规模的约束作用。“我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的比重将来会增加，农业生产也要发展，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此外，他还强调，要保持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能只看当年，必须放眼长远，做到“瞻前顾后、前后衔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经济建设的大起大落、陡升陡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